7月20日至26日，纪录片《文学的故乡》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这部作品讲述当代作家如何把自己的故乡转化为文学的故乡，创造出独特的文学风景：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乡村，阿来的嘉绒藏区，迟子建的冰雪北国，刘震云的延津世界，毕飞宇的苏北水乡。这些知名的文学风景与作家的故乡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文学的故乡》称得上一场精神探险。

　　每位作家都背负着自己的大地河山、草木四季，故乡是作家出发的原点

　　迟子建说：“我笔下的人物出场的时候，他背后像驮着一架山。”她的故乡矗立于冰雪北国，雪野、白桦林、冰封的黑龙江和松花江，“我文学的根就是冰雪根芽”。

　　阿来的故乡盛开在山原，从草地、森林、灌木到草甸，大地的阶梯逐渐升高，每升一级就上演不同的地理形貌、植物花卉，“整个川西北高原——如果我不能说是整个藏区的话，我都把它看成是我的故乡”。

　　贾平凹的商州隐藏于山势连绵的秦岭，“一条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了长江黄河，统领着北方南方”。

　　刘震云的故事停泊在一马平川的黄河边，河南新乡延津西老庄，一个普通的平原村庄，“故乡在我脑子里的整体印象，是黑压压的一片繁重和杂乱”。

　　毕飞宇的故乡是苏北水盈盈的河网、黄灿灿的菜花，虽然他自称没有故乡，但“只要我在那个大地上书写过，我就有理由把它称作我的故乡”。

　　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则是胶河岸边一片低洼的土地，夏天是青纱帐，秋天是高粱地，那是地球上“最超脱最世俗”“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每位作家都背负着自己的大地河山、草木四季。故乡是作家出发的原点。

　　在《文学的故乡》里，我坚持请求每位作家回故乡，就是希望作家重返现场，回到真实空间，情有所动，心有所感，触发自然而内在的反应。

　　纪录片的现场是神圣的。跟随作家回故乡是《文学的故乡》里最珍贵的影像。

　　莫言：把高密东北乡当中国来写

　　莫言说：“作家的故乡并不仅仅是指父母之邦，而且是指作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乃至青年时期的地方。这地方有母亲生你时流出的血，这地方埋葬着你的祖先，这地方是你的血地。”故乡这片“血地”就是文学发生的现场。

　　莫言回到山东高密平安村那个出生的小院，讲述从窗户里可以看见洪水野马一样流过；回到滞洪闸观看野草疯长的桥洞，那是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诞生的地方；回到胶河小石桥，那是小说《红高粱》的故事发生地，也是电影《红高粱》外景地。当年写到高密的什么地方，他会骑上自行车去看看，回来直接写进小说。

　　高密东北乡不是自然的风景，而是文学的风景。莫言说：“我这个高密东北乡，刚开始写的都是真人真事，真河真桥，后来有了想象和虚构，森林、丘陵、沙漠、大河、山脉，什么都有了。高密东北乡，我是把它当中国来写的，精神的故乡，文学的故乡。”

　　我们跟随莫言来到长岛，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主动向当地朋友敬酒：“这次长岛之行圆了我40年前的一个梦，也是来表达我对长岛的感谢。因为没有对长岛的想象，就不可能有我的处女作。”在这里，他意外遇见一位朋友的弟弟，了解到这位失踪多年的朋友的下落。这次会面为小说《等待摩西》提供了一个精彩结尾，几乎是纪实的。我见证了一部小说的发生现场。

　　贾平凹：根要扎在商洛那个地方

　　沿着曲曲折折的山道一路爬升，秦岭并非陡峭的山峰，而是连绵的群山，山谷里安卧着一个个村庄。车到一片开阔的谷地，一缕炊烟从屋顶升起，贾平凹下车走了过去。一位农家大嫂迎出门来，贾平凹三句两句便与大嫂拉上家常，还帮着炒菜做饭，又跟附近一位盲人老汉聊了好一阵，好像街坊邻居。

　　贾平凹不拍照，不做笔记，随便聊一聊，就有大的收获。自从意识到创作需要一个根据地，贾平凹就把商洛走了一遍，这就是《商州初录》的由来。

　　陕西棣花镇已经是一座旅游小镇，而贾平凹就是旅游的核心资源。棣花镇最热闹的清风街原是棣花老街，按照小说《秦腔》的描写打造成旅游点。贾平凹刚到清风街，一位摊主就握住他的手，拉到家里喝茶。这位摊主叫李百善，正是《秦腔》里会计上善的原型。他拿出一本《秦腔》，翻到279页说，“老贾在小说里说我是清风街的人精，这是真实的”。 旁边是密密麻麻的注释。我们还见着了小说《高兴》原型刘书征，他现在索性自称刘高兴了。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山本》已从商洛转移到秦岭，他说：“根要扎在商洛那个地方，再扩大到整个陕西，扩大到河南、湖北、山西、甘肃，周围这一圈。把这些材料又拿回来，就像我把前线的东西用车运回到我老家一样。后来慢慢地扩大到整个秦岭地区。”

　　迟子建：世界是一个小小的北极村

　　到了迟子建的故乡漠河北极村，才明白什么是极寒。她全然忘了零下42摄氏度的寒气，情不自禁地躺在雪地上，孩子一样欢呼：“哎呀，你看这天空，看看我们兴安岭的天空，这么的蓝，这么的透明。然后白桦树、树冠在顶端。这是雪浴，真是一种清凉的感觉。”刹那间，我仿佛看见《北极村童话》里的小女孩。

　　迟子建小说里出现过的马爬犁，原是林区的主要交通工具，现在成为民俗表演项目。我想借用马爬犁的意象，让迟子建驶回童年，驶入文学。拍摄那天早晨，羽绒服如同单衣，摄制组每人都配备专业御寒服，摄影机也贴上暖宝宝。迟子建一来就把爬犁上的被子换成野草，车夫鞭子一甩，“驾”的一声，白马快跑，身着红色羽绒衣的迟子建成为雪原上一道流动的风景。摄影师大飞乘坐另一辆马爬犁，捕捉奔跑中的迟子建。速度就是温度，鼓动如针的风毒辣地刺向脸颊。两个小时过去，迟子建的脸已皴了一片。我宣布马爬犁拍摄到此结束，迟子建看见大飞意犹未尽，毅然决定再来一条。北极村3小时高寒拍摄最终在纪录片里浓缩为48秒。

　　迟子建说：“当我童年在故乡北极村生活的时候，我认定世界就北极村那么大；当我成年以后，到过许多地方，见到了更多的人和更绚丽的风景之后，我回过头来一想，世界其实还是那么大，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北极村。”

　　阿来：阅读马尔康大地上每一条河流

　　辞别迟子建，我们直奔成都，跟随阿来回阿坝嘉绒藏区的老家。当时春节将近，山川萧瑟。一路掠过汶川、北川，从山路绕过一道钢丝浮桥，对面便是马塘村的阿来老家：一座藏式小楼矗立在山脚下，梭磨河飘带一样缠绕在门前的田地上。阿来走上小楼，给父母献上礼物，久未见面的妈妈喜极而哭，把头倚在儿子肩上。

　　阿来曾长时间行走在马尔康大地上，阅读每一条河流，每一道山谷，探访18家土司的故事，甚至还见过土司后人。但他没想过写小说。《尘埃落定》是无意中飘来的小说。写完小说，阿来就离开故乡，前往成都谋生。

　　拍摄过程中，我惊讶于阿来丰富的植物知识，他能轻松地辨认一路上随机遇见的植物，甚至还能说明什么科什么属什么特性。这只是一个“非功利的爱好”，但他对生活的好奇却是一种巨大的生命能量。我们爬上海拔4400米的高峰，遥望四姑娘山的幺女峰，阿来说起当时正在准备创作小说《植物猎人》，这次来就是一种沉浸的过程。事实上，他已经扮演了植物猎人的角色。后来，他却先写了《云中记》。

　　阿来本色是诗人。如何在草原捕捉诗的意境？经多方打听，我听说一片草甸湿地，早晨可能会有白雾。那天，我们凌晨4点出发，赶到草甸，一丝亮光从朦胧的夜色里透出。机位选准，遥控飞机备好，红霞已然透亮。阿来走进草甸，在雾中若隐若现，一片朦胧的诗歌之境。

　　刘震云：塔铺河边的一幕非常重要

　　到延津拍摄刘震云已是秋天，塔铺中学校园里落叶满地，凉风乍起。就在当年的教室里，刘震云谈起在塔铺的生活：1978年，他从部队复员，来塔铺中学做临时教员，也准备高考。在玉米地看书的时候，他发现一位农村姑娘在河边梳妆，晚霞照亮了河水，也照亮了姑娘的脸，“河边这一幕对激发我写《塔铺》是非常重要的”。塔铺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也是文学的起点。

　　老庄是黄河边上一个普通的村子。走在老庄街上，刘震云不停地跟乡亲打招呼。我从这些面孔里辨认着六指、瞎鹿、孬舅、猪蛋、白石头、杨百顺的面孔，他们从《故乡相处流传》《故乡天下黄花》《一句顶一万句》等小说里走出，也许还在这片土地上游荡。出了村口，看见一座养鸡场。养鸡人姓步，不是老庄本地人，他当即表扬了从微信上读到的刘震云在北京大学的演讲。老步点评道：关键是收尾收得好，开头就说吃的，结尾又回到了吃的。刘震云也有些意外，连忙称赞老步有文化。

　　老庄是刘震云文学的故乡。他说：“从老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从这个世界来看老庄，那是非常不一样的。从老庄出来的一个作者，当他走的地方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会深刻地认识到，老庄就是世界的整体，它对世界有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因为他们的情感跟全世界人的情感是一样的。”

　　毕飞宇：水在水乡人的身体里

　　最有戏剧性的是毕飞宇。他原本不愿回到出生的村庄，无奈只好找一个相对古朴的村子拍摄。然而，毕飞宇在村里漫步一圈，沉默不语，若有所思。突然，他扭过头说：“还是去杨家庄吧。”江苏杨家庄就是他出生的地方。在一个模拟空间里，他找不到自己的童年。

　　30年别离模糊了记忆，毕飞宇努力打捞起来的碎片无法拼接在一起。左问右寻，在一片河湾前，他似乎找到了记忆的版图，却无法印证。他疑惑地四处打量，突然拍了一下脑门，“啊”的一声转过头去。摄影机取景框里，毕飞宇从特写走到中景，男子汉宽厚的背部微微抖动。摄影师大飞一动不动，稳稳地盯着背影，唯有鸟儿自在鸣叫。长达1分40秒的静默之后，毕飞宇转过头，擦了一下发红的眼圈说“就是这儿”，走出画面。顺着他走去的方向，我看见四个生锈的铁字：杨家小学。那是他出生的地方。

　　毕飞宇小说的许多故事发生在王家庄。王家庄是虚构的，并非江苏兴化地图上的真实地名。但以王家庄为背景的小说里却出现了真实地点：《地球上的王家庄》里的男孩划过大纵湖，《玉米》主人公玉米、《平原》主人公端方都曾生活在中堡。在大纵湖，毕飞宇讲述了捉虾捕鱼的日子，“我们这一代所谓的水乡人，水不仅仅是在湖里面，水也在我们的身体里头”。

　　如果离开自己的土地、漠视生命体验，作家只是写作工匠

　　《文学的故乡》拍摄六位作家，按照工业化制作模式，应该至少三个导演组，分头并进。但最终我还是选择了最原始的手工作坊方式，一个导演、一个摄影从头拍到尾。六位作家，六座高山，我要一座一座攀登、品味、思索，留出足够的耐心、韧性与节奏。这并非我纪录片生涯中制作周期最长的一部作品，却是我个人投入心力最多、耗时最长的一次审美之旅。这种紧张、焦灼、兴奋与疲劳交织的纯粹时光，沉淀为生命里一道深深的刻痕。

　　我们的摄制组是一支“美学收割队”，零下42摄氏度的北极村，海拔4400米的巴郎山，油菜花盛开的苏北水乡，高粱红透的高密东北乡，秦岭深处，黄河岸边，一路收割现场，收割季节，收割美学。

　　我相信，每一位作家都是被命运选择的人，都是一片土地的代言人。与其说作家选择了土地，不如说土地选择了作家——高密东北乡选择了莫言，秦岭商州选择了贾平凹，嘉绒藏区选择了阿来，延津选择了刘震云，冰雪北国选择了迟子建，苏北水乡选择了毕飞宇。法国理论家泰纳认为，种族、环境和时代是决定艺术发展的三要素，而环境既不仅包含人文元素，也包括自然地理。每一片土地都以其独有的自然地理与文化土层，为作家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文学空间和意象符号，创造出世界文学版图里的独特风景。莫言提取了胶河、石桥、高粱、红萝卜这些自然地理元素，又挖掘了茂腔、泥塑、扑灰年画、民间故事，以及齐文化鬼怪传说（如《聊斋志异》）这些民间文化，以自己的生命体验，融汇世界文学经验和艺术想象，创造了高密东北乡这么一个热烈浓郁、粗犷豪放的文学王国，奔走着小黑孩、余占鳌、我奶奶九儿、母亲上官鲁氏、上官金童、姑姑、蓝脸、西门闹等一群风风火火的人物。这些人物大多有原型，有些甚至保留了原型的名字，比如《红高粱》里的王文义。在高密，我们看到一群老人聚在一间破旧的厂房里痴情地演唱茂腔，古老的说书人依然装扮着乡村的夜晚，扑灰年画、泥塑艺人还在传承古老的工艺，我们感受到高密文化土层的深厚，也理解了莫言文学里浓郁的传奇色彩。于是，我邀请一位乡村老艺人，将莫言的打油诗改编为山东快书、西河大鼓和茂腔，在红高粱小石桥、玉米地、平安村头等地实景演出，为莫言纪录片装饰一道艺术花边。

　　同样，贾平凹小说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山里，商洛文化哺育出夏天仁四兄弟、狗尿苔、烟峰、灰灰、黑氏这样的人物，秦腔、社火、剪纸、民歌、民间风俗和灵异故事，植根于秦岭山系和秦楚文化土层。阿来小说带着嘉绒藏区的青稞、草场、雪山和土司传奇，刘震云小说带着中原大地的麦田、苦难、幽默和历史故事，迟子建小说带着北国的冰雪、蘑菇、林海和秧歌，毕飞宇小说带着苏北水乡的河流、水田和小船，每一片文学风景都向世界展现了独特的地理风貌和文化土层。

　　故乡总是和童年连在一起，而童年积淀了作家最初感知世界的精神范式。遗憾的是，被选择的人注定要经历更多的苦痛——不仅在生活里经受，而且在文学里体验。莫言小学五年级辍学，放羊放牛，自幼体验饥饿和孤独，看到人性的底线；贾平凹最初的记忆同样是饥饿和屈辱，父亲的遭遇让他深深地体会了世态炎凉；阿来从小上山放牧，捡柴，初中毕业就去拉石头，修水电站；刘震云跟随姥娘在农家小院感受饥饿和灾荒，在赶车的舅舅指导下离开故乡——离开故乡是一种哲学。莫言、贾平凹、阿来都在努力离开故乡，“那个时候想象的不是家乡好，而是想象不出来世界上还有比这个地方更坏的地方吗？”阿来这样描述第一次离开故乡的心情。莫言希望走得越远越好，为军营离家太近感到遗憾。那时，故乡是苦难、屈辱与孤独之地，作家们完全不明白故乡的苦难、童年的孤独为文学蓄积了精神能量。幸福千篇一律，而痛苦姿态万千。是痛苦让文学温暖、思考、升华。文学是从大地里生长的植物，带着泥土的愤怒、无奈、爱情与心跳。

　　但迟子建和毕飞宇两位60后作家的童年全然不同，两位教师子弟没有体会过饥饿，但童年一样在乡村度过，在自然中成长。迟子建在森林里采蘑菇，坐马爬犁穿越雪原，看天空云卷云舒；毕飞宇在大纵湖捕鱼摸虾，在村庄里东游西荡，十足的野性少年。后来，《北极村童话》和《玉米》描绘的正是作家童年视界的故事。

　　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是童年养成的。毕飞宇坚信童年应该和大自然在一起，“艺术家是从器官开始的。老天爷首先要选择他，给他不一样的器官。这个器官就是信息的捕捉器，大量的素材储存在那儿”。至今评论家李敬泽还记得阅读《红高粱》的感受，“我们当时的那种震撼，甚至是晕眩，劈头盖脸地去展现这种感官的力量。”当莫言被迫辍学、放牛放羊时，他只能跟牛羊、飞鸟和草木说话，孤独和恐惧让感官格外细腻敏锐。感官力量正是生命体验，成为莫言小说的突出特征，这是无法通过阅读获得的能力。莫言说：“任何一个作家的写作都是从童年开始，尤其是写童年记忆。”《透明的红萝卜》里小黑孩的身上就有莫言自己的影子。

　　拍摄《文学的故乡》让我再次想起一个陈旧的话题：作家是怎样炼成的？这六位作家里，莫言小学辍学，阿来、迟子建读了中专，贾平凹、刘震云和毕飞宇读了大学。大学是不是可以培养作家？阿来坦言自己“没有受到特别正经的教育。我这一辈子的教育其实是一种我自己对自己的教育”。莫言、贾平凹也主要是通过阅读完成自我教育。当然，刘震云、苏童、格非、叶兆言、毕飞宇等为大学中文系提供了骄傲的资本，但莫言、阿来、余华、铁凝、王安忆、陈忠实等也证明大学之外作家也自然生长。也许，大学教育主要功能是价值观和知识体系，而作家的生成是一种生命体验和审美觉悟的历程，命运常常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这显然不是模式化的教育所能完成的。

　　文学创作伴随着复杂的心理活动与精细的审美意识。天赋是生命的基因，生活是命运的安排，性格是心灵的驱动，土地则是文学的舞台。每位作家都需要找到自己面对世界的方式，表达独特的生命体验，正如著名学者冯至先生谈到奥地利诗人里尔克时所说的，“他呢，赤裸裸地脱去文化的衣裳，用原始的眼睛来观看”。脱去文化的衣裳便是抛开前人的俗套，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文学创作要求独立的生命体验、独有的意象符号和独特的艺术表达之间的完美融合。阿来说：“文学的深度就是体验的深度。”而生命体验则是作家生命与自然、社会的交响，是人生与命运的搏斗，土地为文学提供了最坚实的支撑。贾平凹说：“我的创作必须要有个根据地。”迟子建感觉到“有一支无形的笔，这里面还注满了墨水，它是我生长的这片土地，这些山川河流注入给我的，甚至是植物和树木的这种香气、芳香，凝聚成的一种无形的墨水，等待着我书写”。如果离开自己的土地，漠视生命体验，作家就会陷入重复的模式化套路，成为写作工匠。

　　拍摄开始时，我带着小说寻找文字背后的土地；拍摄结束时，我捧着泥土品味小说背后的意蕴。

　　《文学的故乡》是作家的故乡，他们把生活的故乡变成文学故乡。

　　《文学的故乡》也是我的故乡，划着纪录之舟回到我的文学故乡。

　　我期待每人都能通过纪录片找到自己的文学故乡。文学的故乡，其实就是精神的故乡，美学的故乡。

　　（作者：张同道，系《文学的故乡》导演，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