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文学尚且需要认真，司法更要认真。司法人员对待每一起案件，每一个有法律意义的事实，每一个定案的证据，都应当以十分严肃认真的态度来查证和核实；对于每一条法律，都应当以严谨的精神加以理解和贯彻。正此态度，则法治大局何愁不成？

　　认真，终成经典

　　美国教授哈里·法兰克福很认真写过两本很薄的书，一本是《论扯淡》，一本是《论认真》，主题相关，一个说的是不认真，一个说的是不扯淡。在《论扯淡》一书中，他说：“在过去，工匠做事不会偷工减料，他们做工仔细，注意工作的每一方面。产品的每个部分都精心设计，务求做得最好。这些工匠自我要求极高，纵使是在那些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依然如此。”这里描述的精神，如今人们称为“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靠的是良心和一个人所处的文化环境，五行八作之中，文学创作的自由度很大。虚构作品任由作者信马由缰、天马行空，如李敖创作小说《北京法源寺》，就没到过法源寺，凭的是自己的历史知识与创作想象。那么，难道文学也需要认真吗？确实有非常认真的例子。

　　安伯托·艾柯：午夜徘徊街头的构思者

　　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1932-2016），是一位意大利作家，也是一位哲学家、符号学家、历史学家。1952年，他就打算写一本名为《修道院谋杀案》的小说，但是，直到1978年3月才正式动笔，1980年才完成这部题为《玫瑰之名》的长篇小说，酝酿、构思和写作的时间都很长。

　　虽然是虚构小说，而且时代背景为中世纪，但他对于背景、环境等事实的考究，令人叹为观止。他说：“如果一个作者所写的东西仅仅是与事实相悖就可以被定义为‘创意’作品，在我看来很成问题。”谈到创作《玫瑰之名》的过程，他说：“写《玫瑰之名》只花了我两年时间，原因很简单，中世纪的那些事儿我不需要做任何研究。我只提到过，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中世纪美学，之后专门从事的也是中世纪研究。这些年来，我参观了很多罗马式修道院、哥特式大教堂，诸如此类的场所。等到决定写这本小说时，感觉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大壁橱，里面堆着我数十年积累起来的中世纪资料。材料都在那儿，任我自取所需。”他没有说出的是，即使他熟悉的中世纪的那些事儿，也花了他2年的写作时间。他后来的小说，创作时间要更长。小说《傅科摆》花了他8年时间，《昨日之岛》和《波多里诺》各花了他6年时间。

　　为何一部虚构作品要花去这么长时间？安伯托·艾柯介绍他写作《傅科摆》的经验：小说创作准备之时，有数不清的夜晚，他徘徊在法国国立工艺学院的长廊之间，直到学院关门为止。由于小说的一些主要章节叙述的故事发生在那里，他需要将有关事实弄准确。为了描述小说主人公从工艺学院到浮日广场，再到埃菲尔铁塔的巴黎夜间漫游，好几个夜晚，艾柯游走在城市街头。从凌晨两点到三点，他对着一只袖珍录音机，边走边记下观察到的一切，以防将街口和道路交叉口弄错。书中提到两家出版社毗邻，中间有通道相连，艾柯花了许多时间，画了好几份草图，才确定这个通道是个什么样子，需要有几步台阶，他说：“对我来说，这些细节至关重要，如果我没有把他们设计好，我就无法继续讲我的故事。”

　　在为小说《昨日之岛》做准备之时，他专程去了南太平洋，找到故事发生的确切地点，观察一天当中不同的水天色彩变化，又花去两三天研究当年船只图样和模型，好弄清楚一间舱房有多大，人如何从其中一间走到另一间。

　　艾柯不仅自己认真，也很欣赏认真的人。他讲过一个故事：“意大利电影导演卢奇诺·维斯康蒂拍电影时也有类似习惯，如果根据剧本，电影中两个人在谈论一盒珠宝，他会坚持在盒子里放上真实的珠宝，即便盒子关得严严实实，要不然，演员的表演就不会那么有说服力。”

　　桥本忍：一餐午饭毁了一部电影剧本

　　桥本忍是日本著名的电影编剧，被誉为日本“战后编剧第一人”，他有多部作品赫赫有名，其中由黑泽明导演的《罗生门》《七武士》《蛛网宫堡》《恶人甜梦》《战国英豪》等，都出自他的笔下。

　　在《复眼的影像》这部回忆录中，桥本忍讲过一个电影剧本流产的故事。黑泽明有意拍摄一部古装剧，由桥本忍先行创作，故事是关于一个武士的一天：武士一早起床，洗漱、缠好发髻之后，到祖先灵前上香，吃早饭后，穿戴齐整，佩戴长短刀，带着随从进城执行勤务。原本平静无事，到了下午向晚时分，勤务即将结束之时，犯了一些小过错。回到家里，武士竟然在自家庭院切腹身亡。

　　故事中涉及午餐，桥本忍派助手去查证，调查的结果是：“德川时期，进城办公的武士没有带便当，城里也不提供伙食，在那个时代并非一日三餐，而是一日两餐。”桥本忍觉得难以置信，进一步核实，因为这是关乎剧本成立与否的大事，因为如果没有午餐，剧本中武士和友人交流的情节就要取消，剧本就出现了破绽，甚至无法成立。如果不用午餐时间安排这种会面，毕竟不够理想，而且会失去设计好的节奏。桥本忍亲自到故事发生地点姬城路考察，到了那里，他头脑中闪过武士活动的场景，最终决定放弃这个已经创作了三个月的剧本，这意味着这三个月的付出全部付诸东流。他想的是：电影热映之时，“万一有人说这部电影的真实度有问题，德川时代前期还是一日两餐，武士进城办公不可能自带便当……后果将会如何？”

　　不仅他如此认真，那时的电影人都有一种认真精神。主演《望乡》的田中绢代给上世纪80年代欣赏这部电影的中国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导演熊井启谈到田中绢代，曾说：“田中总是在拍摄一开始便全身心投入角色，对我的意见也认真听取。比如，我把预定拍摄的情况告诉她以后，她会在当天的一个小时之前来到外景场地，穿好衣服化好妆等着。现在大家都能这样做，然而那时的女演员，甚至演技不怎么样的女演员，都常常迟到，或者总是忘带小道具等，让管理服装道具的工作人员急得团团转。在这一点上，田中可谓女演员的楷模。她回答：‘自己慢慢走回去就行了，不必操心。’”田中绢代对每一个镜头都全神贯注。每次工作结束，她不让公司用车送她回家，其原因，一是她不愿意因为自己上年纪便接受别人的同情，二是她觉得从她扮演的角色考虑坐小卧车回家似乎太奢侈了。

　　如今看过太多垃圾之作的国人，会将这样创作的作品，称为“良心之作”。

　　认真是对文化的敬重

　　文化领域里认真的例子，体现的是对文化的敬重。缺乏这种敬重，就不会有认真。

　　国产影视作品也有许多认真的作品，如1968年由宋存寿导演的影片《破晓时分》，根据朱西宁的小说改编，描写一个小衙役头一天到衙门当差就遇上一个大案子，故事完全是以这个小衙役的眼光来看待这起案件。影评人卓明这样描述几次看这部影片的观感：“每一次惊讶于宋存寿的细致，那一条在昏暗中，青石板铺成的曲折小巷，提着灯笼的父子俩，说不完的叮咛，在敲更的梆声中，期望的前程竟是影影幢幢的”，影评特别提到，“文化界对国产片首次有了刮目相看的态度，也首次承认国产片除了商业电影外，也有严肃而认真的个人电影。”近年来拍摄的《不成问题的问题》，同样可圈可点。但是，要找出相反的例子，也是俯拾即是：

　　书法界，一些江湖书家把写字生生弄成了杂耍，书法失去了“法度”，只剩下稀奇古怪的书写，丑态百出，把文化弄成了一场闹剧。网络上传播的一些“大气功师”一般的“大书法家”，千奇百怪，令人捧腹。

　　电影本来应该精制，可是吴宇森导演的电影《赤壁》，根本毁了这个宏伟壮观的题材，赵薇扮演的孙尚香骑马出入曹营如入无人之境，曹操为“二乔”日思暮想，辗转反侧，简直荒唐透顶。郑保瑞电影《西游记之大闹天宫》简直就是“瞎闹天宫”，影片中周润发扮演的玉皇大帝与甄子丹扮演的孙悟空坐在天堂废墟里促膝谈心，能够亮瞎所有人的琉璃眼。此后拍摄的《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西游记之女儿国》，也是一部胡扯一部。

　　在我看来，认真是对文化的敬重，把创作当作一件严肃甚至神圣的事情来做，这就快不了，也就马虎不了。有了一种对文化的敬重，即使相关知识有欠缺，也会想办法去弥补，务求达标。把文化当作一种赚钱的手段或者宣传的工具，只求达到赚钱与宣传的目的，谁还管得了文化本身的纯净与尊严？

　　认真的敌人和不认真的时代

　　认真对待每一次创作，认真对待每一部作品，在文学领域，既是作者的自律，也是读者的期待。

　　不过，认真，有不少敌人，除了上文所述“缺乏对文化的敬重”之外，还有其他敌人。它们对认真进行百般阻碍和极力瓦解，让认真越来越匮乏。

　　认真的敌人之一，是无知而缺乏自知。君不见国产电视剧《台湾1895》闹出的乌龙，剧中李鸿章居然说出这样的台词：“八国联军刚刚火烧了圆明园。”真是令人惊掉下巴。一部电视剧，参与的创作者何止一人，大家都没看出台词的毛病，足见历史知识的贫乏。

　　认真的敌人之二，是懒惰。要认真就需要下慢功夫、苦功夫。如安伯托·艾柯那样，为了文学作品的真实性而花去那么多实地考察的工夫，很多人谓之笨，谓之傻。

　　认真的敌人之三，是急功近利。急功近利之病，人人知之，人人也都谴责之，但是说归说，做归做，当下物欲横流，大家只顾赚钱，哪有心思精雕细镂，如李安拍摄电影《色戒》那样考究细节，需要文化品位和人文知识以及对作品郑重其事的态度，有几人能够具备这样的素质，有几个能够做得到？

　　认真的敌人之四，是科学精神的匮乏。缺乏科学意识和价值追求，精神贫血，当然不可能有认真的态度。我国科幻作品虽然已有《三体》《流浪地球》等成名之作，但这种类型文艺作品也不算发达，这类作品虽然名为“幻想”作品，但是必须“科学”打底，没有科学依据的随意想象，只能是神怪类的“科患”作品，不能是科幻作品。

　　认真的敌人之五，是逻辑素养不足。美籍华人梁厚甫先生曾言：“中国人常常忘记同一律，中国人把不同的事物混为一谈，是有其原因的。中国人很少研究现代之所谓科学语言。而科学语言，是以同一律作为基础的。许多艰深的理念，科学语言，靠同一律加以演绎，其秘密完全在一个等号上面。把等号看得很严重，不轻易下等号，同一律自然显露出来。”

　　认真的敌人之六，是差不多主义的文化心理。啥是差不多文化心理？看看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便可领略个大概。文章不长，是个寓言，讽刺了许多人从做事不认真到处世不认真，在“差不多”的心理支配下度过一生。

　　令人忧虑的是，在如今“娱乐至死”的时代，认真的精神逐渐销蚀。要想生活在一个认真的社会，需要每个人去扭转时代的弊病，每个人都做得认真一点。

　　（作者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