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每一次与书接触，都当成一次修炼；把每一本经过自己手的书，都当成一次老友相逢。风风雨雨。等到白头飞雪，他把自己修炼成了一本书，一本一看就透明，再看却深邃的大书。

　　夜雨过后，天气凉爽，夏日的一个上午，我们在济南新华书店职工宿舍，见到了88岁的尤全禧老人——新中国成立后济南古旧书店的拓荒者、奉献者、见证者。与书亲近的人，自有一股书卷气，干净、利落，清澈、清洁、清癯、清淡、清廉等等，这些字眼，在见到尤全禧老人的时候，就从脑海里争先恐后地冒出来。

　　一张旧报纸的招聘启事决定了  

　　一生命运

　　刻骨铭心的日子能战胜年龄，尤全禧老人一口就说出济南解放的日子：1948年9月24日。幼年丧母的他跟济南这座城市一起获得了新生。

　　济南战役打响前。在济南第一临时中学上学的尤全禧跟同学们躲到防空洞里。几天后，到姑姑家避难。

　　“我姑姑在新庄，做炸丸子的小生意。我帮忙拉风箱，一手呼哒呼哒拉着风箱，一手就翻看她买来的废旧报纸，废旧报纸是准备做炮仗用的。我看到报纸上有新华书店招聘启事。就去报了名。”正是报纸上那巴掌大的信息，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

　　1948年12月1日，16岁的尤全禧参加革命工作，成了书店的员工。“一进了书店，对书就喜欢上了，以后越来越喜欢。”回眸来路，老人家娓娓道来。

　　尤全禧先后在济南市新华书店古旧书店、齐鲁书社门市部、东图书店工作。历任进货员、副经理、经理。他一生致力于古籍书的研究，对古籍书有比较系统的了解、鉴赏、整理，是公认的古籍书专家。

　　“我一开始对古书不懂，跟着三个懂线装书的师傅学……”

　　上世纪50年代初，济南的私营书店、个体书摊40余家。1955年，济南市政府决定由新华书店负责统一安排全市的图书发行市场，对私营书店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2月，济南新华书店把古旧书摊组织起来，在济南院西大街63号，也就是今泉城路新华书店大楼一带，设立了济南古籍书门市部，隶属公私合营的北洋书社。同年7月，按上级部署又吸收了集古堂、居家书铺、友竹山房三家古旧书商加入，将古籍书门市部改建成公私合营的济南古籍书店。尤全禧是新华书店派出的公方代表，负责管理书店。

　　初建时，只有旧书画两百余种，店堂营业面积不足30平方米，资金260余元，职工8人。为突出特色，在经营上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确立挖掘抢救民族文化遗产、弘扬祖国文化、为学术研究和文教事业服务为宗旨，千方百计开展收购、审查和销售。

　　员工在公方代表尤全禧带领下，仅两年多时间，就让古籍书店发生了巨大变化。到1959年1月转为国营书店时，备货品种近万种，价值6万多元，员工增加到15人，经营面积200平方米，为抢救民族文化遗产，为学术、科学研究和文教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尤全禧说：“古旧书店，没有货源啊，全靠组织收购，一是在门市部收购，再一个是下乡收购。我一开始对古书不懂，就跟着三个懂线装书的师傅学习，三个师傅是吕川生、贡世卿、郑守珠。郑守珠比前面两位年轻，他一开始也是学徒工，后来能独当一面。搞古书，和搞古文物一样，得凭经验，根据纸张、印刷等情况鉴别，书又是五花八门。有好的，有反动淫秽的。得把好关。你看走了眼，可能把贵重的版本当平凡的东西卖掉了。再就是分类，哪些适合公开发行，哪些不适合公开发行，仅供专家研究用，哪些不能发行，需要销毁。类型确定了，再定价。旧书定价，内容质量和流通情况有关系，流通量大的便宜，流通量小的珍贵，但不容易碰到，这样的书，定价就稍微高一些。”

　　尤全禧和他的同事们挤出时间共同学习版本学、目录学、文学、史学等专业知识，提高自己的审读鉴别能力。“有人说，这是‘横通’，‘横通’也罢‘竖通’也罢，对只有中学文化水平的我来说，难度确实很大。没有什么好办法，只有一点一滴地学，有时工作上遇到难题，还要‘专题研究’。”尤全禧道。

　　坐收与外收相结合，以外收为主，省内省外兼顾，济南古籍书店收购业务遍及8个省的200多个县乡村庄。

　　一本本古旧书，像一粒粒 

　　蒙尘的珍珠

　　在尤全禧看来，一本本古旧书，就像一粒粒蒙尘的珍珠，擦拭一新，散射出光芒。他和他的同事“过手”后，就存放到了最合适的地方。“比如我们收购到了宋刻本《杜工部草堂诗笺》，白绵纸的，我们就给成都杜甫草堂打了个招呼。问他们那里有没有？他们很惊讶，说没有呀！我们就给他们提供了。”老人家笑着说起跟杜甫草堂的这段佳话，很遗憾，他一直没去过杜甫草堂。

　　1958年，他们收购了一些太平天国时的文物，当时许多图书馆、资料室都争相收藏，最后供给了山东省博物馆。

　　尤全禧的思路非常清晰，说起古旧书的来历如数家珍：“我们从泰安征集到一本古书叫《蒿庵闲话》，这本书内容一般，却是康熙年间泰安真合斋印刷的瓷活字版。过去，大家看到的一般都是木活字或泥活字印刷。这样的书，我们就给了北京图书馆。”

　　《蒿庵闲话》作者张尔岐，字稷若，号蒿庵，今山东泰安店子乡人，明清之际著名经学家。张尔岐于济南讲授《仪礼》时，当时著名学者顾炎武偶然听到，十分敬佩其见解精辟，次日一大早便登门造访，谈论欢洽，成为要好的朋友。

　　《蒿庵闲话》是张尔岐入清“废举子业”以后二十年间的作品，他还著有《周易说略》。山东泰安的徐志定尤其喜爱他写的《周易说略》，打算将这部书刻印出来。康熙戊戌年冬，徐志定偶然尝试用陶瓷土烧制出了瓷活字，瓷版印刷坚硬紧致，胜于木版，第二年春，印制出了《周易说略》，之后，他又用瓷版印制了《蒿庵闲话》。

　　有专家说，瓷版印刷实物是“国宝”。尤全禧很高兴自己参与了《蒿庵闲话》收集、保存。

　　1959年3月古籍书店曾收购一本《蜀中洋务密稿》手抄本。这本书在书目上查不到，它究竟有什么价值？“我花了几个晚上通读了一遍，又查阅了相关资料，才弄明白，这书是清光绪初年四川总督丁宝桢在任期间，与清廷政府军机处来往公函，且是底稿。主要内容有法国、英国人等到西藏去，要经过四川，丁宝桢负责联络。这个手抄本是个孤本，我们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三所联系，就给了他们，作为史料保存。”

　　舒同题写了“古旧书店” 

　　四字招牌

　　尤全禧和他的同事们边干边学，对古旧书业务从陌生到熟悉，渐渐得心应手。短短的几年内，他们先后收、售各类古籍书籍50余万册，其中有宋刻本的《雷峰塔藏经》以及《王临川集》《大明会典》，万历刻《本草纲目》等珍贵历史文献。

　　1960年元旦，济南古籍书店举办“古籍书收购汇报展览”，展出了收购到的古旧图书中的珍贵版本和革命文物200多种。时任中央档案局曾山局长、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同志，时任山东省副省长余修同志及济南市领导夏征农同志等多位首长和专家、教授300余人莅临参观指导，舒同当场挥毫题写了“古旧书店”四个大字的店招。

　　“济南古籍书店也差不多就是那时候改成了济南古旧书店。”尤全禧说。

　　1961年3月27日，大众日报发表《积极为学术研究工作服务 济南古旧书店多方收集供应文献资料》的消息稿。其中谈到，这个书店所收到的图书资料中，有许多是革命历史文献。其中有1936年中共胶东特委为扭转1935年胶东党领导的“一一四”暴动失败后的局面，重新组织力量向敌人开展斗争，写给各级党组织的一封信；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抗大”第一分校为献给胶东抗战建国展览会，用油印套色出版的刊物“抗大动态”等。此外，还收集到五四运动期间“山东救国十人团”和山东各界群众在1924年散发的“五七纪念日宣言”的抗日救国运动的传单。在近代史方面搜集到的文物有“蜀中洋务密稿”“太平天国”的文凭、路凭、粮票。“戚继光年谱”和“捻军起义史料”，其中，“捻军起义史料”收集了当时河南富绅给清政府的“探报”纪实，对于研究捻军起义，是一部难得的史料。在收集到的图书资料中，还有一部分是宋元以来，各代珍贵的善本书画和山东地方沿革志……

　　《光明日报》在1961年4月17日也刊发消息《济南古旧书店人员深入找藏书线索 积极为学术研究提供文献资料》，推广济南古旧书店的经验。

　　《聊斋志异》（二十四卷本）和《聊斋续编》

　　1961年，尤全禧他们收到一部《聊斋续编》，他查阅了所有见到的蒲松龄著作，认定这是一部难得的资料。书中《千古快曲》和《快曲》两篇俚曲，是过去未曾印行过的，尤其是《千古快曲》一篇，是新发现的资料。这个新发现解决了《千古快曲》就是《快曲》的遗案。

　　1962年他们在淄博市周村区收购到一本手抄本的《聊斋志异》。“《聊斋志异》最早在民间传抄十六卷本，二十卷本，我们收到的二十四卷本，是第一次发现。我就跟出版社反映了。出版社领导就叫着我和另一个编辑，用了好几天，经过认真核对后，找出了别的版本内容没有的，有不同的，统计出来。以后齐鲁书社重印了这部书。”尤全禧说。

　　我们见到了二十四卷本的《聊斋志异》影印本，出版于1980年。齐鲁书社在“出版说明”中说：“二十四卷抄本异文最少，只有三十一处，以此推断，显然具有较大的校勘价值。事实上在不少地方，二十四卷抄本不仅能单独校正铸雪斋抄本或赵刻本，也可以兼校这两种重要版本。总之，二十四卷抄本的发现，为《聊斋志异》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宝贵资料。为此，我社特影印出版，以飨读者。”

　　“鸡笼”是不是现在的 

　　台湾“基隆”？

　　“古旧图书的审查、鉴别，是一项严谨细致的工作，稍一疏忽，就会有遗漏。”尤全禧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著作的伪装本。伪装本，就是将被查禁的革命进步书刊的封面改换成不引人注目的书刊名，躲避敌人的封锁、查检，使之广泛流传。比如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等封面改成《战国策详解》等。这些珍贵的文物，我们都送给了图书馆。”

　　尤全禧还谈到曾经收到一幅成卷的地图，有一丈多长一尺多高，弄不清是什么，准备减价处理。“后来我又反复考证，从图上‘鸡笼’二字，突然想到‘鸡笼’是不是现在的台湾‘基隆’？一查地名沿革资料和有关台湾史料，证实了我的想法，最终搞清楚，这是康熙重定台湾后的军事设防地图，绘制较为详细，凡山川、道路、村庄、河流、兵营，甚至驻兵数目都很清楚，是研究台湾地理和军事的珍贵资料，随即将该图送往济南军区转交中央军委。”

　　这张地图是证明台湾是祖国领土的重要史料。“这个例子说明，对收进来的东西，不能那么草率，必须认真对待，不懂，那就多问，问不着，就自己想办法再查，再琢磨。不能把宝贵的东西，流失了。”

　　济南古旧书店还为山东省中医研究所提供了500多种中医古籍，其中，《张马合医内经素问灵枢》一书，被作为蓝本，翻译成一部《黄帝内经素问白话解》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这期间，他们还为省图书馆、济南史学会等单位提供了不少山东地方文献。

　　坐落在济南三大马路上的小楼

　　一个人只要真正与书结缘，话题就说不完。

　　“‘破四旧’时候，有些学生嚷嚷着烧旧书。但我们把一些珍贵版本收藏了。”尤全禧感到欣慰，每本书都有生命，一旦毁了，让人心疼。特殊年代，旧书店就关门了。

　　进入新时期，尤全禧马不停蹄到全省的新华书店去搜罗文史哲书籍，库存有了，销量也有了。后来他又到外省去搜罗古旧书籍。济南古旧书店的读者大快朵颐。1979年1月，全国新华书店在北京召开了“古旧书收售业务座谈会”，尤全禧应邀出席。也就是这一年古旧书店从市中书店三楼的小屋内迁到经三路143号一幢陈旧的楼房内，楼上楼下营业，总面积约300平方米。6月，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加强对外宣传，山东省外办和省出版局决定在济南建立齐鲁书社门市部，并将此任务交古旧书店筹建，与古旧书店合并经营对外挂齐鲁书社的牌子。同时，在济南饭店和南郊宾馆各设立一个书亭供应外宾需要的各类图书。

　　齐鲁书社门市部的建立使古旧书店如虎添翼，生意越做越红火，图书品种迅速增加，图书销售额逐年增长。1984年，尤全禧被任命为古旧书店经理兼工具书店经理，当年古旧书店被评为全市书店系统先进部门，尤全禧同志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尤全禧至今保留着一篇写济南古旧书店的随笔《哦，小楼》，这是三十多年前在报纸上发表的，作者丁建元，丁建元当时是山东省出版界的一个新兵，后来成为山东友谊出版社总编辑，现为山东散文学会会长。丁建元回忆：“古旧书店坐落在济南三大马路上，那座小楼对我有吸引力。结婚后，我的家就安在小楼的前面，来去方便。我是唯一一个可以抱着孩子进旧书店的，因为这里面有线装书，小孩撒尿啥的，不安全。有一天，我看到了刚上架的10卷本的《史记》，就想买，没钱啊，我把写作奖励的《辞海·语词分册》，在古旧书店的一楼折价卖了六块钱，又回家添上三块，就把那套书搬回家了。”丁建元《哦，小楼》中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先前的穷困在心中的阴郁荡然无存，留给我的是一种满足，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和快慰。”

　　丁建元所言不虚。济南古旧书店，确实是爱书人的好去处。

　　回忆起读者盈门的盛况，尤全禧一脸幸福。

　　随着出版业越来越兴旺，新书越来越多，社会上的古旧书越来越少，济南古旧书店又面临困境了。尤全禧就想，古旧书店的内容多是文史哲方面的，能不能办一个文史哲方面的专业书店？他们就朝这个方向发展。书店一突出专业，专业的读者就多了。

　　从1988年开始，济南全市书店推行经营承包制经理目标责任制，尤全禧作为古旧书店的承包人经理，在备货中特别注意把握三个“最”：最有权威性的本子、最具有特色的本子、最便宜的本子。古旧书店朝着文史哲的方向发展。

　　他们备书品种经常保持在6000种以上，尽管书店地点偏僻，场地狭小，设备陈旧，在院内一条极窄且陡的石阶楼梯，可每天都是读者盈门，人流如织，挤满了儒雅学者、莘莘学子。还有慕名前来的外地人。“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一个黄先生，采购文史哲方面的书，那几年每年都来一次。”回忆起当年的盛况，尤全禧一脸幸福。

　　1989年7月，济南古旧书店搬到经四路新建的东图大厦后，又增加了文史哲专业书店。营业面积1000多平方米。新业务加上乔迁到繁华路段，读者更多了。1989年9月举办大型书展。展销学术著作、文史资料、古籍大型丛书、文学名著、美术书法和新旧线装书近万种，展销一周，盛况空前。古旧书店进入鼎盛时期，一直延续到1996年。在此期间，尤全禧同志于1992年3月离休。

　　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济南古旧书店经历了小楼回迁和山师大、山大店址迁转等阶段，规模日渐缩小，经营状况举步维艰。至2006年古旧书店与山大书店合并业务，沉寂经年。2012年，经论证，新华书店决定利用好“古旧书店”这一老字号的影响，同年12月31日，恢复营业的古旧书店开张，地址迁到历下区山大南路。

　　在济南新华书店干了44年的尤全禧离而不休，又到济南出版社帮着搞图书销售，一直干到2004年。

　　如今安享晚年的尤全禧老人，每天关心国家大事，眼睛看书报不行了，他就让女儿读给他听。

　　问尤老，一辈子与珍贵的古旧书打交道，自己有没有收藏旧书？尤老说：“我没有收藏。一点收藏也没有。连一本线装书都没有。一个是为了避嫌，再一个就是真正做到图书各得其所。有些书，我不主张给个人。包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