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因何将“四书”放得那么高?

2020年07月21日 10:37    来源:大众日报   

  原标题:从春秋战国开始,“四书”作为子学著作,到汉代逐步变为传记之学,到宋代演变发展成为儒家的核心经典——

  朱子因何将“四书”放得那么高?

  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图书馆尼山书院承办的“朱子学公开课”上,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院院长、教授朱汉民以《朱子与〈四书章句集注〉》为题,从“四书”学的演变、朱子“四书”学与理学、朱子“四书”学的道统论三个方面,阐释并论证了作为先秦儒家子学典籍的“四书”,正是经过朱子合编并重新注释,形成了系统化、哲学化的经典体系,最终成为儒家的核心经典。

  朱汉民认为,在“四书”原典中,“仁”是其中的思想核心;而在朱子建构的“四书”学,“理”则成为新经典体系的思想核心。朱子将“四书”学纳入到天理论体系,从而将儒学史上“礼—仁—理”的历史演变,化为一种以“天理”统摄“礼—仁”的逻辑体系。

  读“四书”如吃熟饭

  “四书”,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这四部著作的合称。

  在朱子之前,“四书”尚是分散的四部书,甚至只是篇章。朱子编撰《四书章句集注》之后,形成了“四书”的概念,这四部书因此变成了一个系统化、经典化的体系。宋至明清,“四书”成为读书人必读的核心经典,对后世的学术思想和文化教育、意识形态、科举制度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儒学史和经学史来观察,“四书”属于早期儒家的子学著作。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者聚徒讲学,他们的弟子们记录、编撰、保存、传播,后来这些典籍被称为“诸子学”。在这一时期,“四书”都属诸子学的范围。

  比如说《论语》,应属自“六经”以外立书的第一本子学著作,而孔子本身也是开创春秋战国以来的私人讲学第一人。按照现代学者蒋伯潜先生的观点,《论语》如果不是另立书名的话,其实书名可以就叫“孔子”。当然,《论语》这部书的地位,后世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最初还是属于子学。

  汉代之后,这些子学著作的地位已经在发生变化,开始由诸子学变成“六经”的传记之学。至宋代,朱子开始把汉代作为传记的“四书”提升为独立的经典。朱子用四十多年时间钻研“四书”,撰写了《四书章句集注》等著作。他说:“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显然,他将“四书”的地位提高到了“六经”之上。

  这也就意味着,之前了解儒学,首先要读“六经”,而按照宋儒、按照朱子的观点,首先要学“四书”才是正确的。朱子还打过一个比方:《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拿来即可果腹充饥。看其他《经》是打禾为饭。意思再明白不过了,读“六经”要花很大的功夫,就像我们要吃饭,需要先到田里面打禾,然后才能做饭。但是读“四书”不一样,“四书”如同现成的米,只需把现成的米拿来做饭,就可以获得营养,就能获得文化和思想的进益。“四书”和“六经”孰轻孰重,不言而喻。

  朱汉民认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地位在宋代无疑得到了空前提升,更加重要的是,朱子和宋儒对“四书”所做的重新阐释,使其思想内涵发生了重要变化。“四书”学的这段演变过程,简单概括起来可以说:从春秋战国开始,“四书”作为子学著作,到汉代逐步变为传记之学,到宋代演变发展成为儒家的核心经典。

   “天理”统摄“礼”“仁”

  在学术史上,宋代儒学被一些学者称为“新儒学”,因为其思想体系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拥有一个非常复杂、庞大、系统化的哲学思想体系,其中包括理学。而理学本身,又包括一套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致知论等内容,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的、缜密的思想体系。

  朱汉民说,同样是讲仁义礼智信,宋代儒学的观点与早期儒家就大不一样。比方同样讲心性论,《孟子》《中庸》讲心性,与理学讲的心性不同,理学讲心性有其自身特点。“格物致知”,也就是《大学》里面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它有一套“三纲”“八目”,但这些内容到了宋代儒家,特别是到了朱子那里,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改变。同样的内容,比如说孔子解释“仁爱”,孟子解释“心性”,都很平实,但朱子的解释就显得非常高深,非常复杂,非常形而上。

  朱子为什么这么做?实际上,他并非刻意把浅显的道理讲得很高深。他从儒家的子学著作里挑出“四书”,并以这种方式进行阐释,是为了建构自己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即理学的思想体系。反过来看,朱子对“四书”作出的一些创造性解释,大大提升了“四书”原典的思想内涵。

  从这个角度来说,朱子“四书学”的经典重建,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新仁学”的重建。他对“仁”有很多新的思考和理解,提升了仁学的形而上的意义。例如,按照孔子的观点,仁学就是爱人,是“忠恕”之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恭、宽、信、敏、惠”,这都是非常平实的。但是,朱子把它理解为“天理”。这里的“天理”,首先是仁道,但又不仅仅如此,它同时还是天道,也就是说,“仁”是仁道和天道合一的。这样的解释阐发,既强化了仁学的哲学意义,也强化了其信仰意义。

  在朱子建立的“四书学”里面,“理”开始成为新经典体系的思想核心。儒学史上“礼—仁—理”的演进过程,即周公的“礼”、商代的“礼”,到春秋战国的“仁”,再到宋代“天理”的“理”这样的演进过程,在朱子的“四书学”体系或者说理学体系里,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它是一个逻辑的体系,即“天理”可以统摄“礼”和“仁”。这也意味着,原来一个实践性的历程,经过朱子阐释发展,变成了一个空间化的、逻辑化的体系。

  朱子的“理”,首先是指人文之理,也包括做人的道理。朱子认为,除此之外,人的身体还会生病,大自然还有很多节律,背后也有“理”在支配着。按照朱子的说法,它们是同一个“理”,可以统称之为“天理”。用“天理”论来解释“四书”所包含人文的、道德的规范,就把原来的人文道德规范提升到“天理”的高度,提升为一个普遍化、形上化的哲学范畴。

  朱汉民认为,孔子以“礼”归“仁”,创造了仁义道德的精神文明,而朱子进一步提升“理”和“仁”的哲学意义和宗教意义,建构了一种既包含“理”的制度和“仁”的精神,又具有“天理”的哲学化和“天心”的信仰的文明体系,这是理学化“四书学”的一个最大特点,由此也可以判断,“朱子学”包括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确实代表了一种新的儒学,而这种新的儒学是哲学化、宗教化的一个儒学体系。

  经筵讲官的双重使命

  朱汉民说,朱子“四书学”的“道统论”,是理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而“道统论”真正的确立,也是和“四书学”联系在一起的。正由于朱子建立了“四书学”,才使“道统论”获得了坚实的文献基础、经典基础,由此推动了新儒学“道统论”的形成。

  早期的儒学经典里面,其实已经蕴含着道统思想的基础。朱子通过结集“四书”,为“四书”作序,重申道统论。

  事实上,“道统论”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第一,在儒、佛、道三教并盛的时候,到底哪一家才是中华文化的正统?第二,在儒学的地位确立之后,如果说儒学是中华文化的正统,哪一个学派才是代表儒学的正统?第三,当时提出了士大夫要与君王共治天下,那么儒生士大夫与君王在这样一个共治结构中,应该由谁来主导?

  在儒、佛、道三教并盛的情况下,哪一家是中华文化的正统呢?我们知道,魏晋时玄学大盛,所谓玄学是以道家之学为主导的。至隋唐时,佛道大盛,佛道之学大兴。在这样的背景下,儒家学者提出和强调“道统”,并且特别强调儒家之道的传承脉络,指明其历史源远流长,论证其源头远早于佛老之学,即从尧舜时代,甚至早至伏羲时代,儒家的“道统”就已经建立起来了。这无异于宣告,中华文化的正统就是儒学。这一点,其实也表达了唐宋以来的儒家士大夫,在面临佛道之说挑战时的一种文化自觉。

  既然儒学是代表中华文化的正统,那么,哪一个学派才是代表儒学的正统呢?从北宋庆历之后儒学开始复兴,出现了很多位大儒,大儒们在各地民间兴办书院讲学,弘扬儒学的正统地位。各地由此形成了多个很有影响力的学派。到朱子的时代,更是学派林立,书院也更加兴盛。不同学派提出不同的道统观念,但都特别强调自己的学派才是儒学的正统。而朱子在《四书章句集注》的序言里面,特别强调了一个从尧舜到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再到程朱的道统脉络。由此,也就明显确认,程朱学派才是孔孟学派的正统传人,而孔孟学派正是尧舜之道的正统传人,所以程朱学派才是真正代表儒学的正统。

  朱子“四书学”建构道统论还必须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儒家士大夫如何处理自己和帝王的关系。因为宋代倡导和追求士大夫与君王共治天下,那么在这种架构下,谁是主导的角色呢?朱子认为,汉太祖、唐太宗都是非常有力量的帝王,但他们又和尧、舜、禹、汤、文、武完全不一样,因为尧、舜、禹、汤、文、武这些先王们,都是依照“道”来治理天下的,所以才有“三代盛世”。而汉唐之君考虑的都是利欲,没有考虑施行儒家之道。所以朱子感慨,“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意思是说,汉以后的历代君王,没有使“道统”和“王统”合一。既然“合而为一”是追求的目标,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呢?朱子认为,责任还是在儒家士大夫,因为儒家士大夫掌握着道统,有责任通过“道”去说服君王,最终实现“道统”和“王统”的合一。

  正因此,宋代兴起了“经筵制度”,很多儒者士大夫,特别是道学家,都曾经担任过经筵讲官。他们希望通过讲学的方式,引导君主能够回归“道统”。同时,他们又是士大夫身份,是朝廷的命官重臣,在担任朝廷命官和重臣期间,要以“道”来处理政务。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朱子经常表扬范仲淹,认为范仲淹还是白衣秀才时,就能以天下为己任,出仕后又能够积极推动宋代的社会改革,能做到这些,就是因为范仲淹自觉担负起符合儒家之道的文化使命和“以道治天下”的政治使命。

  从以上论述可以发现,“四书学”的道统看起来是道统论,是一种抽象的理论,但实质上包含着非常现实的内容,不仅体现了儒家士大夫的文化使命感,也表达了很强的政治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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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郭博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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