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商圣”和初代“财神”，范蠡的商道总体上强调遵从天道自然，要求树立正确的重商致富观念。

　　古代中国以农业为立国之本。范蠡认为，个人、家庭、社会要以农业生产为立足之本。但与此同时，他也特别强调产业的多元化，认为多元产业才能致富并提高抗风险的能力。

　　范蠡指出，由于天灾人祸的因素，农业收成与谷物价格存在变化。一旦失控，容易陷入恶性循环。如果及早准备，并以商业方式调节，则可农商两利。

　　范蠡还较早地注意到了实业致富与资本致富的联系和区别。《史记·货殖列传》对此进行总结，继而提出“本富”“末富”概念。“本富”是指产业资本家以经营农、林、牧、副、渔等产业取得利益，不直接进入市场；“末富”特指商业资本家，主要是在“通都大邑”经营的中介人，其售卖的商品为加工后的各类生活用品以及高利贷等。

　　范蠡清醒地认识到，在利润方面，产业不如加工业，加工业不如商业，商业可以通过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游走获得暴利，因而“末富”在暴富的程度上要高于“本富”。相较之下，“本富”是“盗利于天”，“末富”在一定程度上是“盗利于人”。

　　在个人经商方面，范蠡也有一套自己的成功学：

　　首先，“居善地”，占据消费、物流的要冲位置。

　　范蠡在离开越国后，将创业、经商的据点选在齐国，原因就是后者具有较好的生产环境、人文环境。齐国地处山东半岛，而且临海，物资、交通皆便利，是当时诸侯贸易的主要策源地。

　　同时，齐国具有良好的商业文化传统。姜子牙开国时，就崇尚简明法令，民风务实崇利。齐桓公时代，管仲颁布了一系列促进商业发展的政策。当范蠡经营有方而富至千金时，齐人认为他颇有贤能，还特意请他担任国相，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此后，范蠡移居定陶，也是看中了它的特殊地利：定陶地处天下之中，在齐赵、邹鲁之间，后者都是春秋时期的富强之国，且彼此之间的物产不同。这就奠定了贸易消费的基石。

　　其次，把握天地万物的差异与运行规律，进而敢于反向投资。

　　范蠡强调，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在供需平衡中，供给端货品过多，物价自然走低；当物价低到一定程度，会影响供给端的货品生产，从而导致供给不足，物价上升；物价上升，又会刺激供给端生产商品；货品过度，又会反过来影响物价。成功的经营行为就是把握这种变迁与平衡，根据市场行情与价格变化做到“低买高卖”。

　　再次，经营高质量商品，加快资金周转。

　　《史记·货殖列传》在总结范蠡经商成功之道时，认为“务完物”“无息币”这两点最为关键，即高质量商品易受顾客青睐，又具有更高的抗风险能力。高质量货物与资金流转之间容易实现良性互动，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实现商品和资金的高周转。

　　快速的资金流转，意味着经商者不能一味追求价格的最高点或最低点，而应在适当时候购入、售出。由此，范蠡主张“无敢居贵”“逐什一之利”，即薄利多销，不可贪利。

　　最后，在商业经营中要懂得使用和培养人才。

　　范蠡之所以声名传于后世，除了自身经商有道之外，还在于他的子孙也很好地继承了家业与精神财富。史书记载，范蠡最终“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