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历史，可以有王朝史、政治史、经济史等不同的视野。如果按疾病划分历史，我认为有三个时代：传染病时代、慢性病时代、退化性疾病时代。

　　1949年时，我国仍然处在传染病时代，常见传染病很多，包括天花、伤寒、白喉、猩红热、麻疹、百日咳、肺结核等。后来，有了疫苗、特效药，人们也知道了如何防护。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进入慢性疾病时代，癌症、心脑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内分泌疾病等慢性病成为健康最大杀手。现在，有的发达国家已进入退化性疾病时代。在退化性疾病时代，个人身体好像比较好，大脑却萎缩了，出现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综合征等问题。

　　在与传染病对抗的过程中，近代中国形成了三大防疫模式。

　　其一，上海模式。鸦片战争之后，由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外国人进入通商口岸，首先控制了我国海关。因为西方列强害怕中国人将疾病通过船舶传到国外，要在海关实行检疫制度，并禁止中国人进入租界，以此形成一种包围圈、封锁圈，相当于排除中国人的隔离带。

　　其二，北平模式。民国时期北京设卫生警察，直接参加疫情防控，和医院共同实行疾病监测。当时，居住在城里的人如果去世，要由警察署开具出城埋葬路条，证明死因，才能从朝阳门或阜成门拉出去在外面埋葬。更重要的是，当时在北京出版的报纸有意识地把现代疾病、传染病的相关信息做成专栏内容，开始向民众普及卫生教育。

　　其三，定县模式。定县现属河北省保定市，1926年至1937年，它是乡村建设运动时的一个试验点，卫生制度建设如火如荼，出现了负责问询、科普、治病、防疫等工作的赤脚医生和村内卫生员，他们是离基层人民最近的生命守护者。

　　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是非常有力的预防传染病措施。消灭蚊蝇和清理污水等一系列行动迅速改善了人居环境，在仍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了1957年的57岁，是很了不起的成就。由此可见当时以预防为主的卫生医疗模式很有效。

　　面对传统传染病，我们从小就知道要打预防针。即使它仍然对人构成很大威胁，但得益于历史经验和医疗资源，疫苗、检测、治疗方法都已成熟，令人安心不少。新型传染病则不然。世界卫生组织列出的新型传染病包括SARS、埃博拉病毒、拉沙热病毒、尼帕病毒、寨卡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裂谷热病毒等，新冠肺炎也是一种新型传染病。目前，全球对新型传染病的研发能力不足，不能生产新药和疫苗。对于新型传染病从哪里来，或它是怎么破坏人类生命等认知问题，也搞得不大清楚。

　　令人警醒的是，新型传染病的特征之一是容易导致人畜共患病。比如，寨卡病毒来源于蚊子，埃博拉病毒怀疑是源于猴子，MERS来源于单峰骆驼等。新冠肺炎的来源现在并不确定，但是部分科学家还是认为源于野生动物。这十种新型传染病，目前除了埃博拉有备选疫苗以外，其他还没有疫苗。新冠肺炎疫苗研究如果在中国率先取得突破，那将是我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

　　世界卫生组织对重大疫情设有一个评分制度。只是发生疫情，是“单事件”危机。如果疫情导致卫生系统失效，很多老年人、慢性病人得不到及时诊疗，就升级为“双事件”危机。如果因疫情引发大规模经济萧条甚至战乱，就属于“多事件”危机。新冠肺炎肆虐以来，全国疫情相对较轻的地方无不倾力支援湖北武汉，这些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彰显着祖国人民之伟大，亦可见我国的制度优势所在。不过，疫情的确发出了警示，那就是我们应该从疾病预防迈向防疫准备。

　　疾病预防是说三种手段：一是干预，比如劝说吸烟的人不要吸烟。二是检测，就是通过检查看人是否得病。三是治疗，比如艾滋病患者经过治疗，抗体检测都测不到病毒，传染给别人的几率就会大大降低。防疫准备与之不同，它需要一个完备的疾病监测系统以及一整套的隔离感染源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物资储备，包括口罩、防护服、医学器材、药品等。另外，防疫准备要能够控制住社会的恐慌情绪，这就对相关部门的疫情沟通能力提出了高要求。

　　疫情沟通能力基于对疫情的预测性判断。这次疫情是通过传染病病例报告发现的，即医院发现后报告到区卫生局，区卫生局发现情况比较严重，报告到市级卫生主管部门，从市报到省，从省报到国家卫生主管部门，再报告到中央。这是一种单源头、多环节的监测手段。为了更好地进行疫情预测，应该通过呼吁社会化参与，建立多源头的疾病预警系统。

　　第一种是企业参与。当大型传染病出现后，大公司必定有几个忧虑，其一是股票价格问题，其二是在全球的工人和高管的安危问题，所以它们不惜在疫情信息上花力气、砸重金，这种需求催生了相关预警机构。像加拿大蓝点公司这样的预警机构会集中分析海量疫情报道中的敏感信息，为大公司提供决策预判。如果企业的力量加入疾病预警系统，这些信息就可能与公共卫生机构共享，更好地发挥防疫作用。

　　第二种是研究机构参与。在我国，三甲医院里门诊大夫普遍太忙，几乎没有时间写病例报告。门诊病例如果不能迅速上报，有关重大疫情的预警就有可能延迟。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疾病预测系统，去掉个人隐私，仅仅记录病例，用于进行疫情监测。之前，清华大学张林琦老师团队和平安保险公司共同研发了一个疾病预测智能化系统，一年多前在甘肃省做试点，此次疫情期间，对健康大数据的掌握有力推动了甘肃省的相关防控工作。

　　第三种是公共参与。哈佛大学有一个流感疫情追踪平台，靠志愿者自报疑似感冒。这种监测形式的好处是可以将预警时间提前，一般要比病历报告系统提前两周。哈佛大学还设计了一款叫Flu Near You的APP软件，意为“你附近的流感”，在美国各州征集几千志愿者，由志愿者们把周边疑似感染流感的家人、朋友、同事上报，根据这些疑似报告画出疑似流感时空分布图。Flu Near You还有一系列后台辅助APP，用于收集抗药性信息、管理发热情况、汇总药物副作用、确认诊疗满意度等，通过数据分析，哈佛大学每周公布一次流感报告。这个平台的意义，在于召唤公众共同建立健康社会。

　　我们要认识到，疾病的起源、传播是多源的，感染人群也是多源的。因此，疾病预测不能走“独木桥”，而是可以通过多源预警，提升政府决策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为战胜传染病提供更好的社会化支持。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