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浙江省法学会文化和旅游法学研究会主办的“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民宿法律规制研讨会”在杭州召开。与会专家深入探讨了境外民宿立法的经验、我国民宿立法的可行性以及民宿网络经营平台的法律责任等问题，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虽然到2017年底我国民宿规模已超过6万家，但其合法性及经营管理模式等问题却一直存在争议，到了需要通过立法来破解相关难题的阶段。

　　合法性是困扰民宿发展的国际难题。即使被奉为民宿萌发地的日本，面对近年来旅游人次增加和民宿暴露出的治安、噪音、卫生等各类问题，民宿合法性也被推上舆论风口。“日本政府监管民宿的《住宅宿泊事业法》从今年6月15日正式实施，这意味着在‘灰色地带’发展了30多年的日本民宿业终于走向光明，也为全球民宿行业提供了立法范本。”日本民宿协会特别顾问德村志成认为，中日民宿虽然发展路径不同，但民宿管理的特殊性相似，民宿立法绝不能成为酒店法律制度的简单翻版，必须符合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要坚持文化引领、乡村特色、农民主体、绿色发展的基本原则。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浙江拥有民宿1.6万余家，近90%的民宿已经依法取得特种行业许可证。“近5年来，浙江11个市和63个县（市、区）陆续制定并实施民宿相关政策文件达120多个，一系列的政策法规给了浙江民宿发展优质的发展环境，特别是在2016年，《浙江省旅游条例》在全国率先将民宿列入地方性法规范畴，这给了浙江民宿主们吃上了定心丸。”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杨建武介绍，对于浙江来说，民宿合法性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新的难题更多在于引导和规范。目前浙江是“文化和旅游、农业农村、公安、消防、市场监管、卫生、自然资源、住建等多部门”对民宿进行协同管理。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旅游学院院长梁雪松认为，各部门协同管理本是好事，但如果同一个地市几个下辖区县尚存在不同部门分头管理的情况时，民宿业的监管就会处在无人执法或多头执法的“职能缺失或交叉”的局面，他建议在民宿立法时，应该考虑哪个部门是监管中的最重要主体，哪些部门进行监管配合，只有明确了责任主体，才能解决立法后各部门之间的执法难题。

　　就在一个月前，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正式发布了《共享住宿服务规范》，给了我国处于“灰色地带”的民宿业提供更多明确的规范指导。但标准规范和法律终究不同。梁雪松认为，标准解决的是服务品质问题且并不是强制的，法律解决的是民宿的市场准入和退出问题，做到精准定义、分类规制、促管协调、有限突破，才能为民宿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