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对外贸易物品之一。与其他商品不同，陶瓷不易朽烂，即使历经千年，碎为残片，研究者也能辨识它们的产地与年代，结合出土与留存地点，可以追索其流动轨迹，根据它们的分布范围与数量，又可以探究其流通范围及输出规模，弥补文献的缺失或不足。正因如此，贸易陶瓷研究与考古已经成为探索古代交流与贸易、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最重要的路径之一。

　　珍藏于世界各地的中国陶瓷、封存在海底的古代沉船，以及不同地区港口、遗址出土的残瓷碎陶，如同散落的历史拼图，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珍贵的信息。我们可以从陶瓷入手，拼合往昔的江南贸易胜景。

　　汇通四方：唐代江南贸易枢纽

　　在扬州考古发掘中，唐代地层的陶瓷残片数量猛增，令人瞩目。扬州本地并无瓷窑，追索这些器物的产地和流通轨迹，可以拼合出当时扬州在水路交通网络中的独特位置。

　　最常见的长沙窑来自湖南，而长沙窑执壶上恰有“借问舡轻重，满载到扬州”“借问岳家舫，附歌到扬州”的诗句，提示我们，由湘江至洞庭再沿长江顺流而下到达扬州在当时已是极为繁荣的运输航线。

　　北方一些地方的白瓷、唐青花、白釉绿彩在扬州也非常普遍，这些器物的烧造地点在河北邢台、河南巩县等地，它们之所以集中出现在扬州，与隋唐大运河的开凿疏浚密切相关，通过永济渠、通济渠、淮水、邗沟的水道联通，北方地区的物产可以很方便地到达扬州。

　　扬州城内大量越窑产品则来自浙江慈溪上林湖一带，顺江南运河抵达。自此，我们已经可以利用陶瓷残片，勾画出扬州位于隋唐大运河乃至国内水运关键节点的面貌。

　　值得注意的线索是扬州罗城遗址中晚唐地层中的西亚孔雀蓝釉陶器，来自波斯大食，数量可观，甚至还有完整的大陶壶，出土地点集中在三元路一带、文化宫遗址、唐城东门等地，这里正是当年扬州的商业中心。西亚陶器以及玻璃器的大量出现，显示了扬州与海外的密切联系。唐代扬州靠近出海口，有大量西亚人在此经商，扬州出土的摩呼禄墓志明确记录墓主系“波斯国人”，“舟航赴此”。

　　进一步比较扬州、黑石号沉船及海外遗址出土唐代陶瓷组合，可以清晰地看到扬州作为国际港的位置。黑石号是一艘沉没在印尼勿里洞岛附近海域的阿拉伯沉船，出水大量陶瓷，与扬州面貌一致。这被称为唐代外销瓷的“四组合”，在日本、东南亚室利佛逝、斯里兰卡曼泰、埃及福斯塔特、伊拉克萨马拉等地都发现了同样的组合。而这种组合，只在国内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出现，扬州在当时海外贸易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器行天下：宋元江南物产输出

　　利用陶瓷的线索，还能进一步了解贸易的规模与版图。

　　跨入宋元，我们首先关注印度尼西亚爪哇北岸井里汶外海打捞出水的井里汶沉船。如果说遗址考古是按照地层对某一地区过往的层层揭示，那沉船考古就像是解封一枚“时间胶囊”，将一个特定历史片段呈现在世人面前。井里汶沉船出水了“戊辰徐记烧”纪年越窑碗，可以肯定其年代在北宋初968年或稍后，早于吴越纳土归宋（978年）前数年。船上出水的越窑青瓷数量惊人。五代至北宋初，江南吴越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以慈溪、上虞为中心的越窑产量剧增，成为吴越王钱镠进贡宋、辽的贡品，同样也是对外贸易、获取利润的重要商品。

　　宋元开始，陶瓷作为江南地区的重要物产，一直在对外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而陶瓷主要产区则随时代变迁而变化。南宋至元代，浙江龙泉地区生产的青瓷取代越窑，成为外销瓷的主流。沉没于韩国全罗南道的元代新安沉船，出水陶瓷便以龙泉青瓷为主。整合世界各地出土、留存的龙泉青瓷资料，我们会对这一阶段江南物产的输出范围感到惊讶，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各地航船所到之处，内陆腹地重要城镇，都能找到龙泉青瓷的踪迹。故宫去年举办龙泉展，便以“天下龙泉”命名，江南物产的输出、影响范围之广，由此可见。

　　东西汇融：明清江南的贸易活力

　　明清时期，江南经济与对外贸易又有新的发展。

　　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了一件永乐官窑青花执壶，它由珠山御窑厂生产，郑和下西洋时，被明朝宫廷作为外交礼物馈赠中东，奥斯曼帝国苏莱曼大帝统治时期，又被法国驻奥斯曼大使带到法国。这件执壶见证了明代辉煌的航海时代，也是日后中国陶瓷风行欧洲的先声。

　　贸易陶瓷的变迁充分见证了江南的贸易活力。灵巧的工匠针对日本、欧美不同市场，生产风格迥异的器物，满足不同的审美与器用需求，销往日本的古染付与输出欧美的克拉克瓷器风格迥异。

　　对外来需求的快速反应，新形式与技术的迅速吸收，往往是衡量一个地区贸易活力的标准。明清景德镇贸易陶瓷完美体现了当时的贸易活力与创新能力，工匠根据外来订单，不断革新技术。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油醋瓶、方瓶、果篮，吸收了欧洲陶器、玻璃、银器式样，都是典型实例。而欧洲发生的社会事件，比如鹿特丹事件、南海贸易泡沫，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反映到景德镇陶瓷上，充分体现了当时的贸易繁荣与活力。

　　（陈洁，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