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兴起的最初几年，群众理解它为“跟主流、大众不一样”“已经没用了”。非遗不是“物”，今天“用不上”、偏离大众的非遗，恰是过去百姓最“有用”的日常生活，是历史中由普通民众以“物”与“用”为根本需求构建起的精神体系：以人为主体，以物质为媒介，以口传心授为途径，将世代积淀的思想、观念和方法论，传导到社会生态链的各个序列。在近代特定历史和社会背景下，它长期呈现为“无用”的状态，却具有固定且持续变化的价值——盖因其塑造了整个民族的审美和人格，赋予了个体独特的生活情趣。

　　非遗的构成要素为技艺、工序和原料。独特的人文生态环境孕育了人的生存智慧和宇宙哲学，也滋生出相应的造物制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不是物质，是造物制度及“物”背后的“美”和“用”。

　　我国非遗保护工作采取“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的策略方针，逐年加大对非遗的舆论推广和资金扶助力度，民众的文化自觉意识较数十年前有了很大提高。随着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民众在购买力增强的同时有意识地回望传统，并将这样的审视、自省和关注传递出去，传承下去。

　　每个商品的使用价值都包含着一定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或有用劳动，非遗产品也是如此。

　　“去传统化”审美习惯逐渐被改变，新的“审美革命”正在潜伏和孕育。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群众眼中“乡土”的、“偏离时尚”的、有“底层”感的、被摒弃和漠视的文化遗存，再次获得认同，在人们逐渐回归传统的价值观和审美意识中找回曾经的位置。个体劳动，尤其是凝结了手工和审美价值的劳动、作品和观念比此前任何时候都得到尊重，劳动价格的提高和市场的扩展成为大势所趋。这使得在过去不受重视的文化性劳动变成了一种表演，甚至艺术品。劳动价值的提高带来更加丰厚的利润，刺激技艺的拥有者频繁而持续地生产、复制和创造。时代和传统带给他们的红利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高昂，以至于“传统”的继承者们一改从前漠视的态度，持续高强度、高效率地从先辈遗留的制度、规则、秩序和文本中，吸取价值、提炼意义、巩固方法，以产出更多、更吸睛、更炫技的产品，这为“非遗制造者”提供了市场基础和生产动力。

　　消费生产力在人们对现实世界、政治、历史、文化的“好奇心”中迸发。消弭了阶级桎梏和特权的民众，对“物”与“美”的执着占有欲前无旧例；先人在农耕文明时代就开启的“物以致用”的智慧，正大面积觉醒和复苏。

　　文化商品既可以呈现出物质性的一面，又可以象征性地呈现出来。现下的非遗资源正被作为一种审美意识驱使下的文化资本进行交换与贸易。传统技艺、美术等具有固定表现形式和物质载体的非遗项目，被开发为可复制形式、可批量生产的有形商品流通、销售。而民间文学、表演艺术、民俗等没有特定物质载体的非遗项目，产出的是以听觉、嗅觉、触觉等感官体验为主导的无形产品，在后现代社会，它们被采用全媒体、数字化的生产模式向公众传播并获得盈利。这些非遗产品固然没有实体样态，却拥有商品的属性和价值。

　　非遗商品开发者正在为非遗商品化寻找更多合理性。商品市场的富氧化，资本的膨胀，受众的年轻化时尚化，使非遗的概念加速异化，由最初对人权平等以及个性化的自我审视和自我认同等“源代码”的解读，衍生出时代性、功能化、生活化的新语境。

　　非遗的商品化和产业化，便如同一种交通工具，带着企图通过消费回归传统的大众，向未知的方向颠簸而去。

　　消费刺激下的“非遗市场”，有形或无形的产品形式光怪陆离，非遗被符号化规模生产，却内涵短缺，质量参差不齐。这给非遗商品的产业格局、市场份额和受众体验以消极影响。

　　尽管波涛汹涌的商品浪潮将非遗保护推上了一个新堤岸，非遗产品的开发依然有拓展空间。非遗概念的普及率数据可观，但大众对于非遗的关注点聚焦在较为浅层的部分。这导致两种结果，一是非遗产品素材和表现形式肤浅化，人们对非遗领域中的普通素材喜闻乐见，但对具有深度内涵的非遗文本难以理解或喜爱；二是劳动成本低廉、技艺水平平庸的产品与技术密度大、审美价值高的产品销量呈两极分化。非遗产品设计开发者需要加强文化储备，融入身后这片传统，在设计中彰显开放与多元的文化精神，拓宽产品的意义和价值。

　　消费者对非遗产品品质的追求还在与日俱增，市场的选择也将净化非遗产业的空间和生产链。通过审美革命和商品经济促进非遗保护，成人之美，以物为用，物尽其用，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