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国宝“活起来” 博物馆“火起来”

　　为一座博物馆赴一座城。

　　2018年元旦，位于故宫文华殿内的清朝各种釉彩大瓶前人满为患，很多中小学生拉着家长的手，指名要看被戏称为乾隆皇帝“农家乐审美象征的瓷母”；同样，在湖北省博物馆，慕名前来看越王勾践剑的观众也络绎不绝……

　　2017年12月开播的大型文博探索类节目《国家宝藏》的火爆，让“正经到骨子里”的博物馆成为“网红”，这也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博物馆中的文物该如何“活起来”，从而真正让无数观众一眼千年，感悟传统文化的深厚与自豪呢？

　　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博物馆已达到4873家，举办的展览数量也为数不少，2016年全国举办展览达3.08万次，一些展览的火爆程度更是有目共睹，观众们以百米冲刺的架势争睹文物风采的情景甚至催生了“故宫跑”这样的热词。

　　在消费升级的大潮中，博物馆又该如何平衡“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进而打响博物馆经济这张牌？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对话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等9家博物馆负责人，论道中国博物馆该如何从“活起来”到“火起来”。

　　对话九大馆长：我们是这样让馆藏文物“活起来”的

　　博物馆“活”起来

　　2014年3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习近平总书记表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据统计，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博物馆已达到4873家，比2015年增加了181座，2016年全国举办展览达3.08万次。但是在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看来，能够引发参观热潮的，还是少数。

　　虽然《国家宝藏》《我在故宫修文物》等电视节目带来了参观热潮，但流量和口碑并不能完全代表和满足观众们的需要。

　　“博物馆是服务业，最重要的就是客户的体验，体验差了，自然没有人愿意来。”接受记者采访的馆长们几乎都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强跃：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文物背后的故事走出来，让文物活起来，让广大的人民群众把文化带回家，把博物馆带回家。

　　“我们陕西博物馆共收藏了171万多件文物，汇聚在一起就是一部中国历史，但是每次能展出的文物是有限的，90%都在库房里，如何才能满足大众对文物背后深厚底蕴的好奇心与探索欲，激活文物，传播中华文明，我们一直在探索。”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强跃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对于收藏中国文物藏品最多的博物馆故宫来说，也曾面临类似的烦恼。“你说你的馆所宏大，但是70%的区域都是非开放区；你说你的藏品多，但是99%的藏品都在库房里；你说你的观众多，但是（过去）一到旺季，观众就要排两三个小时的队。”单霁翔直言。

　　为此，不少博物馆都在改进各类基础设施上下了“血本”。

　　以故宫为例，故宫花了3年时间对10项室内环境、12项室外环境进行大整治。比如，为了提高安全性，总面积约14800平方米的135栋临时建筑被拆了，包括600人吃饭的大食堂和13排的办公区；为了“让游客更有尊严地参观故宫博物院”，故宫新增了1400把椅子。如今，故宫内的椅子已经可供1.1万游客同时坐下来休息，还不影响景观。

　　而为了提升故宫售票的效率，故宫全面电子票化，购票排队的现象基本没了。根据2017年10月7日的数据，网络提前预售购票占到了54.77%；为了让游客更好地看清过去不能接受灯光长期照射的大殿，故宫研发了新款LED光源，终于点亮了几十年来黑黢黢的太和殿和乾清宫等；在开放展区面积方面，五六年前紫禁城的开放面积大约只占30%，2014年终于超过50%，达到52%，2015年超过了65%，2016年开放到了76%。

　　湖北省博物馆则尝试用“国宝讲解机器人”在“互联网科技+中华文明”方面进行破题。

　　2018年元旦3天，该机器人“上岗实习”，主要服务湖北省博物馆四大镇馆之宝其中之一“元青花四爱瓶梅瓶”，互动量超过7000次。“国宝机器人”很好地弥补了客流高峰期的讲解人员及讲解设备不足，并重点“复活”了重要馆藏，提升了博物馆综合服务水准。

　　“VR技术、大数据的应用，从更现代的角度丰富了文物的历史文化内涵。这几年，我们加大了对网站的建设，网上博物馆等每天都会吸引大量浏览者。”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蔡琴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蔡琴：博物馆最主要的产品就是服务于观众的产品，让文物真正活起来，就是要大众可以获得分享，受到教益，博物馆的功能就是利用分享受益，回馈社会，为社会的进步和谐发展起到作用。

　　“我们可以自豪地表示，来我们院参观的观众可以和在西方的博物馆一样，享受欣赏裸展的乐趣，可以安静地自由无拘束地360度全方位看展。”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展览是核心竞争力，但也要会打经济牌

　　“最令我感动的是一次我们办展览，一位观众走进来，刚开始他看到展品后兴奋地大喊大叫，保安还想进行干涉，后来他就安静了，完全被展品的力量感染，很放松地在欣赏，这就是展览的魅力。”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方勤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中国现代化发展非常快速，但是我们的文化要补课，以前湖北省博物馆参观人数是每年30万人次，现在达到200多万人次，这就是公共文化的均等性，博物馆应该是能让人享受平等的公共文化服务的场所。”

　　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方勤：博物馆代表了公共文化的均等性，大家享受平等的公共文化服务的权利，我们希望让更多人更方便更优雅地待在博物馆，提升服务质量，让我们的藏品给人愉悦感，给人一种创新的意识。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认为，展览是博物馆给社会提供的一个核心公共产品。“上海博物馆这些年在思考一个大问题，就是怎么建构一种更加新颖的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必须是互动的，不是像以前一样的单通道，现在必须是一个双通道。”杨志刚对记者说。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我们一方面扎根和弘扬传统文化，另外一方面也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两方面的工作就是“让文物活起来”。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

　　受访的馆长们都认为，展览才是博物馆最核心的竞争力。但是，办展览要是不盈利呢？

　　2017年8月在山西太原举行的“经济环境变化与博物馆应对”研讨会上，就有专家指出，中国经济的运行是L型走势，进入转型期，经济下行压力还将持续很长时间。与此同时，我国的博物馆数量却在以每年200座的速度增长，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有4246座博物馆实现免费开放，占全国博物馆总数的87.1%。地方财政压力非常之大。

　　事实上，早在2010年，《人民日报》就曾算过一个经济账，通常，一个市级博物馆的投入约在两三亿元，省级博物馆的费用则更高些。一座博物馆的建设，从立项到竣工要用3到5年的时间，再加上文物的征集、维修、保护，博物馆日常运营开支等，投入可谓巨大。

　　其实在经济领域，有专门的“博物馆经济”说法，指以博物馆或博物馆群为依托，通过充分发挥博物馆的特有优势和经济价值，将博物馆与旅游、文化等产业有机融合的一种经济形态，是一种能带动区域软实力提升和经济持续发展，促进博物馆事业功能发挥的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英国旅游局的统计显示，2013年海外游客去英国旅行的超过3000万人次，其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行程都造访了博物馆和画廊等英国文化机构，博物馆经济甚至一度成为英国的“出口支柱”。随着英国布莱顿博物馆和约克艺术长廊引入收费机制，从2016年起，越来越多的英国博物馆收取门票费用。

　　2017年9月15日，北宋名画《千里江山图》在故宫亮相，为了争睹其风采，每天故宫门一开，男女老幼就拉开百米冲刺的架势，由此造就了媒体热议的“故宫跑”景象。

　　“近两年我们做了5个收费展，就是在博物馆经济方面的尝试，全部都是有收益的。例如南博与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共同主办的《法老?王——古埃及文明和中国汉代文明的故事》，我们策划的主题是当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与汉代江都王刘非相遇会碰撞出什么样的文化故事？250件文物让观众领略两大古代文明的神秘与壮观，获得了经济和口碑双丰收。”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

　　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博物馆要展示的物品不仅是我们看到的这么一点物，而是物背后相关的非物质的内容，我们要让文化遗产能够真正地活在当下，活在现代生活中，活在人们的心中。

　　龚良认为，随着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也给博物馆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和标准，就是博物馆要在服务好大众这样一个目标的前提下，如果政府没有给予更多的支持，是不是可以发挥博物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对于国有博物馆的盈利问题，单霁翔认为，我国国有博物馆为事业单位，而对于事业单位必要的经营活动如何界定，却没有明确定位。一部分人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对立起来，将“公益”和“利润”“经营”对立起来，将“不以营利为目的”等同于“不能盈利”，极大地限制了博物馆开展文化创意产品研发的进程和水平。

　　文创产品的研发，为故宫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雍正御批”胶带、 “朕生平不负人”字样的手机壳，各种各样的故宫猫……一时间，故宫的文创不断上头条，此外与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互联网企业合作的脚步也从未停下。

　　湖南省博物馆馆长段晓明：让文物活起来，我认为首先就应该让文物美丽起来，让展览亲切起来，让观众愉悦起来。

　　2015年8月，单霁翔曾透露，当时故宫的文创产品已有7000多种，2015年上半年文创产品销售额突破7亿元。

　　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博物馆是观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希望通过潜移默化，让博物馆成为一个城市的重要的文化场所，也是代表一座城市最亮丽的名片和最明亮的窗口，成为公众休闲的最好的一个去处。

　　至于利润的用途，单霁翔同样有清晰的规划，一是成立了两个机构，故宫研究院和故宫学院，都是非建制的，国家没有经费用来养活这两个非建制机构。第二就是研发，加大投入研发，在爬坡的时候不投入研发，没有后劲，所以不断地加大投入研发。

　　博物馆也要“吸粉”

　　显然，再好的展览，也需要借助强大的营销手段才能吸引尽可能多的流量，并将流量成功转化为商业资源。

　　在人们的印象中，近年来博物馆第一次大规模“吸粉”，来源于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

　　2016年，故宫同中央电视台合作推出了大型文物修复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尽管只有3集，却迅速火爆网络，豆瓣评分9.3，70%的人给了5星好评。2017年该纪录片的电影版在北美放映，售票速度也几乎是用秒计算的，在纽约200人的影院座无虚席。片中的钟表师傅王津还在休斯敦电影节上获得“全景中国”大奖。

　　“给这部片子点赞的人有70%是18岁到22岁的年轻人，这令我很感动。”单霁翔透露，这部片子出来以后，报考故宫修文物岗位的应届毕业生数量增加了很多。

　　而近期的又一档现象级综艺节目《国家宝藏》所带来的博物馆热效应，则更是不可小觑。有相关部门的数据为证，自2017年12月初开播以来，通过“博物馆”这一关键词搜索国内旅游产品的数据骤然上升了50%。有旅游网工作人员预计，随着该节目热度的攀升，尤其寒假临近，不少有亲子游和游学计划的家长，已开始把目光转投“寻宝之旅”。

　　此次，平时不愿意抛头露面的馆长们走到电视机前充当国宝守护人，为自己的博物馆“打call”。

　　“推选文物的时候，我们觉得三件太少了，没法代表馆藏。我们曾经提供了一个名单，但与其他馆的推荐品有重复，只好有所取舍了。”辽宁省博物馆馆长马宝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众所周知，在博物馆众多种类的馆藏中，书画类文物颇为“娇贵”，这类国宝因为难以保存所以更加弥足珍贵。因此，辽宁省博物馆选择了两件书画作品提供给《国家宝藏》节目组，一件是唐摹王羲之一门书翰卷和宋人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特别是《洛神赋图》，因时间久远，真迹早已失传，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是唐宋年间的摹本。

　　“据目前所知，传为顾恺之的《洛神赋图》的各种摹本中，辽博收藏的这件《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现存宋摹本中最完整、最古朴的一件，以前很多人都说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书画珍藏好，这次节目让人们发现我们辽博的馆藏真正体现了‘人大于山，水不容泛’，与唐人所记的魏晋画风极相吻合。” 马宝杰介绍说。

　　辽宁省博物馆馆长马宝杰：以前博物馆更多的是给大众提供一些知识和信息，再用传递方式传播文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诉求让博物馆走出象牙塔，能够实现社会教育职能，让观众参观有所收获，有所启迪，甚至精神层面还会有所提升，这是一个文化的过程，也是我们文博人共同的使命。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杨蒋超 摄

　　对话单霁翔：你看到的故宫藏品还不到1%

　　从《我在故宫修文物》到《国家宝藏》，从“故宫萌”到“故宫跑”，在践行让文物从“活”起来到“火”起来，再到挖掘文物和博物馆背后的经济价值，故宫打出了一副相当出色的博物馆经济牌。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天，故宫的文化资源呈现我觉得远远不够，再盖10个故宫博物院，都有东西可以展。”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海报

　　“真正难的是服务好每个观众”

　　记者:您怎么看待故宫博物院院长这份工作和故宫这几年的变化？

　　单霁翔：我有幸和故宫结缘，来故宫工作感觉很兴奋，我到故宫博物院后，看到故宫简介说，故宫是世界最大规模的宫殿建筑群，是收藏中国文物藏品和观众来访量最多的一座博物馆。但真正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以后，我觉得这些世界之最其实对于一个普通观众来说不是最重要的。比如过去总说故宫馆所宏大，但是70%的范围都立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非开放区，观众止步”；如果说故宫藏品多，99%的藏品都放在库房里，人们看不到；如果说故宫观众多，但我们发现80%的观众进了故宫博物院以后，就目不斜视地往前走，并不去两边看展览。实际上，我们平常说的故宫的这些世界之最人们感受不到。

　　故宫每天都会有变化，所以我们现在提出精细化管理。我从办公室走到午门，大约50分钟左右，每天走两圈，要走差不多两万步，我们在行走的途中观察，不断地发现问题、调整、修复、改进。我去的比较多的是工地，就是看防火措施落实了没有，工作质量提高了没有和解决问题到位了没有。通过在巡检过程中的不断完善，使得工作环境和质量在螺旋式上升。

　　故宫博物院用了3年的时间，对环境进行整治，室内10项环境整治，室外12项环境整治，今天我们希望人们到故宫博物院，看到是绿地、蓝天、红墙、黄瓦这样的景色，同时能看到一些生态景观，比如和平鸽、鸳鸯、小鸟、花卉、植物、树木以及观众特别喜爱的故宫猫等等。

　　记者：作为故宫博物院院长，最大的压力是什么？

　　单霁翔：其实这些都比较容易，真正难的就是服务好每个观众。最大的压力是故宫的观众增长太快，2002年故宫的观众数量第一次突破700万，但是仅仅过了10年，到2012年，突破了1500万。我们就采取了一些措施，争取能减少因人流高峰导致的拥堵现象。2017年“十一”8天黄金周，我们开启了全网购票，广场没有售票处了，开始实行扫码售票。在故宫工作的每个人的工作牌后面都有一个二维码，当在广场被问到怎么购票时，就说“你扫我一下就行”。

　　作为故宫博物院院长，一定要把每件事情都能够预想好、安排好。平常说做事要万无一失，我体会最深，“一失就万误”，你做9999件事，但一件事没有把文物保护好，那你对不起社会，对不起国家，那你可能就要下台。

　　讲好中国故事，需要生动的语言

　　记者:很多人用“段子手”“网红”来形容您，还有人说您是被埋没的喜剧演员，您对此怎么看？

　　单霁翔：我只是在讲故事，从来没有编段子，因为讲好中国故事，需要生动的语言，故宫的故事很多，我三天三夜都讲不完。而且故宫是一个大家关注的地方，其实这些年我们最受益的是负面报道，这样可以督促我们。我们取信于公众，取信于媒体，每次发布的信息，说的每一句话，最后一定要做到。比如我说了到2018年，故宫的家具馆要开馆、城墙要扩大开放等等信息，欢迎大家到时来检查。

　　记者:对于故宫开发的文创产品，外界赞赏有加，但也有人质疑其不够严肃，您对此怎么看？

　　单霁翔：故宫的受众非常大，观众群来自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国籍、不同地域，因此故宫的文创产品就要覆盖各个层次，所以我们用一些所谓“萌萌哒”的产品满足一类观众，同时，我们也结合不同的社会公众文化需要研发了更多的产品。

　　可是媒体经常报道“萌萌哒”部分的文创产品，就好像故宫的文创产品这部分占的比例很大，其实它只占不到5%。你到我们的文创产品店就会发现，更多的故宫文创产品，其实都是很接地气的，都是传播故宫文化的。

　　记者:《我在故宫修文物》这部纪录片反响热烈，请您谈谈当初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初衷？

　　单霁翔：《我在故宫修文物》这部片子是和中央电视台合作的，因为他们对故宫文物修复不断有新成果呈现很欣喜，认为应该把这种科学的态度，特别是工匠精神在社会上呈现出来。这部片子特别感染年轻一代，70%点赞的观众都是18～22岁的大学生，这让我对当代青年人的印象有了很大的改变。

　　叫人非常感动的是，年轻人热爱文化的情景在故宫里司空见惯，比如赵孟頫特展，进展厅以后发现，70%以上都是年轻人，再一问，很多年轻人，有的来了6次，甚至有的来了8次。他们对于书画作品这么喜欢，过去我也没有想到，我们应该以更多他们喜欢的作品，包括影视作品来融入他们的生活。

　　“再盖10个故宫博物院，我们都有东西可以展”

　　记者:近年来，中国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守望，“中国风”席卷了全球，故宫这些年的发展也取得了不俗成绩，您觉得还有哪些工作可以继续改进？

　　单霁翔：中国今天有4870座博物馆，收藏的国家顶级珍贵文物，就是一级、二级、三级文物，统称珍贵文物，一共401万件。而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我们经过10年的清理，今天清晰地展现，一共有168万件。故宫收藏的国家顶级珍贵文物，占全国珍贵文物的42%，因此我们就要承担起传播文化的职能。

　　2017年，《千里江山图》在故宫展出，吸引了大量参观者。

　　故宫的文化资源呈现我觉得远远不够，这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故宫的文物藏品展不出来。因此我们尽了很大的努力，不断地扩大开放范围，但是我们展出的藏品只是增长了一倍，也就是从过去的七八千件，到了现在一万七八千件这样的水平。但是我们现在有180万件藏品，也就是说只展出了很小的比例，大概1%左右的样子，再盖10个博物馆、10个故宫博物院，我们都有东西可以展。所以我们在厦门鼓浪屿建了故宫外国文物馆，在北京的奥林匹克公园建了故宫精品文物馆，还和香港特区政府合作在香港建立了故宫文化博物馆。

　　每个时代的文物工作者也好，文化工作者也罢，都有不同的使命，我们今天要面对的是更加艰苦的一个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这些努力还要持续地做，这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我们要有序地、不断地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把故宫的这些文物藏品更多地融入到社会当中。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目标。

　　“活起来”三个字，对我们实现这个目标影响很大。故宫今天加大了数字化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应用，这样我们的文化传播能力才能适应新的时代、世界各地人们的文化需求，故宫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人们查阅故宫信息的时候，应该是便捷的、清晰的、丰富的，这是我们不懈的追求。所以经过几年努力，故宫把1862690件文物，每一件文物都在网上能够查阅到它的基础信息。其实，让文物活起来就表明它们应该还活在当下人们的生活中，活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那么我们就要把它们真正的，能够系统挖掘文物文化遗产的内涵，然后以多种方式，来展示它们的文化魅力。

　　此外，通过互联网技术、虚拟现实技术、数字技术的应用，到2020年，故宫开发的技术平台“智慧故宫”的建设，将会对故宫的安防，起到很大的支撑作用。将来故宫的观众和每一件藏品在移动时，所有的行动和地点，都会清晰地呈现。

　　故宫的文创产品在2015 年创下10 亿元的销售额

　　对话《国家宝藏》总制片人、总导演和执行导演：“谁没年轻过？”

　　让制片人、总导演于蕾感慨的是，参与节目的所有明星在节目现场都很谦卑，对国宝有一种敬畏之心。

　　“文化的内核、综艺的外壳、纪录的气质，创造一种全新的表达。”

　　这是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对2017年12月3日开播的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的一段评价。

　　当尘封的故事将博物馆里一个个沉睡的宝物唤醒时，这档被称为“中国版博物馆奇妙夜”的节目，不仅让《千里江山图》、杜虎符、《阙楼仪仗图》、骨笛等文物成为“网红”，更通过网络、社交媒体征服了大量年轻观众的心。

　　这档节目究竟是如何让古典文化不仅“活”了起来，还“潮”了起来，甚至“燃”了起来呢？《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节目总制片人吕逸涛，制片人、总导演于蕾和执行导演汤浩等，讲述《国家宝藏》背后的秘密。

　　模式怎么定？

　　“好爱这个节目”“立志每一个博物馆都要去打卡”“此生不悔入华夏”……

　　谁也没有料到，《国家宝藏》一经播出，就上了热搜，在知乎上形成了话题，在豆瓣上的评分一度到了9.5分；在视频网站的播放量很快达到了6000多万，如今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攀高；而“95后”“00后”的各种花式“表白”更是在弹幕上全面开花。

　　“所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博物馆作为浓缩的历史，集纳着泱泱中华五千年灿烂辉煌的民族文化。这一次我们尝试用现代化的讲述方式、新的评判结构，以及整体的舞美设计、技术运用等一系列手段，做这档追寻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节目，它并非老气横秋，而是让观众感受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有新意的表达。”央视综艺频道节目部主任、《国家宝藏》总制片人吕逸涛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

　　每一位明星守护人都需要着古装戏服，录制一出国宝“前世传奇”的故事。

　　如果单从收视率来看，《国家宝藏》并不是吕逸涛做过的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这位曾经担任过春节晚会总导演的总制片人坦言，节目既要在思想上、艺术上承担“颜值担当”，又要在百舸争流的综艺市场中脱颖而出，是当下电视人最具挑战的事情。

　　“从《中国民歌大会》到《朗读者》《国家宝藏》，我们这次无论从题材选择、节目模式还是内容表现等各个方面，都选择了不一样的打开方式，希望极致挖掘人文关怀，让文物暖起来。”吕逸涛说。

　　节目制片人、总导演于蕾介绍，《国家宝藏》的最初策划始于2015年，并参加了央视的创新节目大赛，最终拔得头筹，她和同事们获得了海外培训的机会。

　　在英国受训的40多天里，他们抽空逛遍了伦敦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深感在“老外”的生活中，博物馆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场所，“人们可以去博物馆上课，也可以去博物馆谈恋爱，博物馆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反观我们，我们也都知道文物是个好东西，却并不知道好在哪儿，故宫成了全国人民到此一游的旅游景点。”于蕾对记者说。

　　在对收视人群的调研中，央视的编导们在采集了大量数据后，意外地发现：一是现在的“90后”普遍特别爱国，是各大论坛最积极的参与者；二是B站（指国内知名的视频弹幕网站哔哩哔哩bilibili）上最火的IP居然是上世纪90年代唐国强主演的电视剧《三国演义》。

　　“经过了解，‘90后’‘00后’根本不喜欢传说中的‘傻白甜’‘无脑’的东西，而是更渴望有价值、有营养的知识。”于蕾很感慨地说。

　　因此，在完全没有任何既有模式可以参考借鉴的情况下，于蕾和她的团队从零开始做“研发”，花了两年时间反复推敲、打磨，终于形成了如今的这套方案——集演播室综艺、纪录片、舞台戏剧、真人秀等多种艺术形态于一体的全新模式。

　　“谁没年轻过？所以我们尝试了这次创新，定义为大型文博探索节目，用时尚现代的方式激活深沉古老的历史，实现文化类节目从抽象感受到具象表达的转化。”吕逸涛说。

　　故事谁来讲？

　　模式有了，故事由谁来讲呢？

　　会是文物版的《开讲啦》？还是严肃版的真人秀？

　　用学者讲故事，观众会压力大，感觉像是在上课。于是，节目组请来了九大博物馆的“掌门”，还甄选来了27件国宝。每一期聚焦一家博物馆的3件镇馆之宝，每件文物都有相应的明星守护人，演绎前世传奇，又有素人守护人，解说今生故事。前者吸引关注，后者普及知识，更涉及微言大义的引申。

　　和其他节目不同，这次每一位明星守护人需要先到国宝所在地拍摄一段“今生邂逅”的片段，完成综艺的部分。然后进棚，着古装戏服，录制一出国宝“前世传奇”的故事，完成戏剧的部分，可以说很耗心力。

　　节目执行导演汤浩清楚地记得，一开始邀约明星的时候，他们有点吃惊，例如段奕宏因为从没有上过综艺节目，面对节目组勾勒的“蓝图”，他想象不出他的形象能跟“文物活化”有什么联系。但当段奕宏去了湖北，亲眼看到那把2500岁，有着“天下第一剑”之称的越王勾践剑时，感到非常震撼，“我们在文物面前算什么呀！我一直在想，我何德何能去守护‘天下第一剑’呢？所以一定得把节目做好。”段奕宏后来回忆说。

　　“中国的骄傲散落在每件文物身上。”汤浩说，“文物就像一个时空隧道，把你带到过去。然后你会更了解自己从哪里来，以及自己将到何处去。”

　　于蕾特别感慨，参与节目的所有明星在节目现场都很谦卑，对国宝有一种敬畏之心。“他们其实在观众心里都是演技派，但特别谨慎、忐忑，会提前要剧本，在现场跟着彩排，然后才正式录制。”

　　而最令观众对节目“打call”的则是来自节目中素人部分的演绎，在看完第一集《国家宝藏》后，专栏作家李大力第二天就跑去故宫，看到了在第一集出镜的梁金生老爷子。梁金生一家五代人在故宫工作，要论在故宫的工作时长，除了皇帝，没有谁家比他家更久了。

　　而上海博物馆展示文物大克鼎和商鞅方升的背后，则是潘达于和龚心铭两个家族几代人誓死保卫国宝的故事，令人动容。据上海博物馆介绍，捐赠文物占上博14万件珍贵文物的近25%，上博的“捐赠墙”上有993个名字。

　　虽然目前学术界对这档普及文博内容的综艺节目还有不同意见，比如文物本体信息不足，前世传奇从故事到服化、道具等都存在瑕疵，例如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冯立认为，第三期节目讲述贾湖骨笛的时候，介绍说文物的年代是通过碳14测定过的，但在实际考古工作中，碳14测定并不能给予文物非常精确的年代判定，存在较大误差，大约是正负200年左右。

　　但正如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巡视员罗静所说的那样：“我们期待通过此次电视国家队和博物馆国家队的合作，能够为全社会提供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贡献。”

　　（文中图片如无署名，皆由《国家宝藏》节目组提供）

　　吕逸涛问答：

　　《中国经济周刊》：做这档节目的初衷是什么？

　　吕逸涛：我们之前做过大量调研，原来观众习惯于单向的线性传播方式，而今天2.77亿“90后”网民，是在指尖上长大的，网络培养了他们很多习惯，比如多点实时接收，即他们可以在一时一地同时接收多种信息，而对知识的渴求是他们的群体特征之一。

　　历史对他们而言，不只是上下五千年的数字，而是鲜活的人、事、物的构建。文物，不再是庙堂之高的陌生物件，而是携带我们文化基因的密码，因此，我们创制了“纪录式综艺”的节目模式，通过演播室中纪录片、戏剧表演等艺术手法，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表达。

　　《中国经济周刊》：综艺节目是收视竞争最激烈的节目，也是购买国外模式最多的节目，我们原创综艺要如何才能有所突破？

　　吕逸涛：我们有几个关键词，一个是创新，一个是引领，一个是坚守，提出原创综艺打造“综艺稳生态”概念。

　　何为“综艺稳生态”？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顶层理念，于人民群众之中寻找源头活水，和社会热点相契合，与观众的情感相融合，拒绝哗众取宠，摒弃流俗糟粕。在体现时代特色的同时，坚持履行国家级媒体的职责使命，大视角出发，大情怀展现，讲中国故事、扬中国精神、传中国文化。首先，不懈地推陈出新；其次，就是要汇集一批精益求精的电视匠人，打造一支坚甲利兵的一流团队。栉风沐雨见肝胆，砥砺奋进续华章。

　　《中国经济周刊》：作为一个综艺节目的制造者，您觉得综艺节目的创新难在什么地方？

　　吕逸涛：内容创新是很难的，创造新的表达方式能不能被人接受，确实要冒很多风险。我理解的创新不完全是革新，也不是革命，是打破原有规律重新整合，这是我们当下可能最有效的推崇的创新方式。还是拿《国家宝藏》举例子，之前的文博类节目是怎么做的，我们就先要把这个坐标系打破，没有了参照系，我们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就跟DNA一样我们打破重组，12345变成了14523，这就是创新，就是改变了你的思维模式和观影关系。吸引年轻人的节目我们还是要继续往下推，2018年、2019年规划里我们都有涉及，我们很欣喜的是看到现在“90后”“00后”，吸收各种的新鲜事物，在中国年轻人聚集的视频网站B站上，一些“95后”“00后”的网友自发成立了答疑解惑小组，从历史故事到博物馆与博物院的区别，他们一一解答。文末不忘加上“中华气节，精神永存”。我们希望通过一种非常有生命力的讲述方式来解构综艺节目，让年轻人产生情感的共鸣，爱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