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热议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确定主导功能 实行分类管理

　　◆本报记者 张倩

　　“说到国家公园，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其实，在我国，最早庐山风景名胜区申遗的时候，用的英文表述就是Lushan National Park，用了‘国家公园’的概念。但其实两者相近却也有所区别。”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闵庆文告诉记者。

　　近年来，我国积极开展国家公园建设的有益探索，试点取得明显进展。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对国家公园体制的建设与完善给予了关注。

　　国内外国家公园的定义有所区别

　　“在我国，对国家公园的保护要求起点很高。在国家公园设计上就体现出最严格的保护，以严格的举措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但在国外，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对‘国家公园’有着不同的定义。在IUCN的概念里，根据不同区域的保护强度分为六类，国家公园属于六类中的第二类，保护强度要略逊于自然保护区。”闵庆文解释说。

　　不仅是区域内保护的级别有所不同，在建设国家公园的出发点上，国内外也存在差异。2017年9月26日，《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公布，第一次描绘了国家公园的轮廓，我国设立国家公园的初衷，是为了进一步理清思路、加强保护和管理，并将其纳入生态文明建设。

　　“在国家公园的探索中，一些国外经验并不一定具有普适性，有些管理模式并不适合复制，而需要进行本土化的改良。”闵庆文补充道。

　　国家公园需要科学划定、合理分类

　　“严格意义上讲，我国自然保护区起步于1956年，比黄石国家公园晚了80多年。”闵庆文说。

　　起步晚、面积广也造成了我国对自然资源保护区的“抢救式”划定。在一些自然保护区也出现了“一圈了之”、空间规划范围不合理，主体功能不明显，功能分区不明确，资源整合难等多种问题。

　　对此，致公党中央在此次全国两会上建议，通过科学分类进一步夯实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发展的基础。首先应梳理整合现有自然保护地类别及其内部分类，根据自然资源禀赋特色、保护程度、管理目标等研究制定统一的分类依据。其次制定空间规划及管理目标时，要做到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突出重点。进一步突出主体资源属性和主导生态功能，优化重组现有各类自然保护地。国家公园包含多个生态系统类型和资源类型，建议科学规划国家公园建设，研究交叉重叠现状及整合方法，确定国家公园的主导功能。

　　例如，以三江源等重要地理单元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应确保可以维持生态系统结构、过程和功能的原真性；以大熊猫等旗舰物种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应确保可以维护自然物种演化过程的系统性；以地质遗产等不可再生资源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应确保可以保护地质遗产的完整性。

　　“近年来，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接下来，我们将从国家公园体制的技术支撑与行政执法、园区管理等方面发力，使三江源管理工作进一步加密、加深、加强。”全国人大代表、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县长南阳告诉记者。

　　特殊区域需要特殊对待

　　苍茫的冰川雪原、秀丽的河湖湿地、葱翠的草场森林，在总面积为12.31万平方公里的三江源国家公园里，不仅有旖旎的风光，还有12个乡镇，53个村，16793户牧民、61588人。其中，贫困人口2.4万人。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成立之初，也有人质疑国家公园里上万名的牧民是否会对保护工作造成影响。但幸运的是，世代生活在这里的牧民留了下来，成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巡护的范围也由原先的草原扩展到了山、水、林、湖等。

　　如今的三江源，已有17211位牧民走上生态管护岗位，成为园区生态保护的重要力量。

　　南阳表示：“这几年我们非常重视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与民生改善的结合，前后为园区内4040户牧民解决了公益性岗位，户均年收入增加两万多元，实现精准脱贫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机结合，成效良好。”

　　“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是符合现实考量的‘特殊化’处理，如今不仅让生态环境更加优化，也有了人文色彩。其实，不仅是在三江源，在陕西洋县的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有这样的特例。朱鹮对稻田十分依赖，白天要在稻田、小河沟里找泥鳅、小鱼吃，传统农业在这里不再等同于落后农业了，对于自然资源的保护，有时候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会让保护工作事半功倍。” 闵庆文对此深有感受。

　　在一次国家公园项目成果交流和国家公园试点进程分享会上，IUCN中国代表朱春全曾以哈尼梯田为例来谈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他认为，在一些地区加以本土化、多元化的设计，生态保护效果将更加突出。

　　随着国家公园体制不断改善，越来越多人加入到建设的队列中来。定义更清晰、划定更科学、设计更富特色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的新目标、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