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0日是澳门回归祖国21周年纪念日。澳门的陆地面积仅32.9平方公里，总人口数约68万。不少人对这座小城的印象是美食和酒店文化兴盛。殊不知，澳门还是一座多元而深刻的城市，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产。这座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小城，有哪些不一样的文化面相？

　　“大三巴”有一个更早的身份

　　大三巴牌坊是澳门的标志性建筑，许多人知道它是澳门一座教堂的遗址，但这面高20多米的墙壁背后，还有一段中西文化交融的岁月。

　　16世纪后叶的明代末期，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踏上澳门的土地时，随身携带了几样东西：一张世界地图、一个机械自鸣钟、一把小提琴、一本《圣经》、一本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从此，西方的科学、技术、艺术、宗教开始登陆中国。

　　此后澳门的中西文化交流就与大三巴牌坊所在之处有关。这面墙壁更早的身份是圣保禄学院的大门，这里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它是澳门第一所正式大学，也是中国乃至远东地区第一所西式教育大学。当时，学院在澳门实施西方教育的同时，也对来澳门的西方传教士进行东方文化的培训。在这里毕业的传教士们再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带回欧洲且广泛传播，欧洲各国之间掀起了研究汉学的热潮。

　　2010年至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圣保禄学院遗址内发现一处大型基岩坑，出土了大量青花瓷器及建筑构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克拉克瓷”。这种瓷器是中国的青花瓷器，外销于欧洲，欧洲人命名为“克拉克瓷”。这些出土文物反映了澳门在陶瓷贸易方面的繁盛景象，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澳门是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

　　正是厚重的历史，使得建筑成了澳门的另一张文化名片。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所长林广志教授告诉记者，澳门的重要历史建筑物连成一片，风格统一，至今基本保持原貌。澳门历史城区是中国境内现存最古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和最集中的东西方风格共存建筑群。其中包括教堂遗址和修道院、最古老的西式炮台建筑群、第一座西式剧院等，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中西融汇的杰出代表

　　澳门街头的欧式建筑色彩艳丽，但龙头左巷的郑家大屋代表了另一种澳门文化。青砖、漏窗、灰塑（一种传统雕塑艺术）、月门（中式园林的圆形门）等，透露出中式的古朴美。郑家大屋之所以闻名，是因为近代思想家郑观应在此立著《盛世危言》。

　　“郑观应是澳门既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又融汇西方优秀文化的杰出代表。”林广志说，在澳门众多遗产建筑当中，郑家大屋最具代表性，不仅具有中西合璧的建筑特色，更重要的还有郑观应思想、郑家大屋相关的近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等，并可以进一步引申出徐润、唐廷枢、孙中山等一批与澳门密切相关的香山人物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所展现出来的家国情怀，是一座爱国爱澳的教育宝藏。

　　在《盛世危言》一书中，郑观应认识到发展近代工业的重要，提出“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必首在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这本巨著直接启迪了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等人。

　　资料显示，郑家大屋建于1881年，由郑观应之父始建。曾国藩之弟曾国荃题送“宗德厚施”牌匾，以表彰其一家乐善好施。后因郑家后人四散，大屋长期未经整体维修，多处损坏，但建筑物仍被完整保存下来。2001年，澳门特区政府用“以地易地”的方式，获得郑家大屋的物业权。澳门文化局以“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了8年修复。2010年，郑家大屋正式向公众开放。

　　被称为“澳门之子”的郑观应还是中国主张举办世博会的第一人。在《盛世危言》中，他不仅认识到世博会对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而且大胆提出在上海举办世博会的主张。他写道：“故欲富华民，必兴商务，欲兴商务，必开会场。欲筹赛会之区，必自上海始。”为什么要在上海举办呢？郑观应写道：“上海为中西总汇，江海要冲，轮电往还、声闻不隔。”甚至在上海举办的办法、经费等集款招商、辟地建屋的具体问题及解决的途径都一一提及。

　　街巷也有前世今生

　　在珠三角地区，有句老话：“广州城、香港地、澳门街”，点出了三地的特色。在澳门，有许多名称奇特的街巷，如恋爱巷、美女巷、疯堂斜巷、十月初五街等。这些街巷，有着各自的前世今生，形成了自己的文化韵味。

　　疯堂斜巷是一条百余米长的小街，按照澳门特区民政总署的官方说法：“斜巷以‘疯堂’命名，是为了纪念曾于此开办的麻风病院，是西方在中国设立的首间传染病医院。”由于历史原因，澳门并没有行政区划，只有依教堂划分的堂区。疯堂斜巷隶属望德堂区，百姓俗称疯堂区。当年，澳门曾有很多麻风病人，首任天主教澳门教区主教在此设立了一间麻风病院，并附设一所小教堂。自19世纪末至1930年间，这一带建起了很多两层高的南欧式小洋房，并形成长方形街区。

　　现在的疯堂斜巷成了澳门文创集散地。人们在大疯堂艺舍、疯堂十号创意园、澳门时尚廊等文创空间欣赏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参加讲座工坊，也能淘到小众独立设计以及世界各国的手工好物。

　　澳门最早只有三条街：营地大街、草堆街、关前街。街名是望文生义的，如草堆街，曾经是堆草的地方，后来成了有名的“卖布街”，两旁都是经营冬夏布料的店铺。孙中山曾在草堆街开设了一间“中西药局”，悬壶济世，免费为贫苦百姓治病送药，这里也曾是中国同盟会的秘密联络点和避难所。

　　澳门街巷中，最长的是友谊大马路，约2900米；最短的是妈阁第三巷，约4.3米；最宽的是望德圣母湾大马路，约41米；最窄的是渔网里，约0.73米。在专家看来，与其他世界文化遗产不同，澳门的街巷和建筑不只是历史和景点，也是现实和生活。这些文化遗产没有被高墙阻隔，而是与街道和人群融为一体了。

　　中西文化为何在此相遇

　　作为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城市，澳门汇聚了城市的文明与发展。它如何成为中西文化相遇的最前沿城市？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熊月之说，中国在唐宋时期，对外贸易较为开放，广州、泉州、明州（宁波）、杭州、洪州（南昌）等处，先后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那时的澳门还是默默无闻的。

　　明清时期厉行海禁，乾隆年间仅开放广州一处口岸进行通商，这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众所周知，澳门位于珠江三角洲最南端，是广州出海的天然门户。“只保留广州作为中国对外贸易港口，就凸显了澳门非同寻常的地位。”他说，澳门地处南海之滨，沿海岸线东行,可以沟通我国闽浙沿海港口，西行则与雷州、海南和广西沿海港口相通。澳门南面是浩渺无际的汪洋,国际航路通畅。于是，在中国封禁其他口岸的背景下，澳门成为中国联系日本与东南亚、联系欧洲和非洲最为关键的城市。

　　19世纪中叶以后，澳门不再是中国唯一的开埠口岸，其在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大大减弱。“就中西人员往来、经济贸易、文化交流而言，上海与澳门这两个城市有类似或相通的特点，它们处于全球化进展的不同阶段，都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大平台。”熊月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