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共杨浦区委宣传部、文汇报社和上海市电影发行放映行业协会联合打造的 “光影·电影讲堂”，推出“红色电影”“大师”“青年艺术家”“海派电影”等系列主题，通过主题演讲、嘉宾对话和影片观摩等形式，邀请一流导演、编剧、制作人和学者，解读电影背后的故事与历史，构建光影之上的对话交流空间。首期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文史馆研究馆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熊月之作题为《历史中的大与小——从四行仓库抗战说起》的主旨演讲。

　　2020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说到抗日战争，我们中国人有四个始终铭记在心的特殊日子：“九一八”“一·二八”“七七”和“八一三”。从历史上“大”和“小”的角度来看，我们原来将抗日战争史分成全面抗战和局部抗战，发生在1931年和1932年的“九一八”“一·二八”与发生在1937年的“七七”“八一三”就分在了两个不同时期。而现在统称的“十四年抗战”就将这四个日子归在了一个时期。

　　“一·二八”与“八一三”都直接与上海有关，起到扭转全局的作用

　　在上述四个日子中，“一·二八”与“八一三”（即1932年1月28日与1937年8月13日）直接与上海有关，热映电影就聚焦了八一三事变后的淞沪会战尾声的四行仓库保卫战。

　　这两次战役是在不同的起因、背景和目标下发生的。“一·二八”事变发生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中国的东三省，策划建立伪满洲国。这一严重侵略行动导致了世界各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利益不平衡，更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为了转移目标，日本侵略者通过挑起事端以转移视线。因上海有着相当特殊的地位，是西方各国利益所在地，能起到其他城市无法起到的作用，所以，日本侵略者选择在上海发动战争，具体挑衅位置就在杨浦区的马玉山路（今双阳路）。马玉山路上的三友实业社，是中国民族资本家所办的一个企业，与日本存在市场竞争关系，为日本人所记恨。

　　当时，三友社工人组成了抗日救国会和三友抗日义勇军，400余人每天在上班前操练。西邻日商东华毛巾厂驻有日本海军陆战队，设有瞭望台，看到三友社毛巾厂的行动，恨得牙痒痒，视为眼中钉。1932年1月18日下午，天崎启升等五人以举行“寒中修行”为幌子，在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毛巾厂门前敲鼓击钟，还向厂内投掷石块，义勇军成员立即跟踪其后。天崎启升等人见工人们尾随而来，便向马玉山路租界方向逃窜，逃到赵家宅附近时，遭到工人的拦截盘查。此时，由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事先收买和雇佣的一批打手，化装成工人模样混入义勇军中，用石块猛砸天崎启升等人，造成日僧一死二伤。打手们见日僧或死伤或逃逸，便一哄而散，将责任嫁祸于工厂工人身上。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日僧事件”。日本发动战争就以此为借口。

　　1937年淞沪会战，是当时中方主动调整抗日方略的结果。“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由东北，而华北，步步南侵。中方判断，日本下一步侵华战略便是沿着平汉铁路南下，侵占武汉，再沿着粤汉铁路南下广州。这样，日本将依托占据贯通南北的铁路大动脉，将中国分隔东西两块，进而凭其强大的军事优势，将主要依托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南京国民政府消灭，最终灭亡中国。为了粉碎日本的图谋，中方决策在上海与日本会战，将日本兵力调往南方。这样，在上海能胜最好，不能胜，则且战且退，迁都重庆，依托西南大后方，用空间换时间，拖住日本，打持久战。决战地点选择上海，因为这里是日本必争之地，也是西方各国利益所在。中方寄希望于“九国公约”相关国如英、美、法等干涉或调停。在当时中国，能起这样作用的战略据点，只有上海。

　　淞沪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二十多次会战中，发生最早、最为惨烈、最具战略意义的会战之一。日本所谓速战速决的幻想就此破灭，从此被拖入持久战的泥潭。中国一扫以往“东亚病夫”“一盘散沙”形象，万众一心、敢打敢拼的抗战精神，呈现在全世界面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在淞沪会战中达到了调整抗日方略、振奋民心的目的。可以看到，这两次扭转全局的战争都与上海有关，这与上海这座城市的特殊性有关。

　　历史中的大与小：人口面积小，在全国的经济比重大，与世界联系大

　　就历史的大与小而言，上海的面积、人口在全国的比例很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面积不到全国的万分之一，人口不到全国的百分之一。但是，就上海在当时全国经济中的比重而言，很大。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上海已是超过35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不光全中国最大，也是远东最大城市之一。其时，上海城市人口，几乎等于南京、北平与天津三个城市人口的总和。抗日战争前夕，除东三省外，全国工厂数的30%在上海，工业产值50%以上出自上海。许多达官贵人将家安在上海，将钱存在上海，将产业置在上海。上海成为全国财富汇聚之区。

　　举例来说，从晚清到北洋政府，再到南京国民政府，包括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等涉及国家重要经济命脉的设施都在上海。民间资本如李鸿章、曾国藩，他们的私人投资也都在上海。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但他把家迁到了上海，资产也都存在上海。阎锡山的主要财富也主要集中在上海。

　　从上海与世界联系角度看，占比也很大。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外国对华出口贸易和商业总额的81.2%，银行投资的79.2%、工业投资的67.1%、房地产的76.8%，均集中在上海。1936年，上海对各通商口岸贸易总值，占全国75.2%，1940年比重上升到88%。与此相一致，上海也是列强在中国的投资中心。据研究，1930年，英国在上海投资占其在华总投资的76.0%，美国在上海投资占其在华总投资的64.9%，法国在上海投资占其在华总投资的40.9%，日本在上海投资占其在华总投资的66.1%(东北除外)。

　　因此，上海是当时的中外利益共同体，既像一个多国共有的珠宝店，又像一个国际信息汇聚之地。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包括中国的信息情报都汇聚在此，产生了溢出效应。正因如此，世界各国的情报组织，如左尔格情报网就经常在上海探听日本在中国的战略动向，也探听德国人的战略动向。

　　上海的“孤岛”奇观：苏州河一边炮声震天一边笙歌达旦

　　因此，上海表现出相当的特殊性。首先它是中西利益的共同体，当时的上海其实是“三个上海”，即由公共租界的上海、法租界的上海和华界的上海共同组成，它们各自拥有独立的政府、法院、教育、卫生。当战争打响后，每个地方各自为政，只保护自己。上海有着独一无二的“孤岛”奇观，战争进行时，苏州河两岸已经呈现截然不同的城市景观。诚如著名记者陶菊隐所写：“苏州河一水之隔，一边是炮声震天，一边是笙歌达旦。每当夜幕降临，租界内彻夜通明的电炬，透过幽暗的夜空，与闸北的火光连成一片，映红了半边天。”正因为有此奇异格局，才会出现外国记者在租界阳台上一边喝咖啡、一边了解战况的戏剧性场景。这在惊天动地的二次大战史上，也找不出第二例。

　　上海“孤岛”成为日本获取、转运战略物资以及套取外汇的中转市场。日军对租界实行的是“和平封锁”，即只禁止中国船舶的海上交通运输，对第三国船只虽时有阻拦，但并不完全禁止进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进出上海港的轮船吨位中有将近六成属于中日以外的第三国。当然，日本人也知道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挂着外国国旗的中国船只。

　　各方还在上海争夺政治与文化影响力。左翼文化兴盛一时，带有强烈“鲁迅风”的杂文，反映沦陷区人民生活和斗争的戏剧，梅益等主编的报告文学《上海一日》，都很有影响。以演出反映抗战生活、借古讽今戏剧为主的大大小小业余剧团，有一百多个。当时的上海租界，繁荣到难以想象的地步。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被敌方占领的大城市，无论是北平、南京、香港，还是布拉格、华沙、巴黎，都没有与上海类似的情况出现。

　　上海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特点与作用，交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得上海这座城市，要悲壮有悲壮，要柔情有柔情，要崇高有崇高，万象杂陈，令人目不暇接。人间一切正剧、悲剧、喜剧、荒诞剧，在这里都有上演。于是，上海被涂上神奇、怪诞、梦幻乃至幽默的色彩，难怪被日本人称为“魔都”，也难怪斯皮尔伯格的《太阳帝国》，李安的《色戒》，周润发领衔的《上海滩》，都要以上海为背景。

　　这便是上海之所以为上海的地方。

　　（李念、袁琭璐整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