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足石刻都默默无闻地藏在深山之中。1945年，著名学者杨家骆率科考团前往大足，进行了首次系统的科学考察。此后，世界开始将目光投向这片令人震撼的石窟群。大足石刻到底有怎样的魅力，吸引人们驻足赞叹？又何以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目前，“天下大足——大足石刻的发现与传承”特展在金沙遗址博物馆展出，这是大足石刻史上最大规模的外展。开幕当天，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银来到金沙遗址博物馆，为成都观众讲述了大足石刻的发现历程。

　　重修县志首度科考

　　“实与发现敦煌相伯仲”

　　黎方银说，上世纪80年代以前，很多人都不知道大足石刻的存在，18世纪前的文献和记述当中，也很难找到有关大足石刻造像的文献记载。

　　200年前，大足知县张澍受前任知县赵时委托更修县志，他遍登大足境内北山、南山、宝顶山，写了20多篇研究文章，并搜集抄录石刻和寺院的铭文，编辑成《大足金石录》一书。这些资料迄今仍对大足石刻研究有重要价值，他也成为关注大足石刻研究的首位学者。

　　1940年，梁思成一行人在四川考察古建筑，第一次对这里的石刻造像进行了简单考察。1947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梁思成以大足石刻为题做了一次学术报告。“这是大足石刻第一次被介绍到学术界”，黎方银说，“但梁思成这一次的考察，还算不上一次有学术意义的科学考察。”

　　1945年，大足当地学者陈习删撰写的《民国重修大足县志》一书，被送往当时位于重庆北碚的中国学典馆印刷，馆长杨家骆极为重视其中关于石刻的记载。当年4月，杨家骆召集了15位著名的专家学者，组建成“大足石刻考察团”实地考察大足。

　　考察团在大足待了8天，拍摄照片200余帧，摩绘200余幅，拓碑100余通，首次对这里进行了系统的科学考察，并第一次将这片石窟群称作“大足石刻”。他们一致认为，大足石刻可与云冈、龙门鼎足而三，此次发现“实与发现敦煌相伯仲”。

　　在杨家骆之后的岁月里，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开始专注于这里的悬崖峭壁。

　　开创“大足石刻时代”

　　将中国石窟艺术史推后400年

　　1987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看到大足石刻后说：“我到过世界上的很多地方，这里使我觉得它是最生动、最宏伟的古代博物馆。”1999年，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被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知晓。

　　大足石刻还被誉为“世界石窟艺术史上最后一座丰碑”。黎方银说，公元三世纪左右，作为传播佛教的艺术使者，石窟艺术从古印度经过西域传到中国，并在中国丝绸之路和黄河流域形成了两次造像的高峰。公元9世纪之后，长江流域形成了很多的石窟群，其中包括安岳石窟和大足石窟。

　　大足石刻始于初唐，兴于晚唐、五代，盛于两宋，直至民国时期历经了6个朝代，形成了晚唐五代北山造像和宋代宝顶山造像的两次造像高峰。在大足石刻之后，几乎再没有如此规模和影响的大型石窟出现。“大足石刻代表了公元9到13世纪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把中国石窟艺术史推后了400多年，从此改变了中国石窟艺术‘唐盛宋衰’的说法。”

　　正因于此，大足石刻的造像风格也和北方迥异。黎方银讲道，石窟从印度传到中国，加上鲜卑族人的形象，起初看起来不像中国人，比如北魏云冈石窟呈现出的“胡貌梵相”的特点。到龙门石窟之时，相貌逐渐中国化，开始用中国人的审美来雕刻这些佛像。中国现代雕塑事业奠基人刘开渠先生认为，大足石刻开创了中国宗教石刻艺术的一个时代——“大足石刻时代”。

　　现代作家汪曾祺曾说，大足石刻的造像是“富于人性的”。这里的石刻的确具有十分明显的世俗化、生活化和民族化的特点。“父母恩重经变相”表现了父母对儿女的慈爱，“吹笛女”“养鸡女”代表农村劳动女性的美感，很多造像都可以看到古代社会家庭和人们的生活风貌，充满人间烟火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