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一条贯穿中国南北的人工河流，她的文化脉络延续了千年中华文明与辉煌历史。在新时期，她以另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形态，发挥着经久不衰的文化魅力，彰显着独有的自然魅力、文化品格和人文精神。今天的学人坊，我们对话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教授潘天波，探索如何在新时代传承大运河文化。

　　记者：立足新时代，传承大运河文化有何新机遇？作为文化研究者，如何主动激活中国大运河历史文化基因？

　　潘天波：新时代，新视野，新高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伟大复兴需要文化的繁荣发展。大运河文化是具有“标识性”和“主体性”的中华特色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闪亮的名片。如何看待这张闪亮名片，习近平总书记已经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那么，保护好、传承好和利用好就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根本指针，而建设好大运河文化带要有新时期的新视野和新高度。“新视野”，就是站位要高，视野要宽，格局要大。大运河文化研究既要看到运河主体“人学体系”的历史文化，也要看到运河本体的“水学体系”文化发展；既要看到大运河文化的民族性，又要看到大运河文化的继承性；既要看到大运河文化的原创性，也要看到大运河文化的发展性。“新高度”，就是要有国运的高度、文运的高度。因此，我们既要在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研究大运河文化，又要在贯彻落实全面复兴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研究大运河；既要在文化自信、文脉传承、文运国运的高度研究大运河，又要在“景运”“诗运”的高度研究大运河。

　　新机遇，新动力，新发展。当代大运河文化建设与研究遇到前所未有的新机遇，既有国家立场与高度的顶层新决策、新思想和新理论，又有新经济、新环境和新文化的大力支撑和保障，也有地方政府发展的新政策、新理念和新行动。因此，新时期的大运河文化研究拥有十足的“新动力”，这个“新动力”表现在文创经济、旅游经济、遗产保护、文化复兴、城市工业振兴、新农村建设、特色小镇建设、手工业振兴和弘扬工匠精神等方面，它们均为大运河文化建设插上腾飞的翅膀。作为文化研究者，要主动激活中国大运河历史文化基因，让大运河文化研究成为国家和地方发展的新智库、新引擎和新动能。

　　新问题，新课题，新研究。在自觉继承中国古代大运河文化遗产、学术遗产和精神遗产的基础上，要积极开拓新问题、新课题和新研究，尤其要在“大运河文化体系的本体性、主体性、继承性、民族性和原创性问题上做文章”。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与研究，说到底就是做好“三篇文章”，即一是“大”，二是“运”，三是“河”。

　　记者：大运河之“大”是由春秋时期“小”的邗沟演变至唐代的漕渠、漕河以及宋代的运河，发展至元代“运河两千里，漕公私物货，为利甚大”的“运粮河”。近代以来，“大运河”之名被使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与研究，如何在“大”上做文章？

　　潘天波：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上要做到大视野、大格局、大统筹、大协同、大智慧、大保护、大传承和大发展。譬如，徐州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就要立足国家大格局和江苏大统筹的基点上谋求大建设和大发展，结合徐州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现状与独特空间位置，徐州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可采取“1+5”模式。所谓“1”，即以淮海经济区为“一个目标板块”，以淮海经济区的东南西北中的“5个地理空间”为辐射，构筑整体的立体建设模式，在淮海经济圈上整体建设徐州大运河文化带。所谓“+”，不是简单地做“1+5”的数学运算，而是做好“耦合工程”“辐射工程”“立体工程”等“9大工程”的大文章。

　　记者：如何在“运”上做文章？

　　潘天波：在古代，水利技术、国家制度和社会文化使得大运河“动起来”，发挥了大运河之“轮运”“军运” 和“粮运”的巨大功能，但她如今有新的“世运”。新时期，大运河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记忆场所、乡愁承载、情感纽带和生活方式，它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属性已经发生变迁。作为研究者，我们要把她和“家运”“国运”联系起来，把她纳入“海运”“空运”“陆运”大体系中看待，进而发挥大运河文化的生态“景运”、人文“诗运”和文明“神运”。

　　记者：怎样在“河”上做文章？

　　潘天波：在古代，大运河之“河”是一个巨大的磁场，她吸引了运河发展战略家、国家漕运政治家、水利工程科学技术家、造船技术工匠、漕运运营管理者，还吸引着四方人士来此修建会馆、作坊、布庄、客栈、商行、货栈等等。如今，这个巨大的“磁场”已经吸引众多的文化学者，从文化地理学、文化景观学、文化生态学、文化传播理论等诸多视野考察与研究。我们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忘记运河文化之主体“河水”的研究，即我们要研究运河水学精神、运河水系美学、运河水文地理、运河治水立法等等，真正让她“清起来”“活起来”“动起来”“灵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