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明星制度当中，每个国家都会有那么一两个所谓的“国宝”级的明星。因为在当时，与角色相对应的就是演技。对于传统明星的认定，就是技术性地判断其业务能力的强弱。而到了今天，建立在青年文化新周期之上的新的明星制度，是以流量为特征的粉丝文化、粉丝经济，与之相对应的人设概念开始出现。

　　人设到底是什么？通俗地说，就是明星的业务范围扩大了，超越了传统影视作品中的角色，不是只有在影视作品中扮演角色才是工作状态。新的明星制度下的流量明星就是在日常生活里，也必须保持特定的形象、趣味和人格等设定。而明星和受众之间的关系，也从过去的垂直式结构，变成现在无限贴近的平行式结构。

　　在传统的明星制度中，受众并没有了解明星的日常渠道，对明星都是仰望姿态。这也导致受众对于传统明星的外在相貌、业务能力和道德品质等方面，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青年文化也进入到了新的周期，特别是有了微博、直播、短视频等媒介平台，明星必须以特定的人设和粉丝保持日常性互动。如果不能适应进入到新周期的青年文化的媒介生态，则会被迅速淡忘和淘汰。

　　如今，明星的人设并不像过去的角色那样的局限，受众对明星人设有着明确的文娱消费诉求。这种要求几近无处不在。比如，为什么会出现人设崩塌的现象？就是因为在移动互联网的媒介平台上，任何个体的细枝末节都会被无限放大，所以明星维持人设的难度，在某些方面而言，要远大于在影视作品中扮演特定的角色。

　　对于这种进入到新周期的青年文化的相关讨论，有一个社会结构性的因素一直被忽视——95后、00后的现实成长环境问题，已经非常接近西方式的“原子家庭”。简单来说，他们是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独生子女”一代的直接后代，是新一代的“独生子女”，不仅没有直系的兄弟姐妹，连上一代“独生子女”唾手可得的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都不具备。因此，在95后、00后的成长环境中，并没有同龄人亲属陪伴成长，而且这种孤独感是大范围的群体性的代际经验。

　　这也就不难理解，如今年轻人在移动互联网的各个媒介平台上，都呈现出非常“抱团”姿态的原因。进入到新周期的青年文化，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呈现出了极为独特的文化经验。

　　这一代年轻人身上有两种特殊性，一是代际经验的特殊性，另外一种是媒介经验的特殊性。只有充分理解这一点，讨论在人设现象基础上所产生的CP文化，才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思路：CP文化最初来源于日本，主要指在动画、影视等文艺作品中，粉丝自行将其中的角色配对为情侣，有时也泛指两个明星之间的亲密关系。CP文化解决了人设现象之后的进一步的文娱消费诉求和审美心理等代入感问题，相关文娱消费诉求和审美心理等可以得到更深层次的满足。以人设现象为方法，CP文化是更为多维的人设，CP文化也是人设的某些层面的极端化，所谓CP解绑失败和人设崩塌，则是同一个问题的进一步深化。

　　也就是说，在新的明星制度下，明星的形象变成了开源的文化娱乐产品，包括形象推广、公众传播都是由广大粉丝深度参与建构，从人设到CP都是由广大粉丝动态参与完成。怎么处理这些关系，尤其是传统的角色之外的人设和CP文化，是新一代流量明星在粉丝文化、粉丝经济背后的新的明星制度中所必须面临的关键问题。

　　值得警惕的是，一部分青少年在追星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就感和自我认同感的同时，深度参与到流量明星的日常生活中的欲望也进一步膨胀，他们的这种狂热也就极易被资本利用。为了迎合粉丝群体的这种心理需求和逻辑，在狗仔、媒体、经纪公司、职业粉丝等多方的合力下，大量流量明星的隐私遭到曝光和炒作，甚至连基本隐私权都被侵犯。而其中一部分缺乏理性、不成熟的粉丝群体，将原本正常的追星行为演变成扰乱影视行业生态、影响社会秩序的失控行为。一些流量明星在事实上，也正在被这种新的受众、新的文娱消费逻辑所绑架。

　　总之，青年文化已经进入到新的周期，明星制度也正在长周期性的迭代。显然，这并不是一条铺满鲜花、没有风雨的道路。要想合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