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的家国情怀表现在一个“忧”字上,忧天下是其核心思想,天下是庶民的天下,忧天下其实就是忧庶民。中国文学史把这一基本点归结为“人民性”,评价一位有历史贡献的作家就是看他作品中的“人民性”。无疑,杜甫就是一位具有人民性的伟大诗人。

　　杜甫的“忧”表现在他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关怀和诗的恸哭,代表作当然是他的《三吏》和《三别》。创作这组诗歌时他正值盛年。公元758年(唐肃宗三年),他47岁,在长安宫中任左拾遗。所谓“拾遗”就是捡拾圣上在决策中的疏忽和遗漏,属谏议官员。心里一得意,身居高位的他就写起华丽的宫廷诗来:“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美吗?确实是美!如果这样写下去,今天我们就看不到杜甫了。这时“安史之乱”已经爆发了三年,宰相房琯请征,可是在陈涛斜这个地方打了败仗,唐肃宗十分生气,一怒便把房琯罢了相。《旧唐书·杜甫传》载:“琯罢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琯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杜甫做了左拾遗应该做的事,却被撵出了长安城,《三吏》和《三别》就是在去华州上任的路上所见所作。

　　中国文学真应该感谢这次“驱逐”,它改变了杜甫的人生,也改变了诗歌往现实主义发展的走向。为了平定安史之乱,唐朝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先是唐玄宗避乱四川,后是大唐盛世光彩不再。这场战争打了八年,直打得男丁殆尽、兵源匮乏。平叛本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却演出了人间悲剧。杜甫用他的眼睛捕捉到社会的现实,用他的诗记录了一段史实。《三吏》如实写下征兵的三种官吏的丑恶嘴脸。《新安吏》写的是新安县吏征调“中男”入伍的场景。什么叫“中男”?按唐制:四岁为小,十六岁为中,二十一岁为丁,六十岁为老。征丁应为征调二十一岁以上的青年入伍,可是这个年龄段的男青年全都征用完了,战事的消耗仍然需要兵丁,于是开始征调少年入伍。新安“县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这是战争的无奈。接着他写离别的惨象:“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谁都知道这些少年人一去意味着什么。《潼关吏》写的是士卒筑城备战的情景,“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关道”,如此雄关险道,为什么还要加固?三年前唐军大将哥舒翰镇守于此,本可凭险据守,唐玄宗好大喜功,强迫他出战,结果兵败桃林塞,致使百万士卒坠入黄河而亡,“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杜甫左拾遗的性格不改,哪里有漏洞就往哪里戳,他告诉潼关吏,“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石壕吏》则完全谴责了吏人的嘴脸,“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从一位老妇人的啼哭中,诉说了这样的故事:这一家的三个儿子从军戍守,两个儿子战死,家中的孙儿尚在乳中,儿媳连一条蔽体的裙子都没有。在这样的时候,老翁跳墙逃跑了,只剩下老妇。老妇对那暴叫的府吏说,让我跟你去吧,我尚能为军做晨炊。就这样老妇人被抓去充役了。何等悲伤的离别!

　　此时杜甫也是朝廷官员,他没有站在吏员的角度上动员不满十六岁的少年、年逾古稀的老妇去保卫朝廷,也没有慷慨激昂地抒发正义之战的道理。其实他笔锋一转就可以写出那群少年为国出征的气概,还有那位老妇不顾体衰也要上战场的豪迈。如果那样写就没有杜甫了,杜诗将平庸地被文学遗忘。

　　《三别》里的《新婚别》写一个新婚少妇还没有睡暖丈夫的床笫,次日晨丈夫就随军出征了。“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垂老别》写一位垂暮之年的老人,“子孙阵亡尽”,在兵役面前扔了拐杖,不顾“老妻卧路啼”的死别,还是要走向战场。诗人讲的是“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的惨状。《无家别》写的是一个刚从战场上归来的戍卒,归家,家却无存,又被征调上战场的故事。

　　正是在这些控诉中,我们看到了杜甫的家国情怀。豪言壮语无法企及,在真实面前一切歌颂黯然失色,相反,正是这种与人民休戚与共的情怀构成了杜甫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如果以此为由把此景此情解读为消极主义因素,那就大错特错了。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说:主要人物一定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他还说,“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这就是从生活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某种概念出发。忧之深,爱之切,没有深沉的忧,决然唤不起感天动地的爱。“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断肠般的泣诉,这是何等的家国情愫!再看杜甫初登朝堂,得意忘形之际写下的华丽词藻,“天门日射黄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宫草微微承委佩,炉烟细细驻游丝。云近蓬莱常好色,雪残鳷鹊亦多时。侍臣缓步归青琐,退食从容出每迟。”(《宣政殿退晚朝出左掖》)这是食禄无忧的情怀,虽事朝廷家国,但是,与人民隔得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