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报》网站8月12日刊载题为《疫情课就是文化课》的报道，作者系记者瓦列里·维茹多维奇，文章指出，中国韩国等一些亚洲国家抗疫效果好于其他许多国家，和民族文化有很大关系。文章编译如下：

　　一些国家在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方面比其他国家更成功，因为它们能够更好地控制疫情，更有效地进行预防，更精细地储备药品和更迅速地建立医院。但这些措施并不是根本原因，它们本身还需要解释。例如，一个国家的文化特点在抗疫中发挥着什么作用？记者与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比较社会研究实验室负责人爱德华·波纳林讨论了这个话题。

　　记者问：您能否从社会学角度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两个同样发达、具有同等医疗水平的国家，一个能抗疫成功，另一个却做不到？

　　爱德华·波纳林答：在这种情况下，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族文化特点。在某些国家（例如在德国），民众高度信任国家机构和纪律，政府能有条不紊地运转。在另一些国家（例如在意大利），情况恰恰相反，人们更可能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因为他们并不觉得政府靠谱。当然，关于这些民族文化特点的来源，可以更深入地进行探讨。

　　问：中国采取了严格的抗疫措施，正是得益于此，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才能够将感染率迅速控制住。比较一下：在隔离防疫措施实施较晚的英国，感染率是中国的35倍，西班牙则是中国的81倍。这与民族文化特点和心态有关吗？

　　答：谈到南欧国家，比如西班牙和意大利，它们的民众纪律性不强，对政府的信任度也不高。至于英国，自由文化盛行，重视个人的自主权，限制个人自由的措施难以推行。而中国是一个具有集体主义文化传统的国家，这种传统塑造了中国文化。如果政府出于整体利益的考虑决定必须采取最严格的防疫措施，那民众就会遵守。

　　问：您认为中国、韩国、日本和新加坡应对疫情更快速高效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巴西的局势仍然艰难？美国为什么距抗疫胜利还遥遥无期？

　　答：不只是东亚国家，还有德国、芬兰等国家也都成功控制住了疫情。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是什么？答案是民族文化特点。

　　民众对政府机构高度信任，由此产生高度的纪律性。这些因素有助于提升国家通过迅速调动必要资源有效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至于美国和巴西，最近这些国家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被严重动摇。在美国，这是由于过去40年来社会差距迅速拉大、中产阶级生活状况恶化、社会对抗以及由此衍生的政治激进主义导致的。巴西的情况与此类似。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动员民众的能力非常有限。

　　问：在大流行之后，世界面临的下一个挑战是经济复苏。哪些国家有机会更快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

　　答：的确，经济复苏将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其艰巨性的部分原因在于，不同国家的经济彼此交织。例如，为拯救经济而决定不采取隔离防疫措施的瑞典，其因疫情遭受的经济损失与采取措施的邻国差不多，这是因为全球经济都停滞了，瑞典企业在国际需求和供应链方面也遇到了同样的麻烦。由于远非所有国家都能有效地恢复其经济，因此问题也将殃及那些做出正确决定的国家。

　　尽管如此，一些迹象表明，中国、新加坡、韩国和德国的情况将好于许多其他国家。在疫情暴发的第一个月，中国将医用口罩的产量提高了6倍，一些其他领域的企业临时投产口罩。中国医生和护士们在抗疫期间住在医院里加班。一家韩国公司在最短时间内研发出新冠病毒测试盒，具有博士学位的开发人员下车间测试，该企业暂停其他所有产品的生产。这种民众动员水平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而且使资源迅速转移到最需要的地方。危机结束后，恰恰是这些国家将成为全球竞争的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