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的商州乡村、阿来的嘉绒藏区、迟子建的漠河北极村、毕飞宇的苏北水乡、刘震云的中原延津、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日前首播的系列纪录片《文学的故乡》，跟随六位中国当代作家回到故乡寻找他们生命的“原风景”，也让观众感受中国当代文学版图里的著名风景。

　　“故乡是作家出发的原点。我们跟踪记录作家重返故乡的过程，探究他们如何把生活的故乡转化为文学的故乡。”本片导演、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说，“我期待观众通过这部纪录片找到自己的文学故乡，就是我们的精神故乡，就是诗和远方。”

　　故乡是作家出发的原点 

　　写完《满月儿》的贾平凹陷入茫然，他发现了自己的“故乡”商洛，于是沿丹江，下丹凤，走商南，白天走村串寨，晚上在村民家中写作，从此走出创作瓶颈。而他最近的长篇小说《山本》已从商洛扩大到秦岭地区。

　　阿来曾长时间行走在马尔康大地上，阅读每一条河流、每一道山谷，探访18家土司的故事，甚至还见过土司后人，但他没想到，小说《尘埃落定》竟妙手偶得。

　　让刘震云难忘的是年轻时在延津玉米地看书的一幕：一位农村姑娘在河边梳妆，晚霞照亮了河水，也照亮了姑娘的脸，激发了他写《塔铺》。这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和文学的起点。

　　莫言从故乡提取了胶河、石桥、高粱、红萝卜这些自然地理元素，又挖掘了茂腔、泥塑、扑灰年画、民间传说等人文元素，融汇世界文学经验和艺术想象，创造了高密东北乡这个热烈浓郁的文学王国。

　　“作家的故乡并不仅仅是指父母之邦，而是指作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乃至青年时期的地方。这地方有母亲生你时流出的血，这地方埋葬着你的祖先，这地方是你的血地。”莫言说。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指出，每个有成就的作家身后，都有一个故乡的背影或轮廓，江南之于鲁迅，北京之于老舍，湘西之于沈从文，上海之于张爱玲，都有着独特意义。

　　“作为直接经验的童年记忆对作家的创作具有决定性意义，故乡造就了这些作家独特的气质和生活阅历。”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孟繁华说，这和当下采用间接经验的创作潮流形成鲜明对比，对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文艺创作方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文学与姊妹艺术的良性互动 

　　2016年，因有《我不是潘金莲》《一句顶一万句》两部由刘震云小说改编的电影公映，被市场称为“刘震云年”。当年文艺界的这一现象，也被《文学的故乡》收录。

　　事实上，片中这六位作家的作品，都曾被改编为其他艺术形式。贾平凹的《高兴》、阿来的《尘埃落定》、毕飞宇的《青衣》、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毕飞宇的《推拿》、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莫言的《白狗秋千架》等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被改编为话剧，莫言的《红高粱》更被改编为晋剧、评剧、豫剧、舞剧。

　　陕西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张阿利认为，《文学的故乡》再次展现出文学与姊妹艺术形式的良性互动关系：在大众文化的时代，文学给影视和戏剧以滋养，影视和戏剧又反哺文学，扩大其影响力。

　　而纪录片《文学的故乡》本身，就是一次文学和影视的联姻。作为诗人和学者的张同道，给了该片别样的创作视角。

　　“这部纪录片实际上是在做一种文化研究，探究为什么这些作家创作了这样的作品，成了这样的风格。”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胡智锋说，该片呈现了作家的心理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同时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乡愁是对共同经历的敬意回望 

　　对于回故乡的提议，不是每位作家都有深深的热忱；而一回到故乡，作家的情感被摄影机真实地记录下来。

　　因为父亲是被领养的，毕飞宇自称没有故乡，也不愿回到出生的村庄。但当他站在出生的杨家小学外，拼凑起记忆的碎片，突然拍了一下脑门，“啊”的一声转过头去，长长的静默后再转回头，擦了擦发红的眼圈说：“就是这儿。”

　　因为过度砍伐，故乡曾经历原始森林消失、泥石流频发的环境恶化，阿来有十多年不想回家，甚至“恨这个地方”。但再次坐在梭磨乡的家中，拉着母亲的手，他泣不成声。

　　“你经常地回去，它就不是乡愁。我家乡很美好，但是你让我留在这儿，我不愿意。”阿来在纪录片中坦言。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认为，中国作家对故乡的复杂情感代表了中国人的文化根性。改革开放以后，无数人离开家乡走向远方，这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推动着国家的不断发展。

　　“正是在这种离乡和返乡、出走和回望中，故乡不仅是地理的风景和生活的实体，更是我们生命的根底，饱含着面向未来的精神力量。”李敬泽说，“乡愁，是这个急剧变化、不断迁徙的时代中一种普遍情感，是我们对共同经历的生活与历史的一份满怀敬意的回望和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