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帮困、改善民生，实现小康，既是当今社会的追求，也是古代社会的理想。古代留下的扶贫救灾故事很多，其中有一些体现出先进的治理理念和高超的治理能力。

　　范仲淹的“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是指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其实，在扶贫救灾工作中，同样存在“供给侧改革”的问题。

　　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记载了宋代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扶贫救灾的故事。

　　皇祐二年（1050），吴中发生大饥荒，饿死者的尸体遍布道路。此时范仲淹主管浙西，调发国家仓库粮食，募集民间所存的钱物来赈济灾民，救荒之术非常完备。吴中百姓喜欢比赛舟船，爱作佛事，范仲淹就鼓励民间多举办赛事，太守每日出游宴饮于西湖上。自春天到夏天，城中居民大规模出游，尽情玩赏。又召集各寺院主持僧人，告谕他们，灾荒年间民工工价最低，可以趁此大力兴建土木工程。于是各个寺院都兴建土木。官府也翻修仓库和官吏住舍，每天雇役一千多人。

　　但监察机关弹劾杭州长官不体恤百姓，荒废政务，嬉戏游乐毫无节制，以及官府、私家兴建房舍，伤耗民间财力。范仲淹于是自己草拟奏章，申述因为饮宴和兴造房舍的缘由，是要调发有余的钱财来救济贫民。那些从事贸易、饮食行业的人，工匠、民夫，仰仗官府、私家养活的，每天大概可达几万人。救济灾荒的措施，没有比这一做法更好的了。这一年两浙路（北宋地方行政区，包含杭州）灾区唯有杭州平安无事，百姓没有流亡。

　　范仲淹在扶贫时注重了方式方法，他将扶贫物资的“直接供给”改为“间接供给”，留下了一段扶贫佳话。

　　刘晏搞起了“大数据决策”

　　古代扶贫救灾也提倡精准化，以避免资源损耗，使那些真正需要被帮扶的对象能获得更多资源。在古代，精准扶贫做起来并不容易，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信息传递不够及时和不对称。

　　这方面唐代改革税赋的杰出人物刘晏就做得很好。他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方法就是建立全国性的经济信息网络，搞“大数据”。虽然唐朝没有“大数据”一词，但其原理和现代“大数据”差不多。史料记载：“刘晏初为转运使，常以厚直募善走者，觇报四方物价。虽远方不数日皆达使司。”这句话的意思是，刘晏担任转运使时，用丰厚的报酬招募善于走访的人才，察访报告各地的物价，即使遥远的地方的物价，用不了几天也能送到转运使官署。通过这种方式，就能调节物价高低，让全国物价保持平稳。

　　张养浩改革货币制度

　　元代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张养浩在出任陕西行台中丞前往救灾时，遇到了基层官员营私舞弊的情况。

　　原来，元世祖忽必烈建上都城后，听从开国军师刘秉忠的建议发行纸币，并将其作为主要货币在全国大范围流通。但由于当时的印刷条件所限，纸币在长时间使用后，极易造成字迹不清或票面破损，这就给了某些基层官员可乘之机。

　　在张养浩抵达陕西前，当地负责救灾的官员曾经给百姓们发放了一些纸币，这些纸币大都字迹不清或票面破损。当时一斗米值十三贯钱，百姓手中的纸币稍有不清或破损就不能用，只得到府库中去调换，而那些奸刁之徒就乘机营私舞弊，把十贯钱兑换成五贯，民间怨声载道，差点就酿成了大规模动乱。在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是无解难题。

　　了解历史的知道，元政府赈灾主要有四种方式：一是开仓放粮；二是禁止酿酒，节约粮食；三是发放纸币；四是粮、钞并赈。从赈灾方式来讲，陕西基层官员给百姓发放纸币并没有错误，纸币字迹不清或票面破损也不能归因当地官员，但这些官员不该利用当时纸币缺陷的漏洞去鱼肉百姓。

　　张养浩到任后主动作为，用良币驱逐劣币。第一，他命令部下清点陕西钱库里无损耗纸币，共1850余万贯。第二，他让部下在这些无损耗纸币背面盖上印记，又印制了十贯和五贯的小额纸币发给灾民。第三，他令米商凭纸币上的印记把米卖给灾民，然后米商再到府库兑换相应的银两，这样一来，那些奸商污吏再没办法营私舞弊了。

　　（作者为中国教育电视台副总编辑，本文编辑整理自“宣讲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