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作家苏二花获得赵树理文学奖的小说《社火》，从写作的技巧或作家的创作意识来说，它的文本所凸显的价值，都是国内当下的小说创作中，极其难得的。当我们以为苏二花是在写人时，她不是。所有读者，都有惯性思维了。一看小说，就以为作家在讲故事，讲关于某某人的故事，他面对着各种问题，并在逐一解决及不断反转中，用戏剧冲突，终使故事达到高潮，呈现文字的张力。这样的小说，都是以人物为中心，所有的文字，都在围绕着人物走。但是这部小说，作家对人物的设置，是用来为主题服务的，人物是社火本身的一部分，也是主题的一部分，不管是“我”还是大哥，也不管这两个人，面对什么问题，都不重要，他们只是用来彰显主题的道具之一。这也是苏二花在文本中，早早让他俩的故事走向结局，并过早消融在为禳瘟会筹备过程中的原因。

　　当我们以为她是在写社火，写禳瘟会时，她其实也不是，她写的是一个地方所特有的地域文化。或者说，她什么都在写，但并非我们所看到的那么简单。天地人间，苏二花在文本里，写了太多的爱恨情仇，太多的对立与统一，又最终，把这一切变成一种带有文化价值的奇特符号，深深烙印在读者心里。将小说的格调与格局，提升到新高度。

　　在国内，我们记住了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香椿树街、贾平凹的废都长安与商州，都是因为小说里独特的地域文化生养出来的那一群人，其身上散发出来的，其他地方的人所没有的文化气息。剥离这样的地域文化，很多小说都是不值得一读的。很多时候，独特的地域文化比小说本身更有感染力，人只是传承文化的一个载体。小说里，不仅仅只写人物和故事，还需要表现现实，以及现实中一再传承着的各种独有的地域文化。也因了这个，苏二花的这部小说，还实现了为人生派与为文学派两种观点的对立与统一。

　　《社火》既有文学的高度，也详实呈现了龙泉这一地方人的生存状态，尤其是他们与山川河谷及天地人神所对话的状态。文本凸显的价值，恰好戳中了中国文学的一个软肋：那就是人与神的对话，或者说，人与信仰的对话。佛教，信与不信，耳濡目染，总会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只是用文学作品去表达时，如此文中写到的九曲阵、地狱图等，很容易让人误以为迷信。

　　但这部小说很好地处理了这一点，它不宣扬，而是记录，虽是写事，却又始终以人物为中心。“我”、大哥、父亲及6组64名纠首，以及每一个参与的人，都在通过禳瘟会这一形式，完成了人与地域的对话、与自己的对话，解决了自身的问题。九曲黄河对应九曲阵，九曲阵又对应了人的血液循环，可以说，这是这篇小说的神来之笔。

　　对于九曲阵的具体描述，留待读者去原著里欣赏了。除了人与地理、人与自己的对话，这部小说里，还有人与神的对话。当地狱图一破，神鬼不分时，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呈现了它最原始、也最真实的状态；它是多维的，在二维之外，还有三维、四维，甚至五维、六维，只是生而为人，我们看不见。人鬼都混在一起了，我们的眼里，看到的还只是自己，但是，那时那刻的龙泉人，心里面什么都装着，通过心，也什么都看得见。因为看得见，死去的活了，消失的又回来了，人与神的对话，也就完成了。潜移默化中，人的心智会得到改善，格局也会得到提升。

　　外国文学都浸染着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文化，这方面是其天然优势。国内作家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会在自己的小说中设置一个人物，去解决这个问题，如《废都》设置一个天天与逝者对话的老太太；再如《一句顶一万句》，光明正大设置一个基督教的宗师级人物摩西，都不如这个小说实打实地写来得深刻，来得痛快。国家太大，写作的人太多，每一期，各家刊物加起来，都得发表数不清的文学作品，可我们能记住的有几篇呢？但是我相信，这篇叫《社火》的文学作品，它会因萃取及提炼龙泉这个地方的传统文化，而被时间一并彰显与留存。

　　从这个角度来说，不仅限于和宗教有关的文化，其他优秀灿烂的中国文化，都值得作家们以这种方式去弘扬与表达。扩大点说，我们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座城池、每一条河流、每一座山峰，都有自己的历史与文化，也一样值得作家用文学作品去记录、去书写。享利·詹姆斯说：“正如图画是现实，小说就是历史。这就是我们可以为小说所作的唯一的（对它公道的）概括……小说的素材同样储存在文献和记录里面的，并且如果他（作家）不想泄露自己的底细的话，他就必须满怀自信地讲话，用历史学家的语气讲话。”这样的小说，自然会因对传统文化的萃取与提炼，而与文化本身一样，更有价值，值得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