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31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赴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在一本1920年9月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前，总书记驻足端详许久。这本珍贵的文物封面上，依稀可见两行印签：“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

　　在北京的中央档案馆里，珍藏着一本《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的铅印小册子，它是中共“二大”唯一存世的中文文献。小册子包含10个文件，以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最为珍贵，上面盖有收藏章：“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

　　两本珍贵文献背后，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红色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张人亚，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为保存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等党的早期文献作出了重要贡献。

　　衣冠冢之谜

　　棺中物“比儿子生命还重要”

　　1898年5月18日，张人亚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府镇海县泰邱乡（今宁波北仑区霞浦街道）霞南村。父亲张爵谦为他取名守和，字静泉，人亚是他参加革命后改的名字。

　　幼时，张人亚在堂兄张晚荷主持的霞浦学堂就读，反帝反封建思想的种子在他心中逐渐萌发。

　　面对家中艰难的生活和日渐苍老的父母，张人亚决心到外面“讨生活”。到上海去，成为青年张人亚的重要选择。

　　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有大小银楼30余家，在银楼里当学徒工的张人亚，目睹了当时“中国工商界的黑暗”。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张人亚随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当时上海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举行。在“二大”精神指引下，在党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分部帮助下，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于1922年9月成立，张人亚出任俱乐部主任。随后，张人亚领导工人开展了长达28天的罢工行动，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城市举行的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

　　根据档案资料显示，中共二大会议结束后，中央领导机构按照规定，将大会通过的章程和决议案送给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与此同时，还将文件铅印成册，分发给党内的有关人员学习贯彻，张人亚也获得一本。

　　除此之外，张人亚还存有一批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马列主义著作、文件和刊物。

　　1927年4月、7月，随着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全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1927年末，“白色恐怖”笼罩上海。

　　手里珍贵的党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刊物随时可能“暴露”，如何安置？思忖再三，张人亚作出决定：放到老家去！

　　1927年冬天的一个午后，张人亚悄悄回到了宁波霞浦老家，他对父亲张爵谦说，自己在上海的住所要搬迁了，请求父亲将他带回来的一批书刊和文件收藏好，称这是“比儿子生命还重要的东西”。

　　“有些人感觉很危险就烧掉了，可叔叔说这些文件是对党有用的，不能烧。上海没有地方放，想来想去，他最后想到了老家。”张人亚的侄子张世华回忆说。

　　几日后，张爵谦对村里人佯称，二儿子长期在外不归，恐已不在人世。随后在村东面的长山岗上，给张人亚和其早逝的妻子合建了一座墓。张人亚那侧是衣冠冢，棺内藏着张人亚托付的文件。墓碑上刻“泉张公墓”，故意少了一个“静”字。

　　张爵谦知道此举事关重大，没有对任何人透露，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守护着，等待儿子回来提取，可儿子却迟迟未返。

　　英年病逝

　　被赞“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

　　1929年，张人亚奉调去了芜湖。芜湖是当时中共安徽临时省委所在地。张人亚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在鳞次栉比的店铺中，他开了一间不起眼的金铺，表面上对外加工金银、收购和出售金银饰品，实际上是接收苏区送来的金银，设法兑换成现洋和钞票，再交给上海的党中央，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这是一项极其危险的“买卖”，但张人亚极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12月，张人亚被任命为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他来到中央苏区。1932年6月，张人亚任中华出版局局长兼总发行部部长，兼任中央印刷局局长。在战争形势下，张人亚领导中央印刷厂印刷了大量的书籍和报刊，使苏区的出版事业充满了蓬勃生机。

　　环境危险、条件艰苦、精神紧张、工作繁重，张人亚积劳成疾。1932年12月23日，他带病从江西瑞金去福建长汀检查工作，途中因病逝世，时年34岁。

　　1933年1月7日，《红色中华》报刊发悼文，沉痛悼念张人亚。悼文称他的逝世是“我们革命的损失，尤其是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中失掉了一个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

　　“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这是一位共产党员的本色，也是张人亚毕生的信念。

　　老父心愿

　　衣冠冢的“秘密”重见天日

　　遗憾的是，直到2005年，张人亚的亲属们才在《红色中华》报上看到这篇悼念文章，方才得知他的下落。

　　在这之前，张人亚的亲属们从未放弃过寻找他。张爵谦老人独自守护着秘密二十多年，盼儿归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仍不见张人亚回家，于是张爵谦在《解放日报》刊登数期寻人启事，最终毫无音讯。

　　到了1950年，还是没有得知张人亚的下落，年事已高的张爵谦把在上海定居的三儿子张静茂叫回，挖开墓穴、打开棺材，这批党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书刊终于在20多年后“重见天日”。张爵谦把文件以及在房间里挂了近三十年的“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照片一起交给张静茂，要其带回上海，交还给党，以了却自己二十多年来的心愿，“共产党托我藏的东西，一定要还给共产党”。

　　回到上海后，张静茂专门给哥哥刻了两枚印章“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盖在这些文件、刊物上，以示纪念。

　　1952年7月初，张静茂将部分文件、书报捐给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1959年，他又把其余文物，连同珍藏的张人亚遗物，一并捐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前身）。国家给的报酬，他分文未取。

　　据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档案记载，刚收到这本《共产党宣言》时，除纸张因年久泛黄、发脆外，整本书基本完整，无明显残损。1995年11月，经国家文物局全国一级革命文物鉴定确认专家组鉴定，确认为一级文物。

　　张人亚秘存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被中央档案馆珍藏，《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和宣言》现存国家博物馆。

　　危急关头，张人亚首先想到党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书刊的安危，他就像是一位红色火种的守护者，用生命捍卫信仰，彰显共产党人的担当。（资料来源：新华社、《人民日报》、《宁波日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