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初创期互联网接入的“顺势而为”，到发展期产业应用的“兼容并蓄”，从融合期发展与治理并重的“收放自如”，到构建全球网络空间的“和而不同”，“和合文化”下中国从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走出一条与“竞争文化”下西方数字化发展不同的道路。

　　中西数字化发展有以下七大不同：

　　一是中国“规划更长远”，西方“法规更完善”。中国立足顶层设计，在互联网、数字经济、信息化发展等领域均作出前瞻性战略部署，同时实行包容审慎监管，为数字化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留出发展空间，促进其健康发展。西方大多以物权为基础，形成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总体监管强度、处罚力度更大。

　　二是中国重“本土适应性”，西方重“标准一体化”。不管是政策措施、技术应用还是产品投放，中国一般先试点探索，获得经验后再全面推广，有时也会根据特点进行本地化调整，形成地方特色。西方专注于标准化建设，努力将自己的标准推广到全世界，推动一体化发展。

　　三是中国“信任经济”成网红，西方“信用经济”更成熟。以社交电商、社区团购、社群网红为代表的信任经济在中国快速发展，借助口碑效应形成链式传播和持续扩散，在人与人的口口相传之上实现价值转化和信任传递，成为中国互联网经济一大特色。这与西方通过契约关系建立和维护的信用经济存在不同。

　　四是中国企业注重“打造生态优势”，西方企业注重“全球化扩张”。中国互联网企业以平台化推动数据联通、拥抱数字红利，形成比西方互联网企业更加丰富多样的生态体系。西方互联网企业大多采取多元化战略，全球化扩张意识强，国际竞争布局早，在战略扩张的同时受到反垄断政策措施的制约较多。

　　五是中国“应用型模式创新”丰富，西方“技术型创新”领先。中国互联网应用创新承载多元化的国计民生需求，借助庞大的用户及产业基础实现价值释放，同人民生活消费场景捆绑更为紧密，并逐渐从跟随西方向参与引领转变。西方特别是美国数字化布局早，核心技术的领先实力和地位为其数字化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六是中国重“总体安全”，西方重“个体权益”。中国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不断强化网络运行和网络信息安全，完善个人数据安全保护制度，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保驾护航。西方重视互联网发展进程中的个体利益，如欧盟制定GDPR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流通监管，美国通过立法和政策调整旨在维护本国企业利益。

　　七是中国主张命运共同体，部分西方国家推动网络军事化。中国扎实推进网络扶贫行动，让全民共享互联网发展红利；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让各国共同搭乘数字经济发展快车。部分西方国家力图打造先进网络武器和网络作战部队，引发网络军备竞赛，给全球网络安全带来风险和挑战。

　　中西方数字化发展七大不同体现出思维方式的差异，更进一步反映出哲学文化层面的结构性差异。在“和合文化”或“竞争文化”的影响下，中西方在数字经济发展逻辑等方面体现出不同的哲学价值差异。

　　在数字经济发展上，中国重家族文化，西方重契约文化。在数字经济创造上，中国受农耕文明儒家文化的影响，重本土生态打造，讲究协作协调，在数字化创新上表现为“为美好生活而创造”；西方受海洋文明影响，重全球扩张，讲究竞争逐利，提倡“为自我实现而创新”。在数字政策取向上，中国“重礼依法”，西方“重法依理”。中国采取包容审慎监管，积极引导互联网行业自律；西方实行依法从严监管。在数字治理理念上，中国重“集体精神”，西方重“个体主义”；中国重“义务本位”，西方重“权利本位”。中国强调落实各方主体责任，共建网络空间良好秩序；部分西方国家力图以跨境数据执法权实现“长臂管辖”目的。

　　从文化视角看数字化发展进程，一方面体现出中西方不同的路径模式选择，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数字经济的多种可能性、开放性和普惠性为全球带来发展新机遇。这有助于我们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化的养分，谋求共同发展。以哲学思维促数字繁荣，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可形成独具特色的数字化发展“中国方案”，一是深入研究西方法律监管和标准化案例，完善我国数字化发展政策体系；二是借鉴西方跨国组织建设，引导企业和专家“走出去”，加强海外经营合规管理；三是参考西方个人隐私保护经验，应对大数据时代信息安全挑战；四是加强与世界各国在产业发展、技术研发、变革创新等方面的互补合作；五是充分研判互联网发展关键问题和理念异同，深度参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变革。

　　事实证明，后冷战时代“历史终结论 ”已经破产；中国数字化发展不搞闭关锁国、贸易保护，秉持着“和合文化”的思想内涵，走出了一条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之路，特别近年来中国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加强改革开放，延续了“和合文化”的精神。另一方面，中西方文化存在差异并不意味要形成两个互联网。作为互联网大国，更重要的是理解不同国家数字化发展路径背后的经济社会差别，尊重文化多样性，尽可能“求同存异”，增进各国之间互信与合作。应超越“文明冲突论 ”，在多元中求共识、在差异中求会通，促进全球数字经济的“共建共享、共赢共荣”，推动全球网络空间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作者是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