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上海市民身边愿意一去再去的公共文化空间多了起来。不仅是一些新兴阅读空间新意迭出,一些家门口的社区文化空间也在全新的定位与创意下令人心生向往、流连忘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好生活”公共文化空间创新大赛应运而生。
2019年,大赛更是在立足上海之余,将参赛范围开拓至长三角,以期将其打造成为长三角地区公共文化领域权威赛事。
日前,2020“美好生活”长三角公共文化空间创新大赛正式开启,势必将“怎样的空间才是好空间”“怎样的设计才是好设计”的讨论再度推向纵深。在参赛者摩拳擦掌、提交新一年的成果与答卷之前,让我们先听听大赛评委对往届获奖案例的点评、对空间发展前沿趋势的解析。
谋定而后动、沉得住气方能厚积薄发
蒯大申
上海的公共文化空间创新大赛是一个创举。大赛聚焦于公共文化空间这一载体,希望全社会更加关注公共文化空间的营造与创新,关注这一与全国城乡的文化风貌、生活品质及精神气质息息相关的大课题。
大赛的举办,反映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出现的一个发展新趋势,即人们一方面关注公共文化空间的服务功能、服务质量和运营管理,另一方面还关注这些公共文化空间的设计感和美学品位。上海公共文化空间创新大赛将有力地推动这个趋势向前发展,推动公共文化空间的文化品质、审美品位、公共品格不断提升。
公共文化空间的不断提升,是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直接体现,也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迈向更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重要标志。如何判断公共文化空间的未来发展趋势?我想以下三点也许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一是更加注重功能性。
公共文化空间说到底是为了人而存在,为了人而发展。未来公共文化空间将越来越明晰自己的功能定位,向社会公众提供专业化的公共文化服务,越来越重视挖掘空间潜力,提升空间功能的针对性和合理性,进而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功能和质量,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荣获2018“美好生活”上海公共文化空间创新大赛“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奖”的思南书局和陆家嘴融书房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思南书局由闻名沪上的“思南读书会”演化而来,如今已成为一个面向公众的新型文化空间,成为上海这座城市的人文地标。
陆家嘴融书房则由老旧社区图书馆改建而成,每周举办两场高质量的“陆家嘴读书会”,并通过东方财经·浦东频道全程录播,以“在场+在线”的方式覆盖全国数亿观众,被誉为“没有围墙的融书房”。
二是更加注重审美性。
未来公共文化空间将更加讲究高颜值、高品位,更加讲究空间设计,讲究地方特色和审美风格。不但要更加“好用”,而且要更加“好看”,要内外兼修、才貌双全。
荣获2019“美好生活”长三角公共文化空间创新大赛“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大奖的上海嘉定图书馆,同时拥有“全球最佳公共图书馆”的美誉。这组临湖而建的优美建筑延续了江南书院的风格。从空中俯瞰,嘉定图书馆就像一本本翻开的书,既有江南文化气息,又有现代建筑品貌,其内部空间充分尊重人的尺度,处处见景,处处怡人,使阅读真正成为一种精神文化享受。
那些以优秀历史建筑为载体的公共文化空间,更是以承继历史文脉为己任,处处透出浓浓的历史感,散发出城市独特的文化气质。
荣膺2018“公共阅读空间——最佳空间设计奖”和网络人气第一名两项大奖的杨浦图书馆新馆,前身是民国时期“大上海计划”中的上海市立图书馆,由当时著名建筑大师董大酉主持设计,于1936年建成开放,距今已有80多年。而今,它再现了董大酉上世纪30年代“中国式复兴建筑”的历史特征与风貌,让它重获新生。明黄色琉璃瓦、重檐歇山式屋顶、精巧的彩绘、富丽堂皇的门楼,使其成为新的城市文化地标。宁静优雅的阅读空间,使其成为读书人心目中的伊甸园。
三是更加注重公共性。
公共文化空间的公共性,不仅体现在空间的开放度上,同时也体现在公共文化空间原本就是公共参与和公民意识培养的平台。
未来的公共文化空间,既要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交往与公共活动的空间,又要激发公众高度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空间营造。人们通过参加丰富多彩的公共文化活动增加社区居民的互动、交流、合作,促进社区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公共交往,增加相互信任,构建交往网络,从而增强社区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上海浦东新区潍坊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荣获2019长三角公共文化空间创新大赛“基层文化空间最佳案例奖”。设计师把基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视为“社区活力的容器”,在设计改造中,尊重社区基本场所与文脉,重视社区不同人群对文化中心的需求,并与社区创新专业工作组织共同协作,一同调研和梳理出该地区人群对公共空间的使用模式和特征。中心改造后成为居民们喜爱的活动交往空间。
荣获2019“美好生活”长三角公共文化空间创新大赛“基层文化空间优秀案例奖”的“鞍山四村第三小区百草园”,以社区花园为公共空间更新实验基地,从孩子的自然教育和自然种植入手,积极推动参与式设计营造,吸引社区组织参与公共空间的推广与探索。
这个项目的设计团队从设计之初就吸引居民高度参与,请居民提建议、谈设想。在整个施工过程,也有意识地让居民们参与其中。这样就融入了社区成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整个设计营造过程成为社区动员、社区合作、多元共治的过程。
我们看到,许多获奖案例在设计建设过程中都非常重视专业社区调研,与社区居民充分互动,认真听取居民们的需求和意见,在此基础上完成这些空间的更新改造和服务提升,真正做到了让公共性成为公共文化空间的灵魂。
借此机会,我想提三点建议,供大家参考。
第一,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应该重谋划,重设计,应谋定而后动,沉得住气,争取建一个成功一个。好东西是需要慢慢积累的,美的事物也需要厚积薄发,千万不要一哄而上。
第二,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要讲究性价比,也要讲成本控制,并不是花钱越多越好。就像家里装修,有的花钱不少,效果却并不好,而有的花钱并不多,效果却很好。这个区别就在于文化品位的差距,在于审美观和设计感的差距。
第三,也许最重要的是,无论是社区营造也好,城市更新也好,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公共文化空间的活动主体是广大市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主体也应该是广大市民。我们希望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过程同时也是社区动员的过程,是公共精神培育的过程。空间里有了人文性和社会性,才有可能成为最美的公共文化空间。
人创造了美的公共文化空间,美的公共文化空间也会反过来影响人、塑造人。让我们共同期待,在上海、在全国,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最美公共文化空间。
打造盛开在百姓身边有用的美
戴珩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说到基层文化空间,我们所考虑的都是“有没有”的问题,最多考虑到“大不大”,很少考虑到“好不好”“美不美”。
基层文化空间是专门为基层群众设置的,它们就在老百姓的身边。如果建起来的这些基层文化空间不好、不美,老百姓一定不愿意走进去,它的利用率就会很低,它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就失去了意义。
今天,公共文化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新期待,基层公共文化空间必须实现从有到好和美的飞跃。在实现这一飞跃的过程中,设计起着重要作用。
“美好生活”长三角公共文化空间创新大赛对基层文化空间的评选,对唤醒全社会的设计意识和设计自觉,使全社会重视公共文化空间的设计和建设,无疑将起到重要作用。创新大赛所评选出的最佳和优秀基层文化空间,更是可以给基层文化空间的设计、建设提供良好的示范和可资借鉴的经验。
它所带来的启示至少有四:
我们的专业设计师应该怀着造福民众、造福社会的理想和责任,积极介入和参与基层文化空间的设计,把自己的美学追求变成基层文化空间里的美学实践。
我们的设计师在设计基层文化空间时,一定要充分了解文化空间所在区域的历史和文化,了解文化空间周边的环境和特点,了解周边群众的审美喜好和审美需求,了解文化空间所承载的功能,使设计出的基层文化空间有特色、有内涵、有品位、有格调、有美感,好看、好用、好管理。
我们的设计师在设计基层文化空间时,一定要强化创新意识,要有新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构思,要善于巧妙运用各种现代和传统元素、空间所在地的特色文化元素,要善于发掘文化空间现有的优势和潜力,以较少的投入给基层文化空间带来全新的效果。
我们的设计师在设计基层文化空间的过程中,不要各自为政,可以和基层文化空间的建设者、管理者一起,组织和发动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空间的设计和构建,使空间设计和建设的过程,成为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治理能力的过程,成为大众乐于参与的艺术活动与美学实践。
善用“跨界”智慧为社会文化建设赋能
姚之洁
如今,“公共空间”在城市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多元的角色。无论是在空间形态的界定上,还是在功能整合的创新上,都需要设计者探索如何创新利用好城市中的空间,打造出有社会文化效应的公共空间。
对于“跨界文化空间”而言,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是关于“空间”的挑战,除了对常规已有的公共空间利用和升级之外,还应充分挖掘普通空间甚至是废弃空间,将其改造、创新成有社会文化价值的公共空间;另一方面是关于“功能”的挑战,要求设计者在正确判断“空间”建设中注入怎样的社会功能之余,实现多层文化属性的叠加和跨界。
这对设计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不仅要对社会公共文化服务有充分且与时俱进的理解、认识和创新,还要求他们能够积极面对社会文化建设的先导性、敏锐性和实际操作中的可落地性。
因此,大赛界定“跨界文化空间”板块为城市中新涌现的、在原有功能上叠加文化属性、由公众共同享有和分享的文化空间,与大型公共文化设施功能类似但又具备更多拓展可能,探索复合的人文关怀和文化体验。这里面的关键点在于跨界性、公共性、拓展性、实践性和文化创新性。
自2018年大赛启动以来,“跨界文化空间”就已作为常设单元。参赛数从2018年的15个案例到2019年的28个案例,几乎翻了一倍。尽管参赛范围已从上海扩大到长三角地区,但与参赛作品数量的增长相比,获奖数量依旧保持在6个。数据可见,此类项目在一年时间里的发展和受重视程度明显增加,公众的需求和接受度也有提高,同时,获奖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从获奖作品来看,它们不仅充分体现了评选的宗旨,在空间选择和叠层文化性、文化服务性以及创新性上都有突破,而且在公共文化服务的实际运行中发挥了切实的作用,受到大众的喜爱。
例如,2018年,既有立足本地区传统文化多样性传播的案例,如“泗泾镇非遗传习基地”,围绕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多样文化空间;又有浦东沿江22公里呈带状分布的“望江驿”系列文化驿站,不仅突破了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单一布局的特点,而且在功能上灵活创新,弹性、动态地注入文化主题、贴近市民,助力沿江滨河文化带的打造。
2019年获奖案例中,由老船厂改造的浦东“1862时尚艺术中心”,不仅在空间设计上通过改造和再利用,打造了融审美与功能于一体的公共空间,而且在内容运营上,高频次奉上与大众“打破隔绝”的系列公益艺术活动。
位于杭州河坊街的“童尚集”将公共文化服务锁定在儿童教育,通过儿童教育功能区和亲子民宿空间的综合设计,营造融社区共享教育空间、文化资源共享平台和亲子游学服务为一体的文化生态环境。
城市承载着与现代人息息相关的经济业态、生活方式、文化面貌,以及人类关于未来生存方式的多元想象。“美好生活”公共文化空间创新大赛所推崇的“跨界文化空间”正是这种“想象的共同体”的缩影。它不仅让我们发现和关注那些已有的“美好空间”,更预示了未来此类空间发展的趋势。
文博艺术空间:打开门,变化正当时
胡晓云
近年,上海的城市潮流风向中有个现象:“展讯”如花讯、影讯,时尚风靡沪上,成一时万人争睹之热点。热门展览的号召力不亚于娱乐明星,打卡博物馆、美术馆也如打卡时尚书店或咖啡馆一般,成为年轻一代热衷的生活方式之一。
毋庸置疑,中国的博物馆、艺术馆等公共文化空间和展览行业,正迎来一个“黄金时代”。“美好生活”公共文化空间创新大赛自创立伊始,就将文博艺术空间开列为一个独立参评的奖项,无疑是眼光独到的——文博艺术空间的内涵并非静态,而是不停变化,突破着界限:既定的博物馆概念在嬗变与自我革新,而别处发生的创造也为文博空间打开了新的窗口。两届大赛的获奖案例可称为中国当下博物馆及展览业正在发生的变化的一个有趣缩影。
一个首要的显著变化是博物馆自身角色的转变。
博物馆空间有着与生俱来的开放性与公共性,它意味着人类文明对于一切公众平等开放的态度。但传统博物馆的姿态是高的,是以展品的集中呈现为核心,参观者处于仰望与“朝圣”的位置。而今天的博物馆不仅仅具有藏、展、研、教等传统功能,更注重从立足于展示到立足于“体验”的打造,注重向公众提供休闲、娱乐等审美愉悦的功能转换。
如徐汇艺术馆,在极为有限的建筑空间中,甚至不依赖于传统展览的核心“展品”,做出了“乐者敦和·大音煌盛——敦煌壁画乐舞专题展”和“乌金千秋照——徽墨展”这两个趣味盎然、社会反响热烈的优秀展览。这得益于多媒体技术手段对空间的拓展和对观众体验感的全方位调动,归根结底还是策展团队采用专业的理念、亲和生动的创意和叙事所致。
其次,设计美学在博物馆、美术馆中的空前凸显。
博物馆最初大多因地制宜,将古典建筑转化为一个文明的陈列殿堂,如卢浮宫、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现代的博物馆则往往将建筑空间设计纳入展示的范畴,建筑的语态与博物馆自身的叙事相互照应。世上不少大博物馆同时是建筑史上的地标名作,如古根海姆博物馆系列、卡塔尔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等。
大赛2019年获奖案例奉贤博物馆、明珠美术馆分别延请日本建筑名家藤本壮介与安藤忠雄也是如此;八分园体量虽小,但建筑师俞挺精巧的设计构想使其具有了身在其中方能体悟的园林式美感。
在当下,博物馆以其强烈的建筑美感与特性,成为公众向往体验之地,也成为城市文化鲜明的地标,中国的城市建设仍需要这些可被聚焦的文博建筑的存在,去打造独特的文化和城市认同。同时,它们需要被植入更多的功能,成为一个开放的媒介空间、一个人人可以分享的精神世界的空间具象化,使城市居民有机会获得更多元丰富的体验,进而提升城市居民审美的高度。
我们在参赛及获奖案例中,还看到涌现大量多元主体、复合类型文博空间。如上海观复博物馆、艺仓美术馆等。
民营博物馆在“藏与展”等传统功能外,更多向一个全新的文化经济综合体尝试迈进,成为理念主张的先行者和复合文化审美的提供者。2019年的傅雷故居、浦东开发陈列馆,2018年的顾绣体验馆,颇有“一花一世界”的意味。大千世界无不可细品细说,端看如何说、说与谁。
文博的脉络自大博物馆的主脉奔流,到各类主题展览馆的蔓延细流,方构成了生生不息的“文博艺术空间”网络。这样,我们的博物馆、展览馆、艺术馆才是有生命力、有温度、有人情味和亲和力的,才是能和城市、公众交融共生的“公共空间”和媒介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