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合作看作人类演化的关键变量，那么创新就是生存优化的效率依赖，谦让则是持续合作的基础

　　史学界常以新石器和旧石器工具的进步来划分智人和现代人。从生物学来看，灵长类及其他很多动物都有制作、使用甚至用自身进化成工具来支持生存的现象。但动物利用工具来支持生存是一种个体行为，没有形成持续创新升级的社会互动性，人类则利用工具在经验沉淀中创新升级成为互动的社会群体，并由此与其他动物拉开了距离。

　　人类作为依赖群体互动而演化的社会性生物，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学会了合作式生存。这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把合作看作人类演化的关键变量，那么创新就是人类生存优化的效率依赖，谦让则是人类持续合作的基础。由此，人类在合作互动中获得“利”，人类文明得以持续向前。

　　人类演化对应财富积累。这一过程，在工业革命之前如涓涓细流，之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暴涨。伴随全球工业化进程加快，人类的合作成为趋势，用流行词来说就是“全球化”。

　　基于这一逻辑，我们来看看中国文明的历史长周期现象。人类几大古文明中，只有中国文明延续至今，其他古文明都被后来迥然不同的文化所取代。基辛格在《论中国》中指出，中国的文明史让人一直望不到起点，却持续地、坚韧地扩张。如果解开中国文明的可持续密码，也许就可以为人类文明延续提供秘方。

　　冯友兰有一个观点非常有启发性：历史是统一于逻辑的，逻辑是多元关联的。中国的文明史统一于怎样的逻辑呢？回归历史和考古，三大古文明被灭的原因主要来自内因，内动力不足导致生产力失效，从而引发社会进步迟滞，最终让文明走向末路。

　　为什么会有这种扭曲现象发生呢？这需要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问题中去寻找答案。

　　选择“丛林法则”，走上博弈之路，最终都将文明带入死胡同；选择包容和创新，文明得以延续，文化得以保存

　　人类在追踪食物中分化了手脚分工，也演化出可贵的合作生存观。农耕时代，人类正式走上了一条由生存优化效率为引导的、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匹配为目标的演化之路。

　　具体来看，它产生了两种分化：一种是依靠博弈能力来争夺生存权，遵循所谓的“丛林法则”；另一种是在和平合作中寻求增量，遵循包容和创新。

　　在这两种生存价值观指引下，人类社会演绎出了不同的意识形态、社会形态乃至文明形态——选择“丛林法则”的，走上了帝国博弈之路，最终都将文明带入死胡同；选择包容和创新，走上了合作共生之路，文明得以延续，文化得以保存。

　　历史表明，中国选择了后者。据传，中国北方自古羌人后，分别留下了连山、洛书、河图、归藏、文王等五部《易经》，进而形成了中国社会演绎的“易道”。这一理性逻辑指引中国社会一路演化，经由孔子的传播和汉武帝的应用，逐渐形成了机制化理性。

　　举例来看，第一次面对地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失配，帝尧敏锐地抓住主要矛盾并及时发起改革。《史记》记载，他对外以亲九族、协和万邦，对内招贤纳士，积极寻找生产力重新崛起的方向。特别是，政治上放弃氏族制、禅让王权，让改革获得了广泛认同。

　　大禹主政后，在传统融合思想引导下，以豫州农耕发达区为中心，将九州各部落用贸易关联引向大融合。这进一步催生了象形字的发展、丰富，为族群交流开启了新的便利。

　　大禹体系到周王朝后期，同样面临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失配。秦汉王朝转而采用重农抑商政策来巩固中央集权，让社会转向了更大、更高效的经济共同体与民族大融合。

　　如果把中国文明的转型看作“渡河”的话，先是盘古用一根类似竹子的漂浮物过了汉水、过了渭河，之后伏羲沿着渭河东进，与女娲融合，用上了皮筏子，大禹的九州贸易开始搭乘内河船只，秦始皇找长生不老药出海显然借用了海船。从这个逻辑线索出发，今天构建“一带一路”显然要建造更现代、更多用途的船只。

　　当宗教和哲学曲折前行、汇集碰撞后，先是中世纪出现了文艺复兴，接着是欧洲启蒙运动，最终催生了工业革命

　　反观人类三大古文明，可以引出另一种战胜自我的“哲学艰难”。其中，尤以西方历史中出现的两路强人现象，引人关注：

　　一路是以摩西为代表的，在埃及宗教思想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再造。之后出现的基督教、东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可说是“一造再造”，也带来了人类群体的“一分再分”。

　　另一路以传统“丛林法则”为引导，让民族走向帝国之路，出现了以古希腊苏格拉底为源头的强人哲学思想。当宗教和哲学曲折前行、汇集碰撞后，就发出了巨大的力量。先是中世纪在意大利出现了文艺复兴，接着是欧洲启蒙运动、法国革命、德国哲学，最终催生了英国工业革命。

　　马克思从历史发展和思想演进中发现了唯物史观，进而发现了资本主义的秘密——剩余价值，以及社会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这些重要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临了一些新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打造金融帝国体系，通过金融等手段不断输出内部矛盾，让其内部的矛盾运动得到了部分缓解和释放。这一现象值得密切观察和深入研究。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演化，从原始部落到部落融合，从诸侯小国到民族共同体，再到今天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保持了理性。这一优秀特质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它不仅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这一理性逻辑的有力支撑。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华文化延续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理性规范，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

　　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激活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让中华文化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化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以孔子的理性精神为例，它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其中，“凡事和为贵”呈现出一种开放式的唯物信仰，没有自我优先、一族优先和一国优先的狭隘引导；“百善孝为先”强调的是对族群理性的认知，这是祖先传承下来的唯物理性；“人人求出息”的叮嘱和期望，明显区别于存量博弈的“丛林法则”，是在存量基础上求包容、求创新，是中国传统理性逻辑的生动表达。

　　国际社会的有识之士看到了孔子思想蕴含的人类共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如此推崇孔子，就是对中国理性精神的一种高度认可。其实，孔子思想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孔子之前，理性精神就蕴育于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实践和文化血脉之中。从生存到合作到效率优先，中国人大体能坚持一种平和的理性眼光和实事求是的处事态度，来推动文明持续向前、生生不息。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

　　总之，站立在神州大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通过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4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

　　（作者为上海典龙文化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