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昭是西晋王朝的奠基人，后人称他为晋文帝。他有一位大臣叫魏舒，每次朝会之后，司马昭都会目送魏舒走出很远很远，然后满怀感慨地说：魏舒堂堂，人之领袖也(《晋书·魏舒传》)。

　　从这时开始，“领袖”一词开始在服装部件的基础上引申出新的含义，并逐渐从杰出者演变成带头人。

　　“领”和“袖”的含义发展 

　　“领”字的原始含义是脖子，《诗经·卫风·硕人》就有“领如蝤蛴，齿如瓠犀”。后来字义发生了变化，汉代经学家刘熙在《释名》中说：“领，颈也，以壅颈也，亦言总领衣体为端首也。”这句话首先确认了领就是脖子的说法，然后说作为衣物的部件，是用来围合脖子的，最后说它是一件衣服的开头部分。所以，古代称“一领”衣，也就是今天的一件衣服。

　　在这些含义的基础上，“领”又作了引申，如晋陶潜《闲情赋》中说：“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可见，衣领与头脑关联在一起，跟思想和智慧挂上了钩。比如，一些皇帝的衣领上会有黻纹出现，被称为黻领。黻是“十二章纹”中的一个，其寓意为善恶分明、知错能改。既然衣领与头脑相接，皇帝的头脑当然应该善恶分明。

　　中国古代出现过的领型非常丰富，它的变化有一条基本轨迹，即从夏商周到隋唐，逐渐走向多样和开放，而从宋到明清，逐渐走向封闭。这种趋势的出现，一般认为有逐渐变冷的天气原因，礼教日盛的文化原因，以及国力衰退的实力原因。近代中国，长期受人侵略，被动挨打，自我保护意识就会加强，中式立领表达了对民族精神的坚守。

　　那么“袖”字呢？还是在《释名》中，刘熙是这样解释的：“袖，由也，手所由出入也。”古代的袖子，一般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袪”，缝接于袖端的边缘；二是“袂”，原本是古代大袖的下垂部分，后来也用来表示整个袖子。今天所谓“联袂”，就是手拉着手，衣袖挨在了一起。同样由于衣袖贴着手臂，就与手段联系在了一起，比如“长袖善舞”。

　　袖子是服装上最为灵动的部件，它可以实现很多功能：碧鬟红袖、翠袖红裙、红袖添香，是它的美化功能；袖里藏刀、袖中挥拳、袖里乾坤，是它的隐藏功能；袖手旁观、摆袖却金、拂袖而去是它的表态功能。在古代，很多人用袖子携带钱财、书信、细软，于是成语“两袖清风”来形容官员的廉洁——袖子里没装金银，才能随风而动。

　　“领袖”连用，成为称赞人的标示物 

　　最初，“领袖”二字也会连用，但仍然指的是服装部件。汉代经学家服虔在《庄子集解》中讲述了一个“匠石运斤”的故事。他说：“獿人，古之善涂塈者，施广领大袖以仰涂，而领袖不污，有小飞泥误著其鼻，因令匠石挥斤而斲之。”古代的獿人，善于用泥来涂抹房顶，干活的时候，穿着广领大袖的衣服，仰面操作，领袖都不会弄脏，偶尔有小块的飞泥粘在鼻子上，就让另外一位匠人挥起板斧削下来，“唰”地一声，泥被削掉了，而鼻子没有丝毫损伤。这段把匠人写得爆帅的文字中的“领袖”，仍然是服装的部件。

　　领与头脑相接，袖与双手相贴，很容易成为称赞一个人的标示物。司马昭的“人之领袖”，就是说魏舒脑子好用，手段高明，既有思考力又有行动力。

　　魏舒从小是个孤儿，由外婆抚养长大，年轻时并没有什么出彩的表现，40岁以前一事无成。在他40多岁时，郡里考核属官察举孝廉，魏舒想参加考试，亲戚朋友们认为他没念过什么书，劝他不要参加。但是魏舒下了苦功夫，用100天学习儒家经典，居然考中了。

　　几经周折，魏舒进入军队当参谋。军队举办射箭比赛，本来不需要他这个文职参加，但恰巧有一回比赛人手不够，就用魏舒凑个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像武侠小说里的情节，只见魏舒气定神闲，从容不迫，拉弓射箭，百发百中，打遍全场无敌手。后来，魏舒得到赏识，不断升官。头脑手段俱佳，思考力和行动力都强，当然是杰出人物，所以司马昭说他是“人中领袖”。

　　“领袖”来源于民众 

　　司马昭口中的“领袖”，还不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带头人，只是杰出和表率之意。以司马昭的野心以及同魏舒的君臣关系，也不可能把魏舒说成是带头人。当时服装中地位最高的是冠冕，司马昭自我对应为冠冕，自然不忌讳说魏舒是领袖。所以，“领袖”要成为地位最高的带头人，必须等到冠冕的地位弱化之后。

　　东汉末期，贵族和名士对官服的态度趋于冷漠，对冠冕自然也不似从前那么尊重。袁绍、孙坚、诸葛亮、周瑜、曹操等都开始戴简便朴实的平民首服——巾。这种平民化的倾向，给领袖地位的提高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随着历史的发展，政治观念也在变化。戴冠冕的官员在帝制时代与民众的关系是对立的，那时的官员是管制、甚至欺压百姓的。但是领袖呢，是上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人都穿的上衣，当然会在心理上对应为大众。所以，“领袖”是出于民众的，跟民众站在同一立场。

　　这种角度的转换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可以说，冠冕时代体现的是君权神授，而领袖时代开始体现民众的意志。于是，“领袖”一词的含义演变，有了一个不断加强的指向。

　　清末戊戌变法，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变法宣告失败。但是他们的变法主张，激发了中国人更加强烈的反抗，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这个时候，章士钊用笔名黄中黄在《沈荩》第二章中写道：“北方之谭嗣同，南方之唐才常，领袖戊戌、庚子两大役，此人所共知者也。”这里的“领袖”，不再只是杰出和表率的意义，而是带领和领导，与现代领袖的意义接近了。

　　领是一座山，袖是两江水。原本的服装部件，却融汇着我们民族的历史过程和文化心理，以及掩藏于心底的默默温情。

　　(作者系百家讲坛《中国衣裳》系列讲座主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