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本是一个地处河南洛阳普通村庄的名字，但这里，却隐藏着3700多年前华夏民族的一段辉煌历史。1959年，史学家徐旭生依据文献线索寻找“夏墟”时，意外发现了规模庞大的二里头遗址。六十年一甲子，一代代考古人用手铲解码神秘厚重的古老文明。通过60年持续不断的发掘和研究，考古人员确认，这里是中国最早的王朝——夏的都城遗址，是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形态、探索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

　　考古解码古老文明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伊、洛河形成的冲积平原平坦而开阔，气候温暖，物产丰饶，从夏商至唐宋，这里上演了一出出王朝兴亡更替的故事。二里头遗址恰好位于此处。自发现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便进驻二里头，60年中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60余次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4万多平方米，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副队长赵海涛介绍，二里头遗址考古共分为3个阶段。1959年至1979年为第一阶段，通过考古工作全面了解二里头遗址文化遗存的分期、内涵和性质。依托可靠的地层关系和丰富的遗存，考古工作者初步将二里头文化划分为4期，确立了可靠的时间框架，并确立了二里头遗址作为中国早期国家都城遗址的重要学术地位。1980年至1998年为第二阶段，既有为了特定学术目的开展的主动发掘，也有因配合各种基本建设而进行的被动发掘。该阶段还细化了二里头的文化分期，为在更精细的时间刻度上深化遗址各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发现的制骨作坊、祭祀遗存和一批中小型房址、墓葬等，丰富了二里头都邑文化的布局和内涵。1999年至今是第三阶段，对遗址聚落形态的探索成为田野工作的重点，围绕特定学术目标进行的主动性发掘成为常态，发现了“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二里头宫城等。

　　“二里头遗址考古60年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缩影。几代考古人在不同时期的艰苦工作，形成了我们今天对二里头遗址的全面认识。”赵海涛说，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以大型夯土基址为代表的宫室制度，贵族墓葬显示的墓葬制度，专门祭祀区域和祭祀遗存体现的祭祀制度，以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等遗物为代表的器用制度，展现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发达程度。

　　多项“中国之最” 

　　近年的勘察结果表明，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目前不到2%面积的发掘成果，已经证明其在中华文明形成史上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在这里，出土了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最早的青铜近战兵器、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等。

　　这些“中国之最”，为揭秘“最早的中国”提供了实证。比如，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青铜器铸造作坊，规模庞大、结构复杂且长期使用。综合已有的资料，在二里头时代能够铸造青铜礼器的作坊仅此一处，反映了早期王朝对关涉国家命脉的“高科技产业”的垄断。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绿松石的大小为0.2厘米至0.9厘米，厚度在0.1厘米左右。这件绿松石龙形器的发现，为二里头文化龙遗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也为探索中国古代龙崇拜的历史根源提供了实物。

　　除了绿松石龙形器，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同样精美绝伦。这件铜牌上面整整齐齐地镶嵌着数百片绿松石，历经3700多年仍无一片松动脱落。这件铜牌将我国金属镶嵌工艺出现的时间提前了将近500年。在此之前，史学界一直认为，我国成熟的镶嵌工艺出现在商代晚期。而从该铜牌饰来看，在夏代镶嵌工艺已相当成熟。此外，遗址出土的网格纹铜鼎，其造型和纹饰风格与中原龙山文化晚期的陶鼎几乎完全一致，但材质却是当时罕见的贵金属——青铜，这是迄今为止已知的我国最早的青铜炊具。

　　“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的出现，在中华文明形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说，作为世界几大原生文明发祥地之一的中国，到了二里头时代，才拥有了可以与其他文明古国相提并论的文明实体。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础。

　　展示传承“在路上” 

　　二里头遗址价值重大，其保护和展示是重大的课题。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队就注意对重要文化遗产进行科学保护。赵海涛表示，考古工作者在发掘过程中，一般仅到夯土表面就不再向下发掘，仅选取个别地方进行最小限度的解剖发掘。后来，他们采取了对重要遗存套箱提取的方法，比如2002年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就是直接套取到室内再进行认真发掘清理的。其展示也已提上日程。2016年，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建设工作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重大文化建设项目”；2017年，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被列入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立项名单。

　　2019年10月19日，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和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对公众开放。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总建筑面积达3万多平方米，总投资约6.3亿元。该博物馆内设置了“第一王朝”“赫赫夏都”和“世纪探索”三部分，系统展示了二里头遗址考古成果、夏文化的探索历程及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共入藏2000余件文物，兽面纹铜牌饰、方格纹铜鼎、乳钉纹青铜爵等“国宝”皆入驻。博物馆还专门开辟了“学术人物”板块，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包括二里头遗址发现者徐旭生、首任考古工作队队长赵芝荃以及“夏商周断代工程”倡导者宋健和李学勤、仇士华、李伯谦、席泽宗等考古专家的珍贵资料。同时，还通过文物、图版、浮雕、沙盘、VR体验等丰富了展陈形式，让文物“活”起来，让观众拥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二里头工作队对二里头遗址内涵、价值和意义的揭示和阐释，为二里头遗址的保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赵海涛说，二里头遗址价值重大，新建成的博物馆和遗址公园如何更好展示其内涵和价值，如何持续、良好地运营和开放，如何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如何实现大遗址保护与民生发展的双赢，都是摆在考古文博人面前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