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北京前三门大街将现“七里漫步长街”，重现昔日繁华，目前这条大街的西城段已经有了整体整治规划方案，东城段也正在落实城市设计方案。

　　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被称为“前三门”，是明清时期北京内城的南大门，自清代后叶至民国时期，前三门各门为了配合交通均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各门职能及街区市井风貌不断发生变化。

　　正阳门：瓮城被拆除箭楼独立

　　1900年，两遭劫难

　　正阳门因其位于紫禁城的正前方，又有“前门”之称。近代以来，正阳门历经劫难。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正阳门箭楼失火。当时，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第九年，朝廷国库空虚，财力紧张。修缮正阳门箭楼所需的三丈四尺多长的大柁，都无力筹办。后来把西郊畅春园中九经三事殿中的大梁拆下挪用，才把箭楼修复。同治五年（1866年），瓮城东门洞千斤闸又自燃失火。而最大的一次火灾，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庚子之变时。

　　这一年，北京城内的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在“扶清灭洋”的口号下，义和团对在北京的外国使馆、教堂、商号等进行了全面的围攻。庚子年五月二十（6月16日），义和团在前门一带查禁洋货，并放火焚烧了前门外老德记大药房。这一把火，不仅烧了大栅栏这一条街，而且殃及观音寺、珠宝市、前门外大街及正阳门箭楼。箭楼在这次火灾中遭到严重损毁。还不到两个月，正阳门箭楼又遭劫难——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外城后，在天坛架设大炮向正阳门等处狂轰，箭楼再遭重创，这座北京城的门面建筑被炸得惨不忍睹，城台以上部分尽毁。

　　光绪二十七年末（1901年底），逃往西安的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即将回京，并按礼制需由正阳门进入皇宫，负责迎驾的官员在残存的正阳门箭楼城台上，用杉槁、苇席、彩绸临时搭建了彩牌楼，以迎圣驾。当时的直隶总督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写道：“辛丑，两宫回銮有期。余奉命承修跸路工程，以规制崇闳，须向外洋采办木料，一时不能兴工。不得已，令厂商先搭席棚。缭以五色绸绫，一切如门楼之式。以备驾到时，藉壮观瞻。”

　　正阳门的又一次重修，是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派直隶总督袁世凯和顺天府尹陈璧负责修复。工程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五月开始，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完工。整个工程耗费足银四十多万两，其中门楼共耗银十五万五千六百九十八两八钱七分。

　　1915年，拆除瓮城

　　1915年，为了改善前门的交通，解决一个城门洞进出造成的道路堵塞问题，在当时内务总长朱启钤主持下，聘请德国建筑师罗思·凯格尔制定改建前门的设计方案。这次改造工程，计划拆除正阳门瓮城及闸楼，在城楼东西两侧城墙各开辟两个券门，同时重新改建并装饰正阳门箭楼。

　　1915年瓮城拆除完工后，正阳门城门处的道路宽敞通畅，城门洞由原来的一个增加到五个，东边两个门洞直通户部街，西边两个门洞直通西皮市，东出西入，有效地解决了前门城楼一带的交通拥堵问题。正如《京华百二竹枝词》所言：“人马纷纷不可论，插车每易见前门。而今出入东西判，鱼贯行来妙莫言。”拆除瓮城后，正阳门箭楼傲然独立、雄伟壮观，成为了京城真正的标志性建筑。

　　当时，在拆除瓮城时还对箭楼进行了改建。箭楼北面券门两边各加建“之”字形石板台阶；原箭楼东西两侧与瓮城墙相接处包砌城砖并装饰半月形图案；下两层箭窗上沿加饰了水泥制成的西洋式的弧形华盖；原城门上方嵌有满汉两种文字的匾额被撤下，换上只刻有“正阳门”三个汉字的新匾额。箭楼后边也拓宽了，形成了用汉白玉栏杆围起的宽阔平台。现今前门箭楼依然保持着那时改建后的形状。

　　1928年，变身国货陈列馆

　　虽然前门经过改建交通较前便利多了，但前门大街由于路面大约只有十公尺宽，摊贩又多，交通仍然时有拥堵，国民政府于1928年决定展宽前门大街的路面。据当时公务部门给北平市政府写的报告说：“窃查正阳门大街地当冲要，交通甚繁，原有路幅似嫌窄狭，两旁摊贩林立，实碍观瞻。兹为整理市区改善交通起见，拟将自正阳门桥起，至西珠市口，全段路幅改为十五公尺……新路一律修筑沥青路面及混凝土道方，添筑支沟以便雨水宣泄，两旁便道拟铺墁红砖，以利行人。”前门大街展宽马路后，不仅路面增宽了，而且道路也平坦了，行人和车辆出行无不称便。

　　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保护国货政策”，提出振兴民族工业，倡导民众使用国货。在这种背景下，成立了北平国货陈列馆，馆址即设在正阳门箭楼。192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部长孔祥熙任命吴大业为馆长，同月该馆入驻箭楼装修布展，当年11月正式对社会开放展出。至此，正阳门经历了一次历史性的变化：从封建帝都的威严城门转变为宣扬民菁国粹的公益场所。

　　当时一些爱国的实业家，为了振兴民族经济，组织全国各地出产的名、特产品参加国货陈列所的展览和销售。国货的展出轰动了北平，一时在北平传颂着：“前门箭楼看国货，货物琳琅品种多；福建雕漆放异彩，北平珐琅名显赫；湘蜀刺绣花样好，苏杭丝绸人争购；铁锅最讲三道线，广东束鹿声价高；南剪张小泉为王，北剪王麻子是首；江南花布纤维细，河北土布粗又厚。”

　　1935年6月，该馆发布提倡国货口号，并在前门地区广为宣传。其主要口号有：“学生要做提倡国货的领导者！妇女要做提倡国货的先锋队！商人要做提倡国货的拱卫军！”“是中国人就要爱中国货！不爱本国货便是亡国奴！”“国货陈列馆可使生产者有以观摩！国货陈列馆可使消费者知所采购！”

　　1940年代，警察局、电影院

　　1940年12月6日，“北京特别市公署国货陈列馆”馆长吴公纯称：“本馆占用前门箭楼，地接冲要，殊不适用。”责令国货陈列馆迁往北海蚕坛。1941年1月15日，国货陈列馆迁往北海蚕坛。正阳门箭楼于同年1月25日奉令移交给伪外一区警察分局。

　　在日伪统治时期，正阳门箭楼被辟为电影院，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箭楼电影院停演。1946年“北平市立第二民众教育馆”在箭楼重张电影事业，直至1947年。

　　前门外大街两侧，是阛阓的聚集区。有关清末前门外商业街市的兴旺景象，有很多记载。如《庚子纪事》提到：“凡天下各国，中华各省，金银珠宝、古玩玉器、绸缎估衣、钟表玩物、饭庄饭馆、烟馆戏园，无不毕集其中。京师之精华，尽在于此；热闹繁华，亦莫过于此。”《都门纪略》也说：“京师最尚繁华，市廛铺户，妆饰富甲天下，如大栅栏、珠宝市、西河沿、琉璃厂之银楼、缎号，以及茶叶铺、靴铺，皆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令人目迷五色。至肉市、酒楼饭馆，张灯列烛，猜拳行令，夜夜元宵，非他处所可及也。”《朝市丛载》记载大栅栏：“画楼林立望重重，金碧辉煌瑞气浓。”

　　清代前门外商铺，无论从规模和数量上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光绪二十六年大栅栏老德记大药房着火殃及23条胡同街市，被烧毁的店铺多达1800余家，连同其他估计各种商铺总数在四千家以上。

　　清末的前门大街还是条美丽的街道。宣统二年（1910年）的《京华百二竹枝词》赞道：“正阳门外最堪夸，王道平平不少斜。点缀两边好风景，绿杨垂柳马樱花。”马路两侧，红绿相映，往来行人，乐而忘倦。

　　新中国成立后，前门大街的店铺很多都保留下来，还新开设了几家知名店铺。现在的前门大街已经成为一个传统而时尚的商业街。中华老字号店铺鳞次栉比，仿古建筑一派古风古韵，洋溢着浓郁的老北京胡同风情，一年四季游人如织。

　　崇文门：铁路横穿瓮城

　　崇文门原名文明门，俗称哈德门。明代正统四年（1439年）改建北京城，将城门南移二里，更名为崇文门，寓崇尚文德之意。崇文门城楼高25米，连城台通高约40米，楼宽28.7米，深14.4米，上下两层，面宽7间，进深5间。崇文门的城楼、月城和箭楼等建筑规格、形式与正阳门的城楼、月城、箭楼皆相似，只是规模稍小。自明正统年间建成后，虽经不断修葺，但这种完整的建筑结构始终保持着。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崇文门箭楼被八国联军炮火击毁，仅剩城台。1901年英军为将铁路修至正阳门下，在崇文门东、西瓮城墙上开辟铁路洞子门，崇文门也因此成为北京最早有铁路横穿瓮城的城门。因原瓮城门洞不能再作出入城的通道，于是在箭楼城台正中开辟券门作为进出城的通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北平和平解放。

　　崇文门在明弘治六年（1493年）就设立了收税关卡，到1930年底才正式裁撤，历时437年。崇文门为京师地区唯一的户关，在清代显赫一时，其监督正副二人，均由内务府大臣或尚书侍郎兼职充当。

　　清朝早期，崇文门税关除奉皇帝谕旨特免外，即使贡品进京，通关时也必须征税。对于洋货，按与英美法等国的通商章程，“北京为京都重地，禁止通商”，所以初时没有制订规矩。后来进京洋货日多，便修正了税则，规定：“洋商、华商货物（进京）一律按则征税。”这一规定执行之初，“未闻有洋商出而抗议”。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洋商乘机携、运洋货而来。于是，“用子口单运货入京征税之交涉；税款减免之交涉；绕越偷漏之交涉乃如蝟而起矣。”

　　面对这种情况，崇关均以“约载北京非通商口岸”为由，据理力争。负责交涉的外交使团也无可奈何。在勉强承认京门应对子口单征税的前提下，使团于清宣统二年、三年（1910年、1911年）两次向崇关递交了自拟的修正税则执行大纲。崇关对此大纲未予立即答复。1916年3月，财政部就这一问题，与外交使团议订了暂行办法二条：“（一）运销北京城厢（厢字系指从城墙起算三（英）里为止）货物，得抽商税；（二）该税照货物之价值百抽三，以子口单载明所估之价值计算。以上货物如查出有单货不符或匿报情弊，应照约章充公。”自此以后，崇文门关对运京的持有子口单洋货，有了明确的征税依据。这种能够对子口单洋货也征收落地税的税关，全国唯有北京的崇文门一家。

　　崇文门外地区以崇文门外大街为中心，向东包括花儿市大街及两侧的胡同，向西包括打磨厂、木厂胡同、兴隆街等几条胡同，向南则包括磁器口这一十字路口。崇文门外大街东西及南部，相当于清代北京外城的东城和南城部分，也是一个商业区。货物集散地或市场主要聚集在广渠门大街至崇文门大街一线。据《顺天府志》记载，“广渠门大街即南大街，俗称沙窝门大街。迤西直崇文门街者曰缆杆市，俗称阑干市。迤东曰麻绳市，曰米市，曰柴市”。因为崇文门外附近药栈多，特别是清末民初时，控制北京药材市场的天汇、天成、隆盛和益成四大家都设于此，故崇文门外有北京药市之称。

　　酒市在崇文门外大街南端（原蒜市口处）。夏仁虎在其《旧京琐记》中记载：“酒行在崇文门外，向来为二十家，皆领有商帖者，凡京东、西烧锅所出之酒皆集于是。近日凋零，不及十家矣。”1919年的酒行商会会员录上还有7家，与《旧京琐记》相符。

　　注释：

　　子口单，又名子口税，海关征收的国内关税之一。清咸丰八年（1858年）中英签订的《天津条约》第二十八款和《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七款规定，洋货从通商口岸行销内地，或中国土货从内地运至通商口岸出口，除交值百抽五的进出口关税外，一律只交一次子口税：洋货在海口交纳，土货在路经的第一个关口交纳。税率为货物价值的百分之二点五，其他各项内地税一概免除。以海关所在口岸为“母口”，内地常关、厘号所在地为“子口”，故称此种代替内地关卡应缴的各种捐税为子口税。

　　宣武门：拍卖箭楼砖石充市政经费

　　宣武门位于内城南垣西段。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南拓北京南城墙时修建此门并沿用元代顺承门之名。正统年间重修城楼，并增建瓮城、箭楼和闸楼，取张衡《东京赋》中“武节是宣”之意更名为“宣武门”。

　　进入民国以后，前三门城门处的交通流量逐渐加大，瓮城内的拥堵已成问题。内城南垣的正阳门、崇文门和宣武门是内、外城之间的三个重要通道，正阳门已于1915年进行了大规模的城门交通改造，交通已比较顺畅，崇文门也早于1901年就在箭楼城台正中开辟了券门，唯独宣武门作为京城西部内外城之间的交通要道，始终交通不畅。鉴于此状况，京都市政公所1918年曾计划拆除宣武门瓮城，缓解城门处的交通压力，但计划在当年未能实施。

　　1919年，市政公所不再考虑拆除瓮城，而是仿照崇文门箭楼的做法，在宣武门箭楼城台正中也开辟一个券门，使内外城之间形成垂直通道，以此改善该处的交通拥堵状况，同时还决定将原护城河鸾桥改为平式桥梁。两项工程计划于1920年春同时开工，这一改建措施将使宣武门城门处的交通状况暂时得到缓解。

　　1920年，宣武门箭楼因年久失修出现险情。为防止坍塌伤及过往行人，市政公所决定先将箭楼城台以上部分拆除，同时还可将拆下的砖石木料拍卖，以所卖款项补充市政经费。存留的城台仍按原计划仿照崇文门的形式开辟券洞，使之东西对应。1921年7月，宣武门箭楼城台的修葺改建工程始告完成，从拆、卖材料到改建竣工历时十个月，宣武门箭楼变成了一个光秃秃的城台。坍塌的隐患被排除了，可箭楼原有的威武形象也消失了，宣武门的城门建筑也从此失去了完整性。

　　1929年末，市工务局决定拆除宣武门箭楼城台。1930年，为改善宣武门的交通状况，北平特别市政府决定拆除宣武门瓮城。《顺天时报》载：“本市工务局代理局长刘砚池现在计划拟续拆宣武门瓮洞，使宣武门向南直通马路。”当年宣武门瓮城的拆除确实给人们进出城门带来了方便，《故都竹枝词——鸟市》云：“宣武门前撤瓮城，轮无诘屈路胥平，回思东走还西折，列肆雕笼听鸟声。”描述了当年拆除宣武门瓮城后人们出城感到的便捷和惬意。

　　宣武门外集中了许多会馆，是汉族官员、学者、外省来京商人、艺人集中之地。晚清民国时期，这些会馆见证了中国近代历史的风云际会。

　　林则徐曾住在高家寨胡同的莆阳会馆，他和黄爵滋等人在宣南酝酿了禁烟运动。坐落在虎坊桥西侧的湖广会馆是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进行活动的场所。后孙公园胡同的安徽会馆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时所建立的。

　　著名的戊戌变法，自始至终与“宣南”的各个会馆有着密切的联系，康有为住在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梁启超住在虎坊桥西的新邑会馆，谭嗣同住在北半截胡同的浏阳会馆。在宣南会馆，维新志士掀起了中国近代政治改革的大潮。康有为还在南横街的粤东新馆成立了全国性的重要政治团体保国会。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是徐锡麟、秋瑾等人在辛亥革命前夜先后来京策划起义时的住所。在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后，孙中山为谋求南北统一，巩固民主共和制度，先后多次莅临湖广会馆，并主持了国民党的成立大会。

　　毛泽东早期的革命活动，也是在会馆中进行的，他在烂漫胡同的湖南会馆召开了“湖南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大会”。陈独秀、李大钊在米市胡同的泾县会馆创办了《每周评论》，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鲁迅在绍兴会馆创作并发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为新文化运动树立了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