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杭”风水轮流转

　　江南山清水秀，是美丽、繁荣、富庶之地。在中华历史文明进程中，江南文化具有较高的地位。旧有“吴有姑苏，越有会稽”之说就表明，苏州是苏南经济文化中心，绍兴为浙江经济文化中心。

　　杭州西湖约在汉代才成为内陆湖。由于长期受到海潮的侵袭，当地经济早期并不算发达，人口也不多。唐以前，浙江的经济文化中心在绍兴。随着大运河的开凿与政治资源的转移，杭州才慢慢发展起来。

　　特别是，五代吴越国武肃王钱镠在杭州建都，重民生、修水利、筑海堤、兴教育、劝农桑，并三次扩城，造雷峰、保俶、六和三塔，疏浚西湖，使湖山增光、湖水荡漾、荷香飘溢。由此，杭州成为江南大都会，百姓随之过上了安定的小康生活，令文人雅士吟唱不绝。

　　当时，吴越国还规定“募民能垦荒者，勿收其税”，于是“境内无弃田”。农耕时代，这些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江南经济发展增添了强劲动力。

　　欧阳修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杭州：“钱塘自五代时，不烦干戈，其人民幸福富庶安乐。”钱镠之孙钱弘俶遵循祖训“纳土归宋”，使政权平稳过渡，避免了生灵涂炭，实现了祖国统一，也为宋高宗赵构南渡建都临安打下了基础。

　　最早将苏杭相提并论并将其一起赞美的是白居易。白居易于唐长庆二年任杭州刺史，尔后升任苏州刺史。他对苏杭两地都十分熟悉、喜爱，在任期间写下了不少盛赞两地的诗篇。

　　比如，有夸杭州的“知君暗数江南郡，除却余杭尽不如”；又如，称赞苏州“甲郡标天下，环封极海滨”。白居易回到北方后，还时常怀念江南，《忆江南》成为传世经典。

　　最早用文字记录“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是南宋早期田园诗人范成大。他在《吴郡志》中写道——谚曰：“天上天堂，地下苏杭。”

　　元初诗人奥敦周卿又把这个谚语变换了一下，写进了自己的《蟾宫曲》：“春暖花香，岁稔时康，真乃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从此，“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广为流传。

　　不过，人们虽然常常将苏杭放在一起称赞，但它们的实力其实也存在互为消长的情况。

　　苏州很早就进入人们的视野。相传，苏州城是吴王阖闾时伍子胥所造的阖闾大城。《史记正义》记载：“寿梦（吴兴王）卒，诸樊（吴顺王）南徒吴，至二十一代光（吴道王阖闾），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唐大历十三年，白居易记载，苏州“版图十万户，兵籍五千人”。陆放翁《常州奔牛闸记》还直言：“苏常熟，天下足。”

　　在隋唐之前，杭州的人烟相对稀少。唐朝时，杭州是“上州”，苏州则是江南地区唯一的“雄州”；至于户口，苏州于中唐以后一直保持十万户，在江南诸州中也是突出的，而且桥多、水多、庙多。由此，明人郎瑛就认为，“上说天堂，下说苏杭”的谚语不是唐朝人的话。他的理由是：“杭在唐时尚僻在一隅，何可相并？”

　　杭州虽然相对偏远，但吴越国时期抓住了空前发展时机。金兵入侵、宋室偏安临安后，杭州成为政治中心，经济得到急速发展，开始领先于古老的苏州。

　　不过，风水轮流转。到明清时代，苏杭的地位再次出现逆转。苏州又开始上升，一举超过杭州。其标志有：苏州贡献的税赋占比超过杭州；科举考试中，苏州出的状元人数远远超过杭州，位居全国第一。

　　当然，杭州比起当时别的州郡还是要好的，故文人依旧并称“苏杭”，但不叫“杭苏”是有一定道理的。

　　吴越国“狂热”建造园林

　　苏州是江南地区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13世纪，《马可·波罗游记》还将苏州誉为“东方威尼斯”。

　　苏州园林自古有名，南园、沧浪亭等名胜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从陈从周教授应邀将苏州网师园以“明轩”的形式，移建到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苏州园林更是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经典园林艺术。

　　苏州私家园林始于西晋。陆羽、陆龟蒙、皮日休等人的多首诗篇，都有关于西晋辟疆园的记载。如茶圣陆羽诗云：“辟疆旧林园，怪石纷相向。”

　　到了吴越国时期，苏州园林得到空前发展。钱镠十分重视苏州地区，派遣六子元璙镇守苏州。元璙大力发展经济生产，重视教育文化，使苏州人民安居乐业，颇有政声。《吴越备史》中说他“仪态瑰杰，风神俊迈，性俭约恭靖，便弓马”，可谓风度潇洒、人中豪杰。

　　元璙担任苏州刺史30年，组织营田军，人数达七八千人，专为田事导河筑堤。因此，当时苏州的水田是全国最好的，甚至受到了宋人范仲淹的夸奖。

　　苏州城本为春秋时吴王阖闾所筑，系土城，时已残破。元璙发明用夯土墙外包砖建城墙，改造后显得雄伟挺拔、美观典雅。

　　元璙特别喜欢建造园林，算得上是狂热的园林建筑爱好者。他建起了苏州历史上最大的园林——南园。

　　《吴郡志》载：“南园，吴越广陵王元璙之旧圃也。老木皆有抱，流水奇石，参差其间。”《吴郡图经续记》作者朱长文说，元璙“颇以园池草木为意，建南园、东圃及诸别第”。

　　北宋文学家王禹偁赋诗云：“天子伏贤是有唐，镜湖恩赐贺知章。他年我若功成后，乞与南园作醉乡。”北宋还有诗人在游览南园之后写下诗歌：“西施台下见名园，百草千花特地繁。欲问吴王当日事，后来桃李若为言。”

　　元璙之后，其子文奉袭父职，继续任苏州刺史。父子二人经营苏州整整一个甲子。文奉习书史、爱弓马、精骑射，又治军有方、礼贤才士，有儒将之风。同时，他也是一个狂热的园林建造者，在苏州扩筑南园、建造东墅（又名东庄），均为吴中名胜。

　　钱文奉情趣高雅、兴趣广泛，喜欢收藏书画珍玩古物，其品质之精、数量之多，令人赞赏。这些宝器多被存放于美丽的园林之中，可谓适得其所；文人墨客云集园林，谈古论今、鉴赏宝物，又可谓其乐无穷。

　　虎丘塔经历千年风雨

　　苏州的一个标志性建筑是虎丘塔。苏东坡就说过：“到苏州不游虎丘者，乃憾事也。”

　　苏州虎丘塔比意大利比萨斜塔早建200多年，经历一千多年风吹雨打，仍然雄踞山巅。1961年，虎丘塔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葬其父阖闾于此。葬后3日，便有白虎踞于其上，故名虎丘山。云岩寺塔矗立在虎丘山上，因而又称虎丘塔。虎丘塔始建于隋文帝仁寿元年，初建成木塔，后毁。

　　唐末藩镇割据及至五代政权频繁更替，导致社会动荡、苍生蒙难。这一时期，少有建筑大型佛塔的情况。不过，五代十国之一的吴越国是一个例外。

　　当时，吴越国守有一方、安定富庶。1954年，南京工学院教授刘敦桢在《文物参考资料》上刊发《苏州虎丘云岩寺塔》等文，推断“云岩寺塔应建于钱弘俶十三年己未，也就是五代最末一年，而全部完成可能在北宋初期”。

　　当年负责维修虎丘塔的文物专家钱玉成介绍：“盛世建塔，无论小型精美的金涂塔，还是宏伟壮观的虎丘塔本身，都需要耗费大量财力、物力和时间。虎丘塔高47.7米，塔身全砖砌，重6000多吨。如果没有一个安定、文明、富裕的社会环境，是绝不可能做到的。”

　　他还认为，虎丘塔内最后一个标志年代的文物是“宋元通宝”铜钱，这是宋太祖登基后发行的钱币，其在位年限至976年止，由此推断：虎丘塔的建设时间应该在900年到976年。

　　1957年虎丘塔修缮时，还发现了不少文物。文物证明，不少钱家人曾向地宫捐赠物品。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的王冶秋在报纸上发表《虎丘塔发现北宋经卷等文物目击记》，记载经卷中有包绢上写有“彭城县君钱氏三十八娘舍”等信息。

　　在虎丘塔的保护修缮过程中，已故文物专家罗哲文起过较大作用。1957年，十三陵殿堂发生雷电事件，罗哲文提出为古塔安装避雷针。罗哲文也认为，虎丘塔建造时间为吴越国时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总之，今日苏州成为天下园林之冠，同吴越时期奠定的基础密不可分，也从一个侧面彰显了钱氏政权治理江南的功绩。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