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26日11时17分，ARJ21-700飞机103架机完成高温高湿全部试验科目，从长沙转场阎良。在累计4个架次、8小时36分钟的试飞中，103架机全面验证了飞机的空调、气源、液压等系统在高温高湿条件下的功能特性。在完成此次高温高湿试验后，ARJ21-700飞机向成功取证又迈进了一步。
38℃的期待
在试验跑道边的一幢圆形小楼内，试飞中心气象站气象工程师黄可蔚、盛思伟正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脑屏幕上的实时气温，此次试飞的“临时气象站”就设在这里。“37.2℃……37.7℃……38.2℃！”2013年7月23日下午3时许，实测气温读数终于突破了38℃的试验决断温度。从早上8时到现在， 7个多小时的压抑瞬间得到释放，两人不约而同地大声欢呼。一旁的同事们纷纷围拢过来，为试验可以顺利进行而击掌相庆。
38℃在气象意义上是高温橙色预警的临界温度。对于高温高湿试验而言，这是试验决断温度，达到这一温度意味着试验可以进行。此外，根据适航条款的要求，一些试验必须在环境温度不低于40℃、空气湿度值不小于19g/kg的严苛条件下进行，以测试飞机的气源系统、空调系统和液压系统的性能。
2010年，ARJ21-700飞机曾经飞抵海南三亚，首次进行高温高湿试验，结果因为气温没有“达标”而未获成功。2012年，尽管上海的高温天气令人难忘，但因为空气湿度没有达到试验要求，“幸运之神”再度与ARJ21-700飞机擦肩而过。
为确保在2013年完成此项试验任务，今年7月初，黄可蔚和盛思伟等人提前来到长沙，对环境温度的变化情况进行跟踪监测。每天早上8时到晚上6时，气象工程师每隔1分钟采集一次气温数据，再与试验场每小时采集一次的气象数据进行比对分析，敏锐地捕捉每一个合适的试验“窗口”。
7月中旬，长沙的气温条件初步满足高温高湿试验的要求。7月15日，103架机从阎良飞抵长沙。试验队员们既兴奋又有些忐忑——“决不能错过合适的气候条件，不然一等又是一年。”
“试验中，我们要根据实时监测温度来预报当天的气象条件是否能达到38℃的试验决断温度，而预报的准确性需要对该地的气象环境有一定时间的数据积累。”黄可蔚说着从电脑中调出一根历史温度变化曲线，“你看，今天的温度变化和这条线很接近，我们在预报时就会参考这条线的温度变化。”
数据积累时间越长，预报的准确度就越高。从海拉尔到海南，自格尔木至上海，每次有环境要求的试飞试验，气象工程师总是先头部队。“这次高温高湿试验，哪里的气温合适试验，我们就奔赴那里！”为此，盛思伟笑称他们是“追着极端气温跑的先锋”。
7月23日这天，气温一直在36℃～37℃之间徘徊，始终到不了38℃。虽然知道急也没有用，但黄可蔚还是焦急地盯着屏幕，右手紧握拳头。哪怕这样的努力能让气温升高1℃，他也会十分高兴。“虽然今天阳光直射，天上几乎没有云，但机场这边比较开阔，风有些大，温度一直上不去。”黄可蔚有些遗憾地说。
老天经常会跟大家开个玩笑，不过对于执着的人，似乎也会格外开恩。下午3时以后，气温开始在37.5℃左右徘徊。“一般地面受热到下午2点达到峰值，而热量散发会有些滞后，看看今天运气好不好。”盛思伟这句话说了没多久，“奇迹”出现了，气温瞬间达到了38.2℃。这无疑是对执着的试验队员的最好回报。
在机翼下感受“烧烤”
飞机的空调性能是此次高温高湿试验的重点之一。按计划，试验将进行气源与空调、座舱压调系统联合工作正常模式演示。简单来说，就是将飞机暴晒于阳光下两个小时后，在座舱人数超过50人的情况下调试空调等设备，检测能否达到舒适性要求。
23日下午1时刚过，中国商飞上飞院环控部空调室的汪光文和同事们搭乘大巴来到试验机场，从开着空调的大巴车里一出来，便感到有一股热浪迎面扑来，直射的阳光让每一个进场的工作人员瞬间感受到高温的“烧烤”。
从下车地点到停机坪大概有300米的距离，试验队工作人员沿着水泥铺成的滑行道徒步向飞机靠近。不到一分钟时间，大家的额头都挂满了汗珠，走到飞机面前时，每个人身上都是湿漉漉的。
进入工作岗位后，队员们立刻忙开了，有的打开舱盖检查试验所需装备，有的开启设备监控数据……在空荡荡的机场上，除了103架机，再无其他遮蔽物，只有飞机的机翼略可遮挡强烈的阳光，这里便成为队员们短暂消暑的地方。
“说心里话，我们宁愿做飞行试验，飞机飞到空中后，机舱内可比机场凉快多了。”汪光文半开玩笑地说。虽然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但他们仍然干劲十足。正在此时，气源与空调、座舱压调系统联合工作正常模式演示试验即将开始，出于安全考虑，记者没有登上试验的飞机，被安排退到了离飞机两三百米之外。
巨大的声浪渐渐响起，试验开始了，大量炙热的气流在声浪中从发动机后部流出，进一步灼烧着周围的空气。而在飞机的两侧，工程师们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岗位，记录下每一个宝贵的数据。
试验最终取得了成功，气象条件固然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但看着这支迎着热浪毫不退缩的团队，我们相信，他们会取得最后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