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鲁迅是现代中国最早写科幻小说的人之一吗？”坐我旁边的人问我，他是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的学者。我不知道。他继续说：“他和梁启超也是中国最早写科学史的人。”这我也不知道。但我并不惊讶，因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都给人以知识广博的印象。与之相反，当今中国教育培养出的人才，却有文理之分，而我们的教育制度，在1949年后，重理工、轻人文，持续至今。
在“世界一流理工科大学的文科建设高峰论坛”会议间隙，笔者采访了南科大的陈跃红教授，他认为，只有文、理、工研究间的嵌合才能解决文科中的“学科孤岛”现象，人文教育不仅是为了提高素质、修养，文化本身也具备资本生产力要素的作用。
中国缘何轻视人文？
问：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大学轻视人文教育，重视理工科教育，这是为什么？
陈跃红：这个问题现在开始引起了重视，但以前显然是不太被重视的。因为自上世纪以来，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国家现代化，而现代化的第一步就是要建立物质文明。
建立物质文明，就必须要依赖理工科。1949年以来，中国大学教育开始学习“苏联模式”，进行院系调整，将大学专业化、学院化，把综合性大学分解。但是，我们不能把中国大学偏理工的趋势，全部归结为“苏联模式”。我们要问：苏联模式为何受到追捧？
因为中国有需求。近代以后，晚清以来，中国积贫积弱。几代中国人都在争论究竟是要从器物方面接受西方，从体制方面接受西方，还是从文化方面接受西方。争论很多，但所有讨论，都挡不住吃饭的需求。近代中国，已经民不聊生。战乱后，国家最大的需求，就是解决吃饭，而解决吃饭的核心，就是工业化。从上世纪到现在，需求一直存在，教育体制也必然跟着转，所以中国一度重理工科，忽略或者一定程度上轻视文科，一直到1980年代。
问：我们现在有新的需求了吗？
陈跃红：现在经过市场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水准基本上上了一个台阶，生产力水平也达到了世界中等水平。但是，更多问题开始出现，即对创新的需求——我们不仅想要跟跑、并跑，还想要领跑。这时我们意识到，所谓的工业革命和管理革命，并非真正的革命，而是追随、模仿、学习。我们发现，以前的教育模式没有文理交叉，没有真正的人文精神，也无法培养创新的科学家。
中国前几十年不出诺贝尔奖，太正常了。诺贝尔奖是创新奖。没关系，我们以前没这个需求，大量科研院所都去做实务了。但是现在不行，没有核心竞争力，我们就会受制于人。我们希望能从一般工业发展到新工业，并进入引领时代的大科学发展阶段，但是我们没有人才去做创新的工作。
文科必须走出“学科孤岛”
问：文科教育可以给他们带来创新的能力吗？
陈跃红：文科教育能不能带来这个能力，也是要打个问号。中国教育从中学开始就文理分家，到了大学更严重。现在我们需要创新人才的时候，才发现文理必须得打通。
文理打通不仅仅是理工科的人要普及人文。学人文的人也出现一个现象，就是他们几乎没有自然科学和工科的知识。有人提出说，理工科的人要有人文的灵魂。我们要问一问：人文的学者，人文的学生，人文的队伍，有理工科的灵魂吗？没有。没有理工科的灵魂，你如何对理工科的发展发表言论？
我们文科现在的这种边缘化和自我封闭非常严重。我在北大待了28年，从开始工作到中文系系主任，我发现文科学者跟理工科学者基本没有交流。我们在各自圈子里做，形成了“学科孤岛”。
问：您是否同意，就西方科学史来说，文科和理科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
陈跃红：是的。如果我们从科学史去考察，你会发现文理并不是人们认为的那么对立的，因为文理之间的关系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在古希腊时代，古希腊人把文科定义成“无用之用”，但古希腊时代的无用之用，恰恰包括几何学。被认为是有用知识的，却恰恰是修辞学与文学演讲术。
到了文艺复兴时代，文理的关系是融合的。不仅仅是达芬奇，既是工程师又是艺术家，文艺复兴时期的很多巨人，他们的知识都是综合的。要注意，说他们知识综合，是站在今天的角度。在那个时候，就只有“知识本身”。
古代有文理之分吗？没有。文艺复兴有文理之分吗？没有。启蒙时代有文理之分吗？没有。法国国王要派一批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你以为他们是文科学者，其实他们大多数都是航海家、宇宙学家、天文学家。后来的南怀仁、利玛窦，哪个不是这样？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文理之间真的有明显界限吗？今天我要强调，文理分科只不过是近代工业革命和国家发展需求中间的一种人为区分。客观地讲，只有“知识”这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结构。
问：那么我们现在该如何打破您所说的“学科孤岛”？
陈跃红：“学科孤岛”的现象，既有理工科的原因，也有文科自己的原因。很多文科学者守住自己的堡垒，然后满足于在旁边指手画脚地评论别人，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他们只从形而上、哲学、精神、灵魂去讨论理工科的相关议题。可理工科的内部是什么？他们并不真正了解。
现在流行人工智能。一个文科学者，不能只知道有一个阿尔法狗、阿尔法元，就宣称人类将来会出现危机，很多人会失业。你必须先了解算法是怎么回事。做伦理的、做隐私的、做法律的、做道德的人文学者不能站在外面来评论人家，你要走进去。
很大程度上，文科现在站在技术和科学的边缘，在黑箱旁边发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议论。有意思吗？我们没有走进机器人的深处，不知道传感器，不知道算法，不知道5G。我们谈伦理，不就是一个笑话吗？
在4G时代，无人驾驶系统的反应是比较慢，会产生一个伦理问题，就是当要撞车时，汽车是救车里的人，还是救车外的人。但在5G时代，这个问题不会存在，因为5G时代所有传感器和网络的反应速度，是以毫秒计算。哪怕汽车离撞上的物体还有5公分，也来得及反应，从容地解决问题。这个可不是我说的，这是人工智能专家确定的事实。
原先的伦理问题就因此成了伪命题。伦理学学者还发表几百篇文章来讨论这个问题，有意思吗？了解人工智能以后，我们发现，对“过程伦理”的讨论，远比“终极伦理”重要。过程伦理就是伦理学学者带着伦理知识，还有对技术的理解，参与到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促使它往良性方向发展。
(作者系《知识分子》编辑）
（责任编辑：单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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