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天骄
“除近亲属外，倡导农村区域随礼不超过100元，县城区域随礼不超过200元。”2026年9月2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4部门联合发布《三江侗族自治县移风易俗倡导性标准》，将农村与县城的人情随礼上限分别设置在100元和200元，一同被划定参考线的还有酒席规模与标准。
给份子钱和酒席划定倡导性标准，三江侗族自治县并非个例。今年9月底，陕西商洛6部门联合印发《商洛市移风易俗“九项举措”倡议书》，人情礼金同样定为“农村不超过100元，城区不超过200元”，同时倡导低彩礼、零彩礼。此前，甘肃兰州高新区也发布《抵制婚嫁陋习弘扬文明乡风倡议书》，倡导“礼轻情意重”，人情随礼不超过100元，不搞“礼金竞赛”，不将随礼金额与亲疏关系挂钩。
近年来，不少地方早已通过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开展人情礼金治理。这些改变有哪些意义？倡导性标准在实践中如何落地？《法治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领域专家。
“人情礼”有了“参考价”
记者注意到，各地划出的“参考线”颇为具体。
按照三江侗族自治县的标准，婚事酒席男女方各办1天或合办1天，酒席费用每桌控制在600元至800元(含烟酒饮料)以内，婚车数量不超过10辆；除近亲属外，农村区域随礼不超过100元，县城区域随礼不超过200元。
商洛的倡议书同样细致：婚丧喜宴农村每桌平均不超过300元、城区不超过600元；农村招待用烟均价不超10元、城区不超20元；农村用酒均价不超50元、城区不超120元；农村人情礼金不超过100元，城区不超过200元，倡导节俭办事，杜绝铺张浪费。
给份子钱“划线”的背后，是长期累积的人情重负。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靳小怡的课题组曾在关中地区某县抽样调查，发现中西部农村礼金行情呈现出“500元起步”的特征，低收入组人情支出占家庭年总收入的比重，中青年和老年人样本分别达到27.4%和17.37%，比中高收入组高出10至20个百分点。
受访专家介绍，份子钱限高有据可依。乡村振兴促进法第三十条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政府“推进移风易俗，破除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2019年，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力争用3到5年时间使农村陈规陋习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强调“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
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教授、陕西省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秘书长高丰美告诉记者，这类倡导性标准有助于推动移风易俗，引导破除“礼金越高情谊越重”的观念，遏制大操大办、“礼金竞赛”陋习，倡导重情轻礼，降低人情消费负担，让居民收入更多投入生产、教育、养老、改善生活，重塑文明乡风社风。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黄振华认为，当前部分地区人情负担较重，人情攀比现象比较突出，尤其对农民群体来说负担更重，也存在铺张浪费的问题。上述倡议书、倡导性标准正是落实中央部署的地方实践，对涵养乡风文明、降低农民负担、破除人情攀比，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不宜采取强制性手段
该如何理解一些地方针对人情礼金推出的倡导性标准的法律性质与定位？实践中是否具有强制性或约束力？
在黄振华看来，此类倡导性标准在性质上属于行政性指导，不具备法律强制约束力，其重点在“倡导”和“引导”，而不是“命令”或“禁止”；它不设定具体的权利义务，不产生法律拘束力，其效力依靠群众的认同与自觉形成。
高丰美认为，可以通过开展广泛宣传教育等方式，创新情感表达形式，如用贺卡、纪念品等替代高额礼金，加强宣传重情轻礼理念，引导群众自觉自愿遵守，让倡导性标准发挥实质效用。
受访专家均表示，相关倡导性标准的落地过程中存在现实堵点。
黄振华认为，重点在于“度”的把握。一方面，政府的倡导缺乏法律效力，各地做与不做、做到什么程度，都没有强制约束；另一方面，人情往来属于传统习俗范畴，发挥着表达情感、维系社会关系的现实功能，不是法律所禁止的危害性行为，不宜采取强制性手段。强行设限既不现实，也不符合现代治理的理念和方式，效果未必好。高丰美也注意到，习俗观念根深蒂固，群众观念转变需要一定时间，容易出现表面遵守、私下补礼金的变通做法，这些可能使得相关倡导的落地存在堵点。
份子钱能否参照彩礼进行规制？黄振华直言“很难参照”。他解释说，彩礼涉及的经济利益较大，而且可能关联违法犯罪问题，比如，以彩礼为名的婚骗等现象；高额彩礼还可能带来因婚致贫或因婚返贫的风险。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司法解释中重申这一禁止性规定，可见彩礼问题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司法裁判规则，可以进入法律规制轨道。但份子钱、人情随礼的社会危害没有那么严重，主要是社会风气问题，属于自愿性的礼尚往来，不涉及婚姻缔约的对价，很难上升为法律规制的对象；民法典确立的公序良俗原则，不宜也不应直接转化为对礼金数额的行政强制限额。
加强引导凝聚共识
近年来，不少地方都在探索低礼金、简办酒席的有效举措。
例如，据报道，2026年4月，贵州黔东南锦屏县大同乡兴合章山村立下一块石碑，记的是寨里守了十年的规矩——红事随礼12元、白事20元。这个村寨的礼金标准并非凭空而定，而是源于村民的集体商议，从最初按一斤猪肉定价6元，到随物价调整为12元，始终贴合村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不搞“一刀切”，更不盲目攀比。10年来，全村人共同遵守这一约定，没有因礼金多少产生隔阂，反而让邻里关系更加和睦，随礼不再是令人纠结的选择题，不用为“给少了被鄙视、给多了有压力”而烦恼。
在受访专家看来，近年来，移风易俗方面的治理理念逐渐成熟。
黄振华指出，移风易俗的关键是激发社会的内生动力。他建议，要加强宣传引导，可以请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等“五老”人员担任宣讲员，在群众中树立典型，请热心群众示范带头；还可以组建红白理事会这类群众自治性组织，依托村民委员会开展村一级的协商议事，把问题摆到桌面上共同商量，形成大家认可、愿意共同遵守的村规民约。这样通过民主协商产生的规则，群众才有认同感，执行起来才有生命力，才能真正实现从“要我遵守”到“我要遵守”的转变。
高丰美认为，在乡村，还可以建设村级公益宴席点、共享厨房，提供平价、标准化的场地与设施，降低简办成本。“随礼有时更像一种社交压力，因此更依赖软性引导与共识凝聚，要加强婚恋观、消费观引导。”高丰美说。
她进一步建议，可以从国家层面出台移风易俗指导意见，将人情攀比治理纳入精神文明、乡村全面振兴等现有政策工具箱；建立常态化长效宣传引导机制，持续扭转旧观念，推广轻量化情感表达方式，选树文明典型；健全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推动文明办、民政、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部门分工协作，形成合力。
(责任编辑：何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