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原标题：在应对危机中育新机开新局——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 

　　观当下，见微知著——

　　“经济运行总体上还处在恢复性增长之中”

　　记者：有人认为，我国宏观经济已经走出疫情影响的周期；也有人担心，我国经济再难以回归潜在增长率。对此，您怎么看？

　　王一鸣：当前，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我们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果，经济下滑态势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扭转，经济运行呈现稳定转好态势。应该说，我国经济经受住了疫情冲击，经济运行总体上处于恢复性增长之中。

　　就当下来看，8月份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我国多项经济指标首次出现转正。这表明，我国经济运行积极变化明显增多，经济稳定复苏的态势进一步巩固。随着越来越多的指标恢复正增长，可以预期全年经济将实现一定幅度的正增长。但必须看到，当前经济运行出现的变化主要还是恢复性增长，多数指标的增速尚低于上年同期，一些指标的累计增速还处于下降区间。总体上，经济恢复还不平衡，供给侧恢复快于需求侧，供给侧中工业恢复快于服务业，需求侧中投资恢复快于消费。

　　经济恢复不平衡，反映出不同经济部门和领域对疫情冲击的反应存在差异，这是正常的。但也要看到，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体制性因素往往相互叠加，需要区分疫情冲击带来的短期问题和中长期结构性问题。宏观调控需要统筹兼顾短期逆周期调节与中长期发展，既针对疫情冲击带来的短期问题，又考虑为解决中长期结构性问题创造条件。

　　察全局，辨危识机——

　　“把冲击压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力”

　　记者：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既带来一系列新机遇，也带来一系列新挑战。您如何看待“危”与“机”，“危”在哪？“机”又在哪？

　　王一鸣：从外部环境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外部需求大幅萎缩，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特别是美国继2018年单方面挑起经贸摩擦后，又对我国实行技术脱钩、金融施压，对我国战略遏制日趋强化，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

　　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既带来严峻挑战，也带来新的机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我国近年来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在一些前沿领域开始进入并跑、领跑阶段，更有条件和能力跻身国际科技发展前沿；美国对我国实行科技脱钩，也倒逼我们下决心攻克关键核心技术，进一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全球经济衰退造成外部需求大幅萎缩，也促使我们把发展的立足点更多放到国内，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从国内看，我国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都走在世界前列，表现出强大韧性和抗冲击能力，我国治理效能和制度优势进一步显现。只要我们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把疫情冲击和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压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就一定能够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新进展。

　　看长远，求新应变——

　　“突出战略重点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

　　记者：面对变局和困境，准确识变是基础，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则是关键所在。您觉得我们应当如何找准战略重点育新机开新局？

　　王一鸣：面对严峻复杂多变的形势，抓住新机、开拓新局，必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既是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主动调整，也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要围绕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突出战略重点，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有效性。

　　第一，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释放国内需求潜力，需要鼓励居民扩大消费，引导企业扩大投资。要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争取用15年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翻番。要深化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改革，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城镇化格局，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使城市群成为国内大循环的核心枢纽和战略支点。同时，通过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完善产权保护制度，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第二，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未来，科技领域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尤为紧迫。这就要求我们大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强高端芯片、工业软件、新材料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努力实现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

　　第三，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快调整，提高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更为紧迫。这就要求我们下决心推动短板产品国产替代，拓展国内供应商，培育可替代的供应链。增强对产业链的控制力，提高供应链安全性和可控性。

　　第四，深化改革提高国内大循环效率。必须破除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和障碍，降低要素使用和流通成本，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疏通供给和需求、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

　　第五，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高地建设，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在更大范围复制推广改革成果。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扩大开放，在更多领域允许外资控股或独资经营，全面取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限制。（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欧阳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