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从提出到落地，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的全球公共产品，也为人民币国际化开启了全新格局，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日前，中国银行研究院发布最新研究报告指出，近7年，“一带一路”区域人民币使用率逐步提高，货币合作不断深化，基础设施日趋完善。然而，该区域政经形势复杂多样，相关制度与市场建设尚不“成熟”，人民币使用依然面临一些障碍。未来，“一带一路”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良性互动发展，需要构建以商业性为主、政策性为辅的可持续循环模式与架构。

　　接纳度和使用率不断提高

　　“7年来，‘一带一路’区域人民币接纳度和使用率不断提高。”报告撰写人之一、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赵雪情表示，这表现在几个方面，包括人民币与“一带一路”货币外汇交易取得突出进展、人民币成为区域重要储备货币选项之一和人民币清算网络与银行布局不断拓展等。

　　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办理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超过2.73万亿元，同比增长32%，较3年前提高逾1倍，在同期人民币跨境收付总额中占比达13.9%。其中，货物贸易收付金额7325亿元，直接投资收付金额2524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一带一路”经贸往来更加密切，人民币对相关国家货币外汇交易不断增加。在全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上，人民币实现对9种相关国家货币直盘交易，包括阿联酋迪拉姆、沙特里亚尔、匈牙利福林、波兰兹罗提、土耳其里拉、泰铢、新加坡元、马来西亚林吉特以及俄罗斯卢布；在银行间区域交易市场，我国分别在新疆、内蒙古、广西启动人民币对哈萨克斯坦坚戈、蒙古图格里克、柬埔寨瑞尔的外汇交易，对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增进区域经贸往来具有积极意义。2019年，人民币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货币外汇交易规模达2042亿元，同比增长43%。但相较于美元、欧元和港元，“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货币在我国人民币即期外汇交易中仍处于极低比例，2019年和2020年上半年交易份额分别为0.37%和0.30%。

　　与此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及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我国先后与相关21个国家货币当局建立了双边本币互换安排，东盟“10+3”考虑将人民币纳入清迈协议安排，人民币开始显现区域储备货币特征。马来西亚、白俄罗斯、柬埔寨、菲律宾、沙特阿拉伯等相关国家均已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俄罗斯在“去美元化”背景下甚至将人民币储备份额提升至15%左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数据，截至2020年一季度，全球人民币储备规模达2214.8亿美元，占国际储备总额的2.02%，创历史最高水平。

　　不仅如此，当前“一带一路”相关8个国家已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覆盖相关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资商业银行成为“一带一路”人民币推广使用的主力军。截至2019年末，共有11家中资银行在29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设立了79家一级分支机构。以中国银行为例，截至2019年末累计跟进重大项目超过600个，相关机构全年办理人民币清算量超过4万亿元。此外，汇丰、花旗、渣打等外资银行也看好“一带一路”前景与人民币业务，加大了资源投入与金融合作力度。

　　结出丰硕果实尚存诸多挑战

　　近年来人民币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落地、生根、成长，结出了丰硕果实，但也存在诸多挑战。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区域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国际货币竞争日趋激烈，金融市场剧烈震荡，“一带一路”建设及人民币使用均受到冲击。

　　报告认为，挑战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一是政经环境复杂多变、风险交织；二是金融体系欠发达，存在双重脆弱性；三是外汇管制严格并存在较强的货币惯性；四是成熟完整的人民币使用体系尚未形成。

　　赵雪情表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金融体系处于发展之中，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有限，资本实力相对较弱，高度依赖外资，存在双重脆弱性。从内部来看，表现为“高杠杆+外资化”。过去10年，“一带一路”等新兴市场债务持续增长至71.1万亿美元，杠杆率达219.7%，创历史新高。西方资金持续渗透深耕，在匈牙利、印尼等国政府债务以及权益资产中占有较高比重。从外部来看，表现为“高外债+赤字化”。一些新兴市场存在不同程度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如乌克兰经常项目赤字规模占GDP比重达3.2%。为了保障国际支付，支撑经济发展，新兴市场大量举借外债，其中美元融资占比超过80%。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一带一路”新兴市场金融脆弱性进一步暴露并加剧，引发资本外流、市场震荡和债务风险上升，致使“一带一路”建设可能放缓，危害人民币存量业务安全和增量业务可持续性。

　　此外，报告指出，从跨境使用来看，相较于西方发达经济体，“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企业和金融机构并未充分进入我国金融市场。截至2019年末，仅有23个国家的48家银行在华设立了机构。

　　构建可持续循环模式与架构

　　报告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相辅相成。未来，二者深化互动发展，需要构建以商业性为主、政策性为辅的可持续循环模式与架构。

　　首先，加强顶层设计与政策攻关，为“一带一路”人民币使用搭桥铺路。“目前，我国仅与越南、老挝等9个相关国家签署了双边本币结算协议。下一步，我国应加强政策攻关，深化区域货币合作，着力降低甚至破除相关国家外汇管制障碍。”赵雪情说。

　　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9年，我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累计超过7.8万亿美元，约占我国外贸总额三成，2020年上半年东盟取代欧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报告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稳步发展，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经贸往来与产业联系更加紧密，人民币区域使用将逐步深化、水到渠成。

　　其次，要推动经常项目人民币计价结算，逐步改造实需业务币种结构。在经常项下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充分发挥人民币国际化在服务实体经济、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领域的积极作用。对于我国拥有技术与市场优势的行业，鼓励中资企业凭借定价权优势，在经营与交易中更多使用人民币。

　　第三，要打造商业性投融资体系，推动人民币在岸、离岸市场良性互动发展。根据路孚特BRI统计，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已规划或在建“一带一路”项目共计3164个，其中1574个为中国参与项目，总金额达2.1万亿美元。中短期内，以美元为主的金融交易格局仍将持续，人民币区域使用不可急于求成。政策性资金可以发挥撬动功能，主要运用于主权担保型长期融资、公共性基础设施融资，以及低现金流返还类项目融资。

　　人民币投融资应讲求安全性、商业性与可持续性。“只有商业金融充当主力军，遵循市场化规则，才能切实降低国别风险和信用风险，获得合理收益。”赵雪情表示，创新投融资模式，稳步推进境内债券市场开放与相关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协同发展，有效动员长期资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钱箐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