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暴雨把盛夏的贵州省黎平县德凤镇翘街冲刷得干干净净。7月8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走进坐落于翘街中部的黎平会议旧址。这间建于晚清的徽派建筑，前低后高，因平面如方印，被当地人称为“印子屋”。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针问题。
黎平会议是中共中央离开中央苏区后，在长征途中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认为，“黎平会议是一次关系红军命运、中国革命前途的重要会议”。
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由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党和红军内部对“左”倾错误领导不满的情绪达到高潮。另一方面，已经知悉红军战略意图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前往湘西的道路上，调集了重兵把守。黎平会议纪念馆馆长张中俞认为，“如果按照博古、李德的原计划行军，可能导致剩余的3万多中央红军全军覆没”。
1934年12月12日，中央几位主要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县境内召开了紧急会议。毛泽东提出红军必须西进贵州，避实就虚、寻求机动，在川黔边区创建新根据地。当日，中央红军依照中革军委命令，突然改变行军路线，转兵贵州进入黎平。1934年12月14日，中央红军攻克黎平。
张中俞表示，“通道转兵”是一次战术动作，让红军暂时脱离了险境，但“为什么会惨败？”“该由谁来领导红军？”“还去不去湘西？”等战略分歧仍未解决。可以说，红军处于“关键而又难以决策的时机”。
在这样的背景下，黎平会议讨论之激烈难以想象。据史料记载，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开了一天一夜，博古等人不顾敌情变化和红军实际情况，仍坚持原来的战略方针和沿黔东去湘西的行军路线。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必须放弃原定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为西入贵州、挺进黔北，在黔北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计划。
经过激烈争论和反复讨论，会议最后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张中俞认为，“黎平会议对错误的军事路线进行了初步批评，正式否定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战略，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
这一点从当事人的回忆中也得到了证实。据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议的译文送给李德，李德看后勃然大怒，用英语和周恩来争吵起来，“总理一拍桌子，搁在桌面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
黎平会议的精神传达到军团后，红军指战员们无不拍手称快。聂荣臻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表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出，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适宜，决定向遵义进发。这样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了湘西，我们争取了主动”。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得到短暂的休养生息机会，及时补充了给养，积蓄了力量；同时，队伍还根据黎平会议精神进行了整编，在湘江战役中遭受重大损失的红五军团和红八军团合编为红五军团，中央的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合并为一个纵队，为取得新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新的军事战略指引下，挥戈西进，连克剑河、镇远、施秉、黄平等县城，把十万敌军甩在湘西南，使得蒋介石企图在沅江以东“围歼”红军的计划彻底破产。
后来，黎平会议立足实际、独立自主开辟前进道路的精神被概括为“敢闯新路，敢于突破，敢于胜利”。黎平县委书记周文锋表示，“黎平会议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至今仍是我们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重要法宝，我们将在黎平会议精神的指引下，敢打敢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力奋斗”。（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吴秉泽 赵淑兰）
（责任编辑：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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