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鼓岭上洒热血 红军碗盛鱼水情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郑 杨

　　6月24日，记者乘车来到广东韶关仁化县，行至铜鼓岭时，远远望见依山而立的红军烈士纪念碑，矗立于苍松翠柏间。

　　这里是红军长征入粤后铜鼓岭阻击战的遗址。1934年，那个落叶纷飞的深秋，红军来到仁化县城口镇一带，智取城口镇、血战铜鼓岭，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5万余名红军陆续在城口境内行军、作战、休整，足迹几乎遍布每一个村庄，留下了许多军民鱼水情深的佳话。

　　“红军不怕死，那可不是拍电影！”

　　“从懂事起，就常听到村里的长辈们谈起铜鼓岭战斗的历史。红军勇敢作战，上战场不怕死，是真实可信的，那可不是拍电影！”铜鼓岭脚下大水坝村村民王久军告诉记者。

　　1934年11月初，平静的小山村里突然来了一支部队，战士们看起来都很年轻，他们行军匆忙。不一会儿，村里人就听到不远处有枪声响起。这时，全村10多户男女老少慌慌张张地向深山里逃，躲了几天几夜后，铜鼓岭方向的枪声才消停下来。

　　铜鼓岭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王久军说，乡亲们从当地向导那儿打听到：战斗打得相当惨烈。国民党兵居高临下、占据有利地形，还组织敢死队，在战场上摆下了白花花的银元，悬赏说每打死一个红军当场发10个银元。而红军战士迎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往岭上冲，前面的一批战士倒下了，后面的一批又冲上去。后来，双方又展开白刃战，激战持续了两天一夜，红军牺牲140多人。

　　为何会发生惨烈的铜鼓岭阻击战？仁化县红色文化讲解员黄本洲告诉记者：“这得从红军智取城口的精彩一役说起。”

　　地处湘粤边界的城口镇，群山环抱、地势险要，国民党军将其建成堵截红军的第二道封锁线南端的中心据点。他们在城口筑碉堡20多座，密布成网。红军部队研究后决定，不可强攻，而要智取。

　　1934年11月2日，待夜幕降临，雾色朦胧之际，红1军团2师6团1营排成纵队，阔步走向这次奇袭行动的突破口——水东桥。敌人哨兵问：“什么人？”营长曾宝棠一边沉着应答“自己人”，一边飞速过桥。等敌人哨兵发现情况不妙时，慌忙开枪报警，曾宝棠果断应对，哨所内的敌军也在红军“缴枪不杀”的呐喊声中纷纷缴械投降。

　　占领城口镇后，行军多日、疲惫不堪的主力红军需要休整。然而，从广州前来增援的国民党军已抵达17公里外的铜鼓岭。为阻击粤军，红2师6团1部从城口南下铜鼓岭，一番血战，为主力部队赢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

　　“保管好这个碗，红军还会回来的。”

　　1934年11月2日至9日，连续多天，城口境内军旅匆匆。长征大部队过后，一些掉队的伤员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悉心照料。“保管好这个碗，红军还会来的。”半山村97岁的张堂英珍藏的一个“红军碗”就是见证。老人家的女儿蒙日娇向记者讲述了她的母亲讲述了一辈子的故事。

　　那是一个夜晚，张堂英家门口突然有人敲门，“我们是过路的红军，想在你们家煮点饭吃、借宿一晚”。门外的人平和地说。起初，不明情况的张堂英父母蒙家财、黄乙秀夫妇并没有吱声。过了一会儿，“蒙家财，是我把他们带来的，他们是红军、是好人，请你开门”。门外有人用家乡话喊道。

　　蒙家财打开了门，只见十几个身穿灰色军装、背包上横着大刀的红军走了进来，抬着一个满身血迹的重伤员，其他红军身上也都挂了伤。

　　蒙家财是村里的土中医，安顿好红军后，他连夜打着火把上山，采挖草药给伤员疗伤。黄乙秀在家把沾了血迹的军服收集起来，连夜清洗，将自家干净衣服换给红军穿。年仅12岁的张堂英也帮着母亲照顾伤员。

　　那位重伤员姓徐，是排长。七八天后，其他同志追赶大部队去了，他不能行走，便留下养伤，又敷了10多天的药，伤口才慢慢愈合。徐排长临行前，蒙家财硬塞了两块银元给他。“真要感谢你们啊，对我这个素不相识的红军悉心照料，我一辈子都会记着你们的！我没有什么好的礼物感谢你们，就这么一个随军喝水、吃饭的瓷碗，给你们留作纪念。等革命胜利后，我一定来这里报答你们。”徐排长拉着蒙家财的手流泪说。

　　这场离别，此后再无音讯。

　　1967年，蒙家财去世前，一家人围在他身边，他拉着张堂英的手叮嘱：“要保管好这个碗，红军还会回来的。”

　　几十年来，张堂英一直用红绸布包着碗，收藏在她的睡房阁楼中。在她的心里总期待着有一天，那位徐排长能够回来，看看这个饱含情谊的碗，看看这片曾经浴血奋战的土地和这片土地上幸福生活的百姓。

　　今天，年事已高的张堂英又把这个碗托付给蒙日娇。她知道，红军不会忘记来时的路，而历经革命斗争风雨的老区人民，也不会忘记长征那段血与火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