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有根，水有源。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拿命换来的！”今年91岁高龄的钟宜龙老人，悉心竭力举办了红色家庭展。见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为他点赞，他激动地打开了话匣子。“有多少年轻的生命都献给了革命，献给了新中国。办这个红色家庭展，就是要让子子孙孙都接受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
2016年，钟宜龙老人把家里最好、最大的房子腾出来，全家出钱整修，办起了红色家庭展，展出有关革命的照片、文字资料，包括红军留下的标语、长窠头村革命烈士调查表等。整个展室从搜集整理资料到布展，都由钟宜龙亲手操办，凝聚着这位烈士后代、老党员浓重的红色情结。
战斗惨烈，记忆犹新
钟宜龙老人1929年5月生，福建省长汀县南山镇长窠头村人。他大病初愈，身体虚弱，虽身着厚厚的中山装，手仍是凉的。但是，一谈起当年红军革命的事情和自己的红色革命情结，他就顿时来了精神，如数家珍，声音铿锵有力。
长汀县地处闽西，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江西瑞金的东大门。红军长征前，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红军在福建省的最后一战——松毛岭之战，距离长窠头村很近。在这场异常惨烈的战斗中，大批红军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为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
“当时我还是个孩子，有红军战士就住在我家。我妈妈要为革命干事儿，照顾不了我。做饭的红军叔叔就白天带着我，晚上看着我入睡。那时候几十架国民党反动派飞机从我家上面飞过，投下的炸弹把屋顶上的瓦片都震落下来了，吓得我哇哇大哭。红军叔叔说，你不要怕，我来保护你。那时，飞机一扔下炸弹，弹片横飞，红军叔叔就把我抱在怀里，护在身下，安慰我说不要怕、不要怕。”
1934年9月23日，松毛岭战役打响。当时留守松毛岭一线的红军是红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
松毛岭山峰险峻，森林茂密。国民党东路军第三十六师在第十师、第八十三师协同下，配备飞机、大炮向松毛岭发起猛烈进攻，枪声、手榴弹和炸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自己的养母、女子游击队队长涂从孜背着血肉模糊的战士从战场上下来的画面，年仅6岁的钟宜龙记忆犹新。
“我妈妈带领妇女抢救伤员，有的伤员没有手，有的伤员没有脚，有的伤员满脸是血。妈妈镇定地指挥着抢救。”说到这里，钟宜龙老人的眼里泛起了泪花。
敌我力量悬殊。红军仅凭着步枪、机枪和手榴弹等轻武器，与重装备的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殊死搏斗，大量杀伤靠近阵地的敌人。1934年9月29日，红军经过冲杀肉搏，在重创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后，终因弹尽援绝，被迫撤退。
松毛岭战役持续了7天。据早年的《长汀县志》记载：“是役（指松毛岭战役）双方死亡枕藉，尸遍山野，战事之剧，空前未有。”松毛岭之战后，红九军团兵分两路前往江西瑞金，开始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钟宜龙老人至今对松毛岭战役的残酷记得清楚，仿佛战斗就在昨天爆发。老人的养父钟大廷，是红五军团一营二连战士，1933年4月参加革命，1934年随队出发参加长征，在江西会昌罗田与敌作战时牺牲。
红色基因，不断传承
“做人要有良心！”钟宜龙老人反复念叨着。迈着蹒跚的步伐，他走到屋中一个小房间门口，颤抖着从兜里掏出一把钥匙打开门，慢慢地跨过门槛，从里面的写字台上捧出一大张纸，上面满满地排列着烈士的名字。
“这是我一个一个整理出来的烈士名单，都是我们村的。我出钱，正在为这147位烈士建一个纪念碑。我要把他们的名字都刻在纪念碑上，还要把他们的事迹整理好，让后人都知道。”钟宜龙说。
“若要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代。”这是钟宜龙家门口贴着的一副对联。
有人曾问过钟宜龙：为什么不拿钱买吃买穿，却要花钱办个红色家庭展，为牺牲的红军战士修纪念碑？“我拿出的只是钱，他们拿出的是性命。给他们做个纪念，教育下一代不能忘记他们，这是我的良心。”老人回答说。
没有这些革命先烈，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钟宜龙想让更多的人了解红军革命的历史，记住为人民幸福而牺牲的英雄们。
“我从参加工作起，就开始搜集整理红军的资料。”钟宜龙说，鏖战过后的松毛岭，一度成为土匪的藏身地。1950年冬天，钟宜龙带领民兵开展剿匪工作。剿匪过程中，他们有了意外发现。
“很多地方都能看到红军的遗骸和弹片，还有红军用的口杯、吃饭的瓷碗……”钟宜龙带领党员干部和乡亲们上山整理烈士遗骨，分点安放，并建起了一座两米多高的烈士纪念碑。此后，每年清明节，钟宜龙都与村里的红军后代们一道，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祭扫在这片土地上牺牲的英烈。他已经为长眠在松毛岭的革命先烈义务扫墓近70年。
话别前，钟宜龙老人在记者的笔记本上，端端正正地写下：“翻身不忘本，活着为人民，永远跟党走，我要教育儿子孙子把红色的基因传承下去！”（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赵淑兰）
（责任编辑：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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