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
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看得见的手”到“看不见的手”；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的40年改革走过了一条怎样的道路？在未来的改革中，调控手段如何完善，城乡矛盾如何解决，国企改革如何突破，特区发展如何升级，政治改革如何引领，全面改革如何深化？带着这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
调控手段如何完善
记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体系。您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在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方面的主要经验是什么？
郑新立：改革开放以来，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有两次大的改革。第一次是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市场经济的“四大支柱”：一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二是建立全要素的市场体系，三是建立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四是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在宏观调控方面，首次提出了建立计划、财税、金融三者之间相互协调的宏观调控体系，形成计划、财税、金融相互协调的调控体系。20世纪80年代，我们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应对的办法就是综合运用各种杠杆来进行调控。因为当时没有找到一个更有效的调控手段，一直到90年代之前，我们的经济始终处于周期性的大起大落，隔几年就出现一次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然后就是收紧财政、收紧银根，接下来就是物价下降、通货紧缩，然后又开始新的一轮通胀。就这样，改革开放前20年间，我们一直是在周期性的大起大落的中度过的。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可以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位于国家计委附近的中国科学会堂大楼，历经了十多年的建设周期。原因是建设过程中遇到调控就停下来，隔几年调控过去了又开始建设。如此建建停停、停停建建，历经了三次经济调整，一直建了十余年。这座大楼的命运充分反映当时中国经济周期性的大起大落。
2000年之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开始采取适度调控的办法，根据经济运行的态势进行调控。经济过热的时候，财政制度就收紧一点；经济偏冷的时候，就松动一点，适当发债，增加财政预算支出。在调控中运用好计划、财税、金融三大调控杠杆，形成合力。在实践中我们宏观调控的水平也不断提高，逐步形成了适时适度调控方式。因此，中国经济出现了长达1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实现了高达两位数的黄金增长期。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经济增长摆脱了周期性大起大落的困扰，增长速度很快，也没有通货膨胀。我们的GDP总量从世界第六位冲到了第二位。这10年的成功，可以说主要是宏观调控的成功。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建立宏观审慎的调控框架。我的理解，宏观审慎就是经济过热的时候需要刹车，刹车的时候要避免刺破经济泡沫。譬如房地产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泡沫。这个泡沫要慢慢消化，10年、20年之后，也就不再是泡沫了。目前，二三线城市房价基本合理。一线城市已经形成一定的泡沫，北、上、广、深、杭五个热点城市房价不断升高。这五个城市能量很大，如果房价下跌，房地产泡沫就会破裂。因此，我们要采取宏观审慎的调控框架，经济偏热需要降降温的时候，就要收紧银根，但要避免刺破泡沫；经济偏冷的时候需要加油门，就要松松银根，扩大财政赤字，但要注意不能把资金流向那些容易助长泡沫的地方。要通过精准调控，让新增贷款和新增财政支出真正流到实体经济，流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所需要的方向上来，不要再流到股市房市，如果那样就会助长泡沫。我们从1993年建立宏观调控体系，2000年后在实践中加以完善，到十九大提出宏观审慎的调控框架，可以说越来越完善。
城乡矛盾如何解决
记者：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发端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农村劳动力、资本、土地三大要素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结果城市繁荣了，农村活力减弱了。您对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城乡发展差距怎么看？
郑新立：改革40年，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成就，关键是通过结构调整不断释放经济增长的新动能。40年来，我们经历了四次大的结构调整。第一次是80年代，通过改革农村的土地制度，实行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允许发展乡镇企业，促进了农产品和轻工产品的大发展。10年时间解决了消费品供应短缺的问题。第二次是90年代，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改革和引进外资，实现了电子机械、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四大支柱产业的振兴。第三次是新世纪第一个10年，通过发行国债搞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高速公路、高铁的大发展。第四次是新世纪第二个10年，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结构，提高了居民消费率，第三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点，技术进步明显加快。经过40年的发展，如今消费资料、生产资料、基础设施基本实现了供求平衡，但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十九大提出主要矛盾发生转化，所讲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集中体现在城乡之间。怎么解决这个主要矛盾？这就迎来了中国第五次结构大转换。这次结构大转换，主要是解决城乡结构问题，通过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实现乡村振兴。重点是集中力量抓好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农民工市民化和特色小镇建设。做好了这四件事，就能释放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形成最大的经济增长新动能，足以支撑中国经济以6.5%以上的速度保持到2030年。
记者：您认为下一步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下大力气解决城乡差别问题？
郑新立：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农村的承包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改革指明了方向。核心是在农村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如果农村改革迈不开步子，乡村振兴战略就很难落到实处。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发展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是城乡两个市场发育不均衡，城市的要素基本市场化了，农村的要素还是半市场化状态。按照经济规律，商品总是向能够获得更高交换价格的地方流动，资本的趋利性决定了哪里价格高资本就往哪里去。改革开放40年，农村的要素源源不断流向城市：一是劳动力。2亿8000万精壮劳动力从农农村流入城市。城市的产业工人队伍80%都是农民工，尤其是建筑业90%以上都是农民工。正因为有了这些农民工，城市才建设得这样美。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做出了贡献，但他们却享受不到城市户籍人口的公共服务。二是资本。由于农村没有投资机会，因此我们在农村设立的金融机构，就像抽水机一样，源源不断地把农村的储蓄抽走，集中流向城市、沿海地区，流向国有企业和国家重点项目等。三是土地。城市建设用地大都是政府从农民那里以很低的价格征用过来的，然后经过“招拍挂”，增值几十倍、上百倍。土地增值的部分，70%由政府拿去搞城市建设，20%多被开发商拿去，农民拿到的不足10%。
总之，要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就必须完善城乡一体化的市场体系。要在农村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农村的各类要素市场化。要建立城乡之间各种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市场体系，引导城市资本下乡。“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仅适用于城市，同样适用于农村。只有通过城乡一体化的市场体系，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才能够实现乡村振兴。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在20世纪60年代就指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是第一条。搞经济工作，如果不利用好价值规律，就是“抬牛腿”，抓住了价值规律就抓住了“牛鼻子”。因此，解决乡村振兴的问题，必须利用价值规律来解决主要矛盾。
国企改革如何突破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国企改革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您觉得国企改革的主要经验是什么？国企改革还存在哪些误区？应该如何走出这些误区？
郑新立：国有企业改革比农村改革还要曲折。从厂长负责制、承包制，到利改税，一直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企改革才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企改革提出了三个新要求：第一，对国有资产的管理以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第二，鼓励国有企业吸收民间资本入股，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第三，允许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实行员工持股制。
目前，社会上对国企改革还存在一些误区，主要是认识上的误区。第一，有人认为管资本为主是对国有资本管理功能的弱化。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统一，这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提出来的。今天我们要过渡到以管资本为主，只有这样才能落实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哪个行业或企业的资本收益率高，哪个行业是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我们就把资本投进去支持其发展。股东可以根据持股的多少以不同形式参与企业管理。如汇金公司，是几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大股东，当大股东并不直接参与管理，而是关心年底分红。这就是从管资产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这不是国有资本管理功能的弱化，而是强化。第二，有人认为国企改革是国进民退或民进国退。这两种主张都是错误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有各的优势，我们要把各自的优势进行整合，从而形成新的竞争力。国有资本雄厚，民营资本灵活，双方结合起来，就可以形成一个制衡机制，有效地避免内部人控制和利益输送，从而建立科学的治理结构。第三，有人认为员工持股是私有化。员工持股属于股份合作制经济。国有股占大股，员工持小股，这不是私有化，而是让员工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可较好地增强企业的凝聚力。股份合作制实质上是马克思提出的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相结合的合作制，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积极扬弃，是公有制的初级形式。
特区发展如何升级
记者：您认为深圳、上海、海南三地在改革开放40年中分别担负了什么使命？发挥了什么作用？您怎么看雄安新区的建设与发展前景？
郑新立：在中国第一批开放的四个特区中，深圳已经成为粤港澳地区经济体量最大的城市，并且成为改革开放的领头雁。深圳经济总量达到2万多亿，人均GDP达到17万元。2016年超过了香港，2017年超过了广州。同时，深圳还是中国的创新型城市，一年提交的国际专利占全国的47%。这些成绩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
上海浦东新区建设尽管晚了10年，但通过发展金融服务、技术服务、贸易服务、港口服务等高端服务业，始终在长三角发挥中心城市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上海要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探索已形成了一套可复制的经验，将继深圳之后对全国的改革开放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尤其是在长三角将发挥更强的辐射带动功能。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了，与预期的发展目标相比还有差距。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立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这对海南是一个重大的新的发展机遇。如果海南第一步复制上海的经验，建设自由贸易区；第二步借鉴香港、新加坡、迪拜的经验，吸引全世界的资金和人才，发展旅游等高端服务业，成为世界级的自由贸易港，它的明天就会更美好，并将会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新标志。
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前景可期。雄安新区建设将按照承接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要求，以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使之成为京津冀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成为科技创新中心。
政治改革如何引领
记者：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相伴而行，尤其是十八大以来，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同步推进并且成绩斐然。您认为是这样吗？
郑新立：是这样。我们党的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组织任务服从于政治任务。政治任务提出目标，组织机构和干部都要服从这个目标。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就属于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九大提出2035年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现代化，2050年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就是调整生产关系，改进上层建筑。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及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所有这些改革的目的，最终都是要解放发展生产力，把经济增长的新动能释放出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革是不是有成效，包括对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关键看实际上是不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说到底要看人民是不是真的富起来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三个有利于”，始终是判断改革成败得失的标准。
政治体制改革攸关社会前进方向。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方向偏了，一切皆错、满盘皆输。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方向，确保各项事业发展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此，应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
全面改革如何深化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改革思想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党的十九大把“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的一项重要经验，并且把“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写入党章。对此，您怎么看？
郑新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六大改革覆盖国家治理体系的方方面面，构成一项结构复杂、关联紧密的庞大系统工程。各项改革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衡，只有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协同配合，才能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应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政治体制改革攸关社会前进方向，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动摇。文化体制改革能产生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奠定制度基础。社会体制改革直接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效果，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美丽中国，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地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六大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系统工程的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处于不同地位、具有不同功能。在制定每一项改革方案时，不仅要考虑其自身的特殊性，也要考虑与其他改革的关联性，使各项改革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比如，在推动乡村振兴方面，经济体制改革应把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经济制度作为重点任务；文化体制改革应更多关注保障农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提升农民的文化素质；社会体制改革应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要任务；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应找到治理农村土地面源污染的有效办法，尽快解决农村垃圾处理和环境卫生问题；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要重视加强农村基层党支部建设。各项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配合，才能形成合力，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记者：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已经绘就。但再好的蓝图最终还需要干部带头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领导干部要增强“八个本领”，其中包括改革创新本领。那么，各级领导干部应怎样增强改革创新本领？
郑新立：党的目标任务提出之后，干部就成为决定性因素。党的十九大提出领导干部要增强“八个本领”，改革创新本领是“八个本领”之一。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增强改革创新本领，首先要解放思想。改革中的有些举措往往有人反对。比如前三次结构调整都有人反对，到现在还有人反对。他们反对土地承包到户，说这是搞资本主义；反对乡镇企业，说这是浪费资源；反对发展支柱产业，说这会导致产能过剩，过度竞争，等等。试想，如果我们听了这些人的话，改革根本就无法前进。中国的事如果百分之百大家都一致赞成，这个事肯定办不成。对于改革，邓小平同志为什么说“不争论”，就是这个道理。
其次，要总结经验，提高领导干部投身改革的自觉性。回顾40年改革实践，我认为主要积累了以下六条经验和方法：第一条，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条，坚持市场趋向的改革；第三条，坚持渐进式的改革；第四条，坚持一切改革要经过试验，允许地方干部先改先试，大胆创新；第五条，以开放来促改革；第六条，发挥党对整个改革的统筹协调作用。这六条经验是前40年改革的成功经验，也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基本经验，是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也值得今后借鉴。参考这六条基本经验，领导干部要敢闯敢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不断地创造出一些新的经验。
本文原载于《中国领导科学》2018年第4期
原标题：回顾与展望：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访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
作 者：本刊记者 程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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