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国地税合并的大背景,运行20年之久的社保“分征”模式,于2019年1月1日将转变为税务统征。
如果只是征收主体的变化,无可厚非。这一举措将有效降低征缴成本、提高征缴效率,革除原来“分征“时存在的诸多弊端。
但问题是,从短期看,税务统征社保可能直接导致原来不缴、少缴社保的企业,管理费用增加、用工成本提高。
“好处是,社保征缴更加规范化,国家收上来的钱更多了;坏处是,中小企业利润短期面临下降,严重的还可能裁员,员工再涨工资就困难了。“北京一小企业HR沈女士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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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企业负担变重了?
自然是原来应缴未缴社保的企业。
51社保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18》(以下称,社保白皮书)显示,企业缴纳社保基数完全合规的企业只有27.05%,按照社保基数下限缴纳的企业占到了31.7%。
言外之意,有很多企业没有足额缴纳社保。
按照规定,足额缴纳社保是企业以员工上一年月均工资为缴费基数,按照一定比例缴纳养老、失业、工伤、生育、医疗保险。工资超过规定上下限(当地上一年平均工资的60%-300%)的,按照上下限缴纳。
沈女士提供了一份以缴费基数下限为例的计算:企业每月需要为每位员工缴纳1239.59元的社保费用。
“这还是按最低标准计算的,如果雇佣员工多、员工工资高,一年算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沈女士说,很多中小企业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赚取利润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这还要从中国的社保征收体制说起。
早在1999年,中国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规定,社保的征缴由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也可以由税务部门征收。
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分征“。
“分征”存在一个问题,税务和社保的信息不互通,存在不透明之处。比如,一些企业在税务系统登记了5个人,到了社保系统可能只有3个人;在税务系统中员工的工资普遍高一点,到了社保系统则登记的都是最低标准。
“为了避免承担过多费用,很多中小企业都这么做。”沈女士说,待明年税务统征后,这种操作就“不灵光”了,原来的两本账变成了一本账,企业缴纳的社保增加了,造假也不那么容易了。
与中小企业的“跑冒滴漏”相比,大企业在社保操作方面相对规范。
北京一上市科技公司提供的一份员工工资单显示,一位员工月工资2万元,在足额缴纳的情况下,公司每月为该员工负担的保险和公积金合计达6772.18元。
“央企、国企、上市企业等一般比较规范,社保基本都能足额缴纳,不缴、少缴的基本都是中小企业。“沈女士说,因此,征管方式改变主要影响的是中小企业。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焦建国分析,直接的原因是,税务部门统征后,征缴规范会统一起来,征缴力度会更加严格。一方面,税务部门的职能决定了它在征管方面的能力和水平更高一些,更容易辨别企业是否“做手脚”;另一方面,两本账变一本账,既征税,又征费,企业“做手脚”的可能性变小了。
按规缴纳有不足之处?
从规范化的角度看,社保由税务统征是一件好事儿,为中小企业打工的人也能得到保障。
问题是,这样做短期看是否有不足之处?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副秘书齐传钧告诉记者,当前,考虑到中小企业经营面临较大的压力,管理费用的增加可能导致一些企业负担过重,裁员甚至倒闭。因此,从短期看,宜缓不宜急。“现在的改革缺乏配套,缺乏综合性改革”,建议对中小企业降低社保缴费标准,允许他们在一定年限内按照一定比例缴纳社保,可能会更加公平一点。
他解释,税务统征社保,打破了原来已经形成的平衡。“大企业在用地、融资以及经营许可等方面占尽便宜,而广大中小企业只能在偷税漏税、就业环节和员工福利等方面‘缺斤少两’,以此获得夹缝中生存的机会,与照章缴费的大企业达到一种平衡。”
他进一步解释再平衡的问题,在新的政策出台时,需要通盘考虑失衡可能带来的问题。比如,税务部门加大征缴力度,中小企业运营成本增加、利润收缩,加之经营面临的困难、压力,无异于杀鸡取卵。因此,需要避免政策碎片化,推出一揽子解决办法。政府应当综合评估一项政策对大企业、中小企业的影响。
焦建国对此持相同观点,他指出,大企业的生产要素成本相对较低,比如土地成本、资金成本等。因此,从承担社会责任的角度来看,大企业应承担更多,中小企业生存空间小,社保缴费可适当降低。
中金公司9月4日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按规定基数上缴社保费影响范围大,会使参保企业整体的社保费成本提高14% 。2017年企业缴纳的社保费合计约5万亿,也就是说,缴费基数规范化会增加社保征缴收入约7000亿,调整至工业企业口径将拖累利润总额下滑3%;个人的税后工资降低1.3%。
从社保白皮书来看,73%的企业都会受到影响(只有27.05%企业合规缴纳社保)。
影响面不可谓不大。
企业负担到底重不重?
缴纳社保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
国泰君安证券宏观研究团队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养老、医疗、生育、失业、工伤等社保加在起来,中国的社保负担要高于美国、日本、德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高于平均值不到一倍。
尽管这种说法不绝于耳,但国内关于企业负担是否过重并没有形成共识。焦建国指出,企业、政府、决策层、学者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是,2016年底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们统计了一下,娃哈哈缴纳的各种费有500多种。不仅多,而且重。
这引起了人们对企业费用问题的关注。
财政部在后来的回应中称,经过核实,娃哈哈2015年有支出数据的实际缴费项目为317项,与企业提供的缴费项目相差216项。 再剔除一些重复计算,实际缴费项目为212项。
且不论真实情况到底有多少项费用,焦建国认为,衡量企业负担轻重与否,前提是要有形成共识的基础。
其一是数据的真实性。统计局、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企业实际掌握的数据,学者研究使用的数据,是否真实,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轻了、重了,数据应该是真实的。
其二是统计口径要相同。统计口径不同,难免为了不同的目的,使用不同的口径。理论研究上,目前还没有统一共识。衡量企业负担轻重,口径、比较基准,要一致。
其三是明确轻重的缘由。如果说,中国的社保负担较其他国家重,要分析重的理由和依据,是否确实合理,导致这种差别的原因是什么。
其四是公共产品的性价比问题。“税收就是公共产品的价格”,轻重要看政府是否提供了相应价值的公共产品。举例来说,同样征收100元,一国提供相当于100元的社会公共产品即是合理的,另一国提供相当于50元的社会公共产品,就是偏重了。
中国社保体制涵盖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优抚四方面,其中社会保险包含养老、医疗、失业、工商以及生育五大险种。
社保主要由企业和个人负担。沈女士提供的表格显示,企业和个人分别承担1239.59元和382.33元。前述北京科技公司一员工工资单显示,企业和个人分别承担4873.18元和1585.20元。
(原标题:这项政策改变,可能让超七成的企业日子难过)
(责任编辑:符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