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被困迪拜：打黑工吃不饱 罢工后拿到工资

　　（原标题：中国劳工被困迪拜始末：称打黑工吃不饱，罢工后拿到工资）

　　4月7日晚19时许，机场大巴像往常一样停靠在上海火车站站牌前。带孩子的女人和提公文包的外国人挨个下车后，一行穿着宽松深色服装、背着巨大行李包的民工，才将笨重的行李箱连同挂在伸缩杆上满满当当的行李袋一个个挪下来。

　　

　　工人们在上海火车站附近寻找住宿旅馆。王迪 图

　　“咱们快找个地方吃饭吧，都饿了15天了。”带头人王林和其他9名工友一下车就四顾寻觅餐厅，一边与发小广告的小店老板打探周边住宿。

　　王林掏出钱包，夹层里是一叠塑料皮筋捆扎的阿联酋迪拜货币，他拨弄着手里崭新的钱，“可是我们没有人民币，到哪里可以兑换？”

　　王林一行是从迪拜回来的中国劳工。4月4日，他们的工友向国内媒体求助，称去年底赴迪拜“硅谷”做瓦工，现在和“安徽队”其他41名工友没有活做，老板也不发工资，已经15天没有食物供应，饥肠辘辘被困迪拜沙迦劳工营。

　　此后，外交部领事司通过官方微信“领事直通车”通报称，该批劳务人员系由国内某省一家没有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的建筑劳务公司，通过虚假宣传方式诱导至迪拜务工。该公司未给他们办理合法工作签证，导致工程因手续不符被用工单位停工清场，也未向劳务人员发放工资。

　　半年前，从安徽、山东、河南等地走进迪拜“满地黄金”的斑斓梦境，王林们未料到会以食不果腹、工友受伤的狼狈逃离结束。

　　去迪拜

　　43岁的合肥长丰县劳工杨军认真地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护照，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翻到最近的赴马来西亚那一页，“你知道这个国家吗？”

　　比起这支队伍里第一次出远门的年轻人，杨军自己的外出劳务经验可谓十分丰富。“这是我的第二本护照了，第一次去的是安哥拉，最近的是马来西亚，都是通过劳务公司去的”。

　　儿子上大一，求学需要用钱。在合肥做工，一天只能赚一两百块钱，到了国外工资能翻一倍，又没有什么开销。杨军想趁着有力气就再拼几年，给儿子买车买房子。

　　他所在的长丰县毗邻安徽省最主要的国际劳务输出地肥东县。《合肥晚报》曾援引肥东县商务部门的数据称，2015年，该县国外务工人数达到13000多人，占安徽省的60%。

　　2009年，郭万俊在肥东注册了费大郢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没有对外劳务派遣资质，主要做劳务分包。

　　

　　工人们参与活动。 受访者 供图

　　2016年9月，他第一次踏足迪拜，就看中了这边劳务分包的项目价格，几次考察之后，与中建中东公司硅谷项目分包企业Al AYADI公司（中文名：金手公司）签订劳务合作协议。

　　关于中建中东公司硅谷项目，中建集团官网介绍称，坐落于迪拜硅绿洲管理局总部西南侧，总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包括办公楼、酒店、商务中心、健身中心等23座多层建筑。

　　据官网消息，2016年12月22日，迪拜硅绿洲管理局正式将迪拜硅谷产业园项目授予中建中东有限责任公司，合同金额12亿迪拉姆，折合约3亿美元。

　　2016年10月，郭万俊匆匆忙忙带着自己和中介公司找的11名劳工出发赴迪拜，之后又陆续带来几批，一共80个人。

　　这些工人中，跟郭万俊熟识的交了2万元押金，郭万俊承诺工期满了之后全数退还。其余的工人向中介公司交纳1万元押金和5000至8000元中介费不等，其中一家中介公司总经理王攀称，押金为代收代交，工人的签证和机票下来了，再打给郭万俊。

　　“我也是大意了。其实我们主要是负责项目和行政管理工作，想从国内找人去那边干活，中介公司后来在中国签的协议，跟我说以你个人名义签不行，必须以公司名义签，所以我就是拿公司的名义签了合同，我是不做劳务派遣的。”对于这次“非法劳务派遣”，郭万俊向澎湃新闻解释称。

　　事后，外交部领事司在公众号“领事直通车”通报称，“该批劳务人员系由国内某省一无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的建筑劳务公司通过虚假宣传方式诱导至迪拜务工。”

　　

　　王林与律师的微信对话。 受访者供图

　　一共15000元的押金和中介费不算少，但王林选择了相信。此前，他还听过去迪拜乞讨发财的财富传说，知道现在政府已经不允许了，要被抓进监狱。

　　但保底1万的月薪还是诱人，“人都是现实的，我们没有什么淘金梦，在安徽做工一天只能赚220元左右，太低了。”王林说。按照和费大郢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工人们半年结一次工资，每年发80%，剩余的工资和押金作为工程质量保证金，回国后50个工作日结清。

　　在国内初见郭万俊的时候，杨军对他的印象是“笑眯眯的，很热情，人也很好”，可“到迪拜完全变样了，心也凉了”。

　　到达迪拜机场时，杨军取下包裹的时候手被划伤了，对于受伤早已见怪不怪的杨军像以前一样拿烟丝抹在伤口上消毒止血，给自己包扎好。“老板看了一眼我包着的手，冷漠地说让我第二天继续上班，当时就觉得有点寒心。”

　　第二天，他感到一丝疑虑。他向郭万俊借钱，郭万俊却说要拿自己带来的生活费与他兑换。杨军出国数次，知道正规的劳务公司是会提前支付给工人生活费，因为他们远在异国他乡，几乎没有出走的可能。

　　失望和质疑的不只有劳工，还有郭万俊本人。“我们当时在中国签的合同上也是说承包方式，到现在也有很多问题，劳务公司找的人都没有经过考试，直接输送过来了，到这边（工人半年结算工资）也没什么收益，就不想干活。”

　　去年年底，王林和其他15名工人作为第三批人从昆明出发去往迪拜。所有的劳工都以旅游签的方式到达迪拜，郭万俊承诺到迪拜后会尽快为他们申请劳务签。

　　到达机场的一刻，“劳务公司的人跟我们说别人问起来一定要说自己是旅游的，千万不能说是打工的”，王林回忆道。

　　当飞机降落迪拜、班车开到劳工营的时候，16个人的身份也正式变为“黑劳工”。

　　“黑工”

　　王林觉得，自己什么苦都吃的起。在国内做钢筋工，风吹日晒中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已是常事，有时候下着大雨就穿着雨衣继续劳作。出发前，王林做好了辛苦两年的打算，在他看来，这只是一份不会长干的工作，特别艰辛，也特别能赚钱。

　　郭万俊与工人签订的协议中称，迪拜的工作环境是“热带沙漠气候，春秋为每年的10—5月份，气温在7—20 C不等；夏季为6—10月，气温在35-40 C”。

　　协议还写明，“所有员工都在营地，免费统一安排食宿。所有生活设施都有空调，以保证员工得到充分、舒适的休息。”

　　“想舒适是完全不可能的。”在迪拜为各国劳工做思想疏导工作大约十年的志愿者施约瑟告诉澎湃新闻，在他接触过的中国劳工中，大部分人都后悔来这儿。

　　迪拜政府有严格要求，劳工不得住在工地，必须住在郊区的劳工营，在酷暑下加班也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不过现在迪拜政府对劳工工作时间有了新规定，不允许再强迫工人加班。“懂得这里的 规则 ，有的人能干十年八年，也有适应不了闹罢工，两个月后被遣送回国的。”施约瑟说。

　　2013年中国驻迪拜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室的一份题为《迪拜对外劳务合作基本情况》调研报告指出，近年来，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大的低端劳务逐渐萎缩。低端劳务多为室外施工作业，待遇低，迪拜大半年干旱高温，气候条件恶劣，加上语言与宗教风俗障碍，中国劳务人员难以适应。

　　在走进这批劳工住的八人间劳工营后，施约瑟感慨，“你们的住宿条件真的好多了”。他见过迪拜很多劳工营，有的房间只有70平米，30多人住在逼仄的两室一厅，男女混住，夫妻睡在90厘米的三层卧铺上。

　　王林觉得，他们为了赚钱什么苦都能吃，但是粗糙的饭食和苛刻的要求已经无法让高强度作业的他们保持工作效率。

　　王林和工友们每天不到五点钟起床，迅速地洗脸、刷牙。公司的食宿没有早饭，爱吃米饭的王林就和工友拿着自己带来的钱买好，就着咸菜简单扒两口，有的工友来不及，花一个迪拉姆买个大饼带着吃。（注：1迪拉姆=1.8744人民币，4月17日汇率数据）

　　干到中午十一点半，午饭开伙。王林常常来不及吃早餐，没等中午开伙就饿了，向老板（注：郭万俊）借钱买个饼补补被一口回绝，理由是不能在工地上吃饭。“我们农民工讲的就是，吃得多，才有力气干活。中间不让吃饭，我哪来的力气给你干活？”

　　对于工人的指控，郭万俊感到委屈，他对澎湃新闻称，自己提供了足够好的伙食，“每顿两个菜一个汤，每天都有肉的。”但这一说法受到工人的反驳，“我们的伙食是最差的，炖土豆或者炒茄子，什么便宜买什么。”

　　下午做工到晚上五点半收工，从市区回去，堵车是常有的事，严重时接近三小时才能回营地。工作了一段时间，王林想凑点钱再买一床被子放在工地，因为工地已经是他的第二个宿营地了。有时工期特别忙，吃完晚饭后要加班到十点，干一夜的情况也常有，加上第二天继续劳作，工友们头晕脑胀，申请休息却得到老板这样的回复，“要想休息就连休三天”。想到三天没钱，劳工们只能强撑着继续工作。

　　但郭万俊否认了工人们的说法，“根本没有强制，加班都是自愿的，也是有加班费的。”

　　常常加班的王林对迪拜的夜晚印象深刻。“12点以后的车都在沙迦劳工营，没人接我们。迪拜特别热，我们就睡在水泥地的地皮上，在地上铺上纸板。半夜睡不着，睡一会儿就醒，太热了。我们都是塑料袋裹在身上，我想向老板借钱去买个被子带到工地里。”

　　但是王林还是没有买，因为家里带的钱已经快用光了，有的工友连卫生纸都没钱买，到处借着用。接近一个月的时候，王林连续找了郭万俊五次，最终拿到了100块人民币，而身边有的工友四个月内拿了200元人民币。“每次老板都说等等，没钱，然后就没音讯了。”王林抱怨道。

　　王林干的钢筋工对手套和鞋子消耗较大，做几天一双手套就废掉了，劳工向老板讨要手套迟迟未果，有人就这样徒手做了近一个月。一个多月后，有工人鞋子跑断了向老板讨要，同样吃了闭门羹，“老板让我们自己花个几十块去买，可是我们哪还有钱。”王林说。

　　但在澎湃新闻采访时，郭万俊同样矢口否认劳工欠缺生活费的问题，他觉得劳工们吃住都由他们提供，不需要其他花费。生活费每月每人借支两三百到五百迪拉姆不等，过年的时候他还给每个工友发放了一百迪拉姆红包。

　　对此，中介公司负责人王攀称，工人们找他反映过拿不到生活费的问题，郭万俊的回复是等公司的工资款拿到了，就发给工人。

　　来自山东菏泽的胡强只带了三四百元钱，到那儿买生活用品就花的差不多了。去年12月，他拿着在老家做电焊、木工积累的钱交了1.8万的押金和中介费，狠狠心撇下四岁的儿子，想着只要赚到钱就回家团聚。

　　但几个月来，他们的“黑工”身份已经引起移民局和当地警察的关注，这让他很没有安全感。“一查签证我们就停工休息。没有签证不能在那里干活，老板的意思是让我们偷偷摸摸地在那里干。”

　　“我们10月份来的时候第一拨人就报上去申请（劳务签证）了，把钱都交上去了，就等着申请下来。签证是公司一起办的不是按个人走的，而这里要提供名额，名额下来了才能开始办，不是说到那儿就能办，肯定要按照流程走。”承诺好的劳务签证迟迟未办，郭万俊说自己也心急火燎，三天两头去公司催。

　　“签证是旅游签的话当地部门只会承认你是出境旅游者。”拥有境外劳务派遣资质的青岛知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一位王姓总监告诉澎湃新闻，“以旅游签证出去务工”是风险的信号，“不可能是正规劳务公司，且正规劳务公司不收劳务人员押金，业内也没有押金一说。”

　　罢工

　　郭万俊是亲眼看着朱社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的。

　　2月9日，朱社登上脚手架干活儿，据胡强描述，是起重设备塔吊的摆臂把朱社甩下来的，工程现场一层楼有七八米，朱社是在二楼。

　　郭万俊则称朱社是从两米多高的位置摔下的，他忍不住埋怨朱社不戴安全带，“我看他没安全带当时就让他下来。我从中国带了100多条安全带过来，又在这里买了80条，但是有些工人从来都不戴，让我罚款都被罚了五六万。”王林也承认，朱社确实安全带没戴好。

　　摔伤事件后，郭万俊召集劳工开会，一周以来为此事数次争吵的郭万俊十分愤怒，在现场警告工人，“如果不按我说的做好安全措施再干活儿，下次摔死了我都不会看一眼”。

　　“这句话说实话对我们的心理造成很大的打击，我们也有一点恐惧。先不说赚钱赚多赚少的原因，假如你哪一天有一个意外真摔了，老板真不管你，你就是死。”王林觉得再也无法忍受这些，2月21日下午和几十名工友开始了第一次罢工。

　　

　　罢工工人睡在中建公司。受访者供图

　　郭万俊始料未及，当晚与王林及另外两名工人代表召开会议。他认为，罢工的主要原因是工人对工作分配问题不满，但工人具体分配工作是由罢工工人中的班长自行分配。自己此前同工人协商过以工作计量的方式计算工资，这样多劳多得，自己的进度也快了许多，但是工人却执意要求400元人民币一天计算，将半年结算一次工资改为每月结算一次，并要求退还合同履约金。

　　王林觉得计量过于苛刻，“按他这种说法，如果当天建筑材料没有到齐也等于说一天没有钱”。双方就此事无法达成共识。王林认为，罢工的导火线是郭万俊的言行伤了工人的心，他们想要结清工资拿回押金后回国。

　　但郭万俊坚持，劳动合同已经签订，必须按照合同执行，如果回国，每人须支付两万以上的违约金。“当时有51名工人同意回国”。郭万俊向澎湃新闻记者出示了员工于3月6日签署的自愿回国申请。

　　

　　自愿回国申请。 受访者供图

　　“我们肯定不能就这样回国，必须拿到工资才能回去，不然回去了找谁？”王林说，当时郭万俊答应就算是借钱也会帮他们结清工资的。在王林看来，这又是一张空头支票。

　　郭万俊形容，2月23日，51名工人开始阻碍剩余的21名工人上岗工作， “一群人曾围堵着公司大巴，高喊 谁今天开工就打断他的腿 ，这吓得其他愿意上班的20多个人谁还敢在车上，都陆陆续续下来了。”对于未参与罢工的工人，杨军则十分不屑，“那些都是跟他(郭万俊)关系好的”。

　　4月6日，外交部领事司通过官方微信“领事直通车”发布消息称，经中国总领馆初步了解，工人被拖欠工资期间曾多次围堵用工单位项目部。在此过程中，其无合法务工身份的情况引起当地警察、移民等部门关注。

　　

　　郭万俊与朱社签署的《工伤补偿协议》。受访者供图

　　2月28日，51名工人派出3-4名代表，带上受伤的工人一起来到中国驻迪拜总领馆咨询回国事宜。也正是这一天，郭万俊与朱社通过协商签订了《工伤补偿协议》，协议写到，“郭万俊给予朱社一次性一次性医疗费用和补助共计八万人民币，后续所有事项和费用由朱社个人承担，郭万俊不再承担任何费用和责任”。郭万俊以为支付完这笔费用风波可以就此平息了，“白纸黑字按过手印，七八个人在场，打官司告我都行。”

　　总领馆在查看了两方提供的资料后建议工人们按合同约定处理此事。3月2日，劳工们找到中建处理，中建表示：账目没有算完，合同也没有在中建，建议找经手公司处理。

　　“前后找了七八次吧，期间有一天我们在项目部里面又饿又困，倒在地上就睡着了。最后公司报警了，当地的劳工部的人也来了，说让我们这些人先回去，中建也说明天早上让他们安排一个车子，让他们送到劳工部协调。”

　　

　　中建中东公司给工人的生活补助收条。 受访者供图

　　而中建方面的相关人士向中青网记者描述，是“工人因违约不能拿全额工资而执意与郭姓老板产生矛盾，执意滞留，带人多次妨碍中建中东公司办公”。

　　也正是这场罢工，让施约瑟第一次接触到这批特殊的劳工。他感觉到他们和自己之前接触到的有些不同，他们来的时间短，很多人没有出国务工的经历，大部分人对阿联酋的情况不了解。

　　“我一直劝他们别闹了，没用的。”施约瑟叹了口气，“如果真碰上黑心老板，把他们送到警察局关起来或者直接遣送回国他们都没办法的，这里十几个人一聚集，警察就可以直接带走。”

　　3月4日和5日，郭万俊与中建沟通了解决方案，提出15名1月份新来的员工因为工作签证刚刚申请，应尽快取消，让他们回国。3月8日、9日，15名工人和受伤的朱社终于带着中建代发的工资，踏上了返乡的飞机。

　　3月9日当天，中建通过邮件通知金手公司终止劳务合同。剩下的42名工人自此开始长达一个月的等待。

　　归途

　　4月7日晚，上海火车站旁的小店里，温暖明亮的灯光下，胡强扒了几口酸菜鱼，低声问，“你知道我们最后十几天吃什么吗？”

　　“别提了，现在还提这些干什么。”王林低下头，无奈地笑了两声，拍拍胡强的肩膀，自己眼里却泛起泪花。

　　郭万俊出示了一张3月13日的收条，收条里是61名员工的工资借支数目，大部分人借支300迪拉姆。中建硅谷项目封姓负责人也向媒体证实了这一点，“当时拿了钱去营地发的，签字按手印，给到每个人手上的。”

　　而工人的说法是，到3月27日厨师罢工后，厨房的食材也没有了，身上的生活费已所剩无几。“最后在劳工营里，有印度人、巴基斯坦人，我们吃的是最差的。”王林说，工友们把钱集中在一起，省着钱饿着肚子，买买当地的饼和面条。

　　中建中东公司曾回复中国青年网记者，罢工发生后，他们第一时间把金手公司的老板和郭万俊叫来，让他们尽快协调。务工者与郭万俊的雇佣合同是在国内签署的，中建中东公司愿意给他们购买机票，帮他们回国，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处理所涉及的工资和押金等事情，但是务工者不接受其意见。中国驻迪拜总领馆在3月29号的时候也有沟通，沟通未果。

　　但对于这批工人，施约瑟多少有些无奈，反复劝导他们跟老板好好协商，“老板是愿意送他们回去的，但是他们坚持留下索要工资和押金。”施约瑟觉得合同已经签署，持续罢工非但解决不了问题，也会伤害中国工人在这里的信誉。

　　“毫无疑问两方都有责任。郭万俊以旅游签的方式让工人做工，本来就是非法的。其实迪拜对工作签证要求非常严格，必须签到具体公司。如果签证不一样，就算是一对夫妻，妻子到丈夫的店里帮忙都是违法的。”施约瑟说。

　　施约瑟还提到，郭万俊的做法在阿联酋很常见，一些公司担心办好劳务签证后工人做两个月就要求回国，会有更大的损失。

　　事后，中国驻迪拜总领馆通报称，“已多次敦促相关企业负责人，充分保障我劳务人员安全与合法权益，尽快向其发放工资，妥善安顿其生活并安排其尽快回国。”

　　在劳工营中，还没讨到薪水的工人们一天一天就这样睡过去。饥饿与绝望一点点吞噬着他们的意念，他们想家。杨军心里难受，出国务工数次，只要晚上能抽出一点时间，就与妻子电话和视频，“电话一分钟一枚金都必须要打，听亲人的声音会很轻松。”和妻子倒倒苦水却从不想让儿子知道自己的境况，“我这个年龄，什么苦压下来也能笑着说。”

　　4月4日，一位工友想到求助媒体，他联系上中国青年网，希望祖国能帮他们回去。记者在当天报道了此事。

　　迪拜时间4月6日晚九点，胡强突然收到中建通知，要求到公司签工单，到机场发钱回国。尽管觉得是被突然赶回来了，胡强还是在零点前回到宿舍迅速打包行李，匆匆赶上了三点的飞机。就这样，35名劳工的工资由中建代发，机票由中建实际购买，分两批于7日、8日晚回国。

　　为生存祈求的几十个夜晚、加班深夜滚烫的土地和最后无休止的争吵，在起飞的一刻都变作如鲠在喉的记忆。

　　胡强拨弄着手中的迪拜货币，忍不住埋怨最后的工资都没按合同里的计算，“说是一天400迪拉姆，实际上是按一天385算的”。工友们嚷嚷着维权不会停止，因为缴纳的一万、两万的押金还没有拿回来，“当初就是为了这个钱，饿了那么多天”，胡强感叹。郭万俊则认为，工人们违反了合同约定，按照违约责任，应该每人赔付2万多人民币的，这笔钱他也没拿到。

　　王林在上海火车站讲起这段经历时态度反复、欲说还休，他明显感受到媒体报道带来的变化，“没想到这么快就能回来”。但他还有另一重顾虑，“中介是我朋友，他其实也是受害者。”而杨军则沉重地说了一句，“觉得说出去有点丢人，是我们给国家添麻烦了”。

　　上海站的吃饭和住宿，花的是回国前收到的一位律师和其他好心人的善款。掌管这笔钱的王林想把1万元还给律师，被律师回绝了。安徽工友们回国后买了小菜小聚，聚餐的时候有的工友想拿这笔钱买点酒，“买酒绝对不行，”王林说，“好心人的钱不能拿来挥霍，以后有什么事我们出来商量时就把这钱拿出来用。”但有工人表示并不知晓这笔善款。

　　杨军回到安徽，儿子一下子扑上来，说老爸你回来了，太好了。这趟回来，儿子不想让他出国了，护照也拿走了。以前的老板打电话让他去巴黎工作，被杨军婉拒了。其实他盘算着未来要给儿子买车买房子，还是要出去的，只是怕现在家人还接受不了。

　　郭万俊说，4月19日，所有劳工已全部回国。留在迪拜处理这些事宜的他觉得“最倒霉的”是自己，工人们都回国了，自己却回不去了。给工人办一张签证就要花费近两万人民币，郭万俊说办了60多张，房子的租金接近十万人民币，现在也退不掉了。再加上其他开销，他说自己个人损失两百多万元，这些都是从银行贷款和四处借来的。“我已经有家不能回了，想死的心都有。”

　　惦念郭万俊回国的还有这批工人。4月24日，王林告诉澎湃新闻，政府已经在帮他们处理押金问题了，现在就等郭万俊回来。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林、杨军、胡强、朱社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