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潘云良教授（右）与中国县域经济报总编辑孟宪江（左）在交谈。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党和国家为解决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作出的郑重承诺。

　　如何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如何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宏伟蓝图，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近日，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潘云良教授在接受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独家采访时提出，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作用，深化农村体制机制创新和改革，以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新时代发展新理念

　　记者：请您谈谈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历史背景，您对乡村振兴战略又是如何理解和认识的？

　　潘云良：乡村振兴是新时代赋予我们党无可替代的历史任务、时代使命。

　　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发展农业、造福农村、富裕农民，稳步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是治国安邦重中之重的大事。党的十九大再次对事关治国安邦大局的“三农”问题给予极大关注，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乡村振兴战略属于新发展理念范畴。其实，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尊崇革命发展观起，历经阶级斗争发展观、重点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时代下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一直在我们党执政中贯彻始终。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中遭遇到城乡不协调、地区之间不协调、产业不协调、政府和市场不协调、资本和劳动不协调等诸多问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下，党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就要以贯彻新发展理念为统领，以创新为内生动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协调发展，这是新时代赋予我们党的无可替代的历史任务、时代使命。

　　记者：如何理解新时代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国际上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和经验来作为参考借鉴？

　　潘云良： 今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因此，乡村振兴战略要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框架下来深刻领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由此看出，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全面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极其深远。

　　第一，小康社会题中之义。如何带领全国人民走上共同富裕之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为此进行了艰辛探索。党的十三大把“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顺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3.8亿中国人不仅全面解决温饱问题，而且还会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这将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就。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难点在乡村。如果乡村不发展，中国就不可能真正发展；乡村社会不实现小康，中国社会就不可能全面实现小康。

　　第二，落实好新发展理念。为什么党中央在这个时候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我认为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从客观方面说，过去不是不想振兴，而是条件不具备。因为任何国家都须先实现工业化，没有强大的工业做支撑，不可能有雄厚的财力去反哺农业；从主观原因来说，确实有认识问题。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十六大以后，协调发展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提出的。这是一个复合型题目，环环相扣，密不可分，必须以贯彻新发展理念为统领，来进一步落实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在具体工作中，要真正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一般的措施很难奏效，振兴乡村就自然而然上升为国家战略。

　　第三， 城镇化道路再探索。从人类文明史上来看，乡村衰落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是城市化和工业化驱动的必然结果。结合世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经验与教训来看，主要有“英国羊吃人式”和“拉美超前城市化式”两种形式。我们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探索出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道路，发挥政府作用，借助政策之手，调动全社会力量，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还有，实现乡村振兴，也是城里人回归自然，希冀田园，寻找乡愁生活理想的最好空间选择。

　　补齐乡村发展短板

　　记者：党中央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中，将产业兴旺放在了重要位置，各地的做法和探索主要也是以做大做强特色产业为主，他们的做法有哪些是值得推广总结的，有哪些是需要调整和改进的，或者是，在实践中还需要注意和注重哪些方面的问题？

　　潘云良：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根本。农村只有产业兴，才能人气旺；只有人气旺，才能活力足。振兴乡村，必须紧紧抓住振兴产业这个牛鼻子，加快构建富有活力、独具特色的农村现代产业体系。全国各地都有脱贫攻坚好的做法和经验。

　　实现乡村振兴，就是要将产业发展资金优先配置到具有特色优势致富产业领域，将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优先向贫困地区倾斜，大力推进贫困地区“一县一业”产业对接和“一村一品”致富产业培育。要鼓励和吸引更多非公企业到贫困地区投资创业，由被动“输血”变主动“造血”，既可帮助贫困人口提高收入，也可实现企业发展的战略延伸和可持续，释放贫困地区的市场潜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要通过改革激发乡村的内生动力，也要善于培养和借助外部促进力量。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是把有效外部力量内植于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有效方式。这支队伍的成员包括农村基层组织带头人、农业科技工作者、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农民企业家，也包括特大型央企等各种社会群体。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有助于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民安居乐业美好愿景的实现。

　　一是政企合作扶贫模式。这恐怕只有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实现。早在汶川地震之后的抗震救灾工作中，中央启动政企合作、对口支援模式，三年恢复重建目标，只用两年多就全面完成。惠州市惠阳区采用政企合作扶贫模式，区政府与碧桂园集团、华侨城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项目在当地落地实施。碧桂园分别与秋长街道茶园经济联合社、良井镇矮光经济联合社进行了签约，并向茶园村元山、老围、新围、禾场4个村民小组和良井镇矮光村东风、永新2村民小组分别发放了合作款，用于惠阳区良井镇、秋长街道两地美丽乡村项目。再比如，各地开展建设生态文明家园的“特色民居”、“幸福小镇”扶贫模式以及四川供销总社网店扶贫等等，都取得了良好的扶贫效果。

　　二是引入龙头企业模式。中央党校专门曾邀请贵州威宁县委杨书记介绍成功经验，重点研究各部委的扶贫工作。威宁县结合各地方实际情况确定扶贫项目，并且请农民自己选择扶贫项目，这样杜绝扶贫资金浪费、扶贫工程搞完闲置的现象。

　　他们引入龙头企业模式，利用国家政策扶持龙头企业，再由龙头企业到农村选择适合发展的产业项目。在农业产业项目开发中，一般农民个体无法到银行贷款，而银行和社会资金要投资扶持农村产业项目发展也很困难。龙头企业就不一样了，比如华润集团，整个项目运作有标准模式，企业与农民签协议，为农民提供标准化的种子、幼苗等，由农民来种植，收获之后企业负责收购和市场营销，贷款自然也由企业负责。收获时节即使市场价格有波动，集团也按照协议价格向农民收购。这是一种新型的农业合作社模式。

　　三是引入能人模式。引入能人模式即是选农村里的能人，由有养殖种植和经营专长的能人，规模化、规模化地带领农民养殖种植生产。能人带头创业，负责市场营销运作，发挥他们的示范作用，随之形成特色产业、特色品牌，带动一个区域的农民脱贫致富。这样的成功案例各地都有，比如内蒙古霍吉尔特蒙古族乡阿克加尔卓塔村能人姚斌（凤凰网），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和示范带动作用, 把村里的养殖大户、能人组织起来,牵头成立硕丰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养殖和种植规模，积极引导村民共同致富,成为致富“领头雁”。

　　四是网络电商模式。据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詹总介绍，全国供销总社借助下属六大公司，与各地方政府合作，建立起电商网络，助力全国农民致富。全国供销总社作为龙头企业，要求六大分公司在各地设立网络、建点，由总社统一对农民进行种植、养殖指导；县政府与之配套，支持建点资金。同时，县里还将特色产品放到供销总社销售网上统一打品牌、统一销售；总社结合不同地域，推出不同特色产品。　

　　记者：您认为当下我国农业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哪些主要问题？对此您还有哪些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潘云良：我认为当前农业、农村存在的问题和短板，需要补齐，主要有：

　　一是城乡之间不平衡问题。当前，我国脱离工业化一般模式的城乡差距问题，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障碍。首先，城乡收入差距是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的集中体现，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意味着农村劳动力和土地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受到抑制，社会生产规模低于潜在的社会生产力。其次，城乡差距造成农业生产规模和质量低于潜在发展水平，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部门制约了社会生产链条后端的二、三产业各部门的发展潜力。还有，农业人口城市化缓慢和农业人口的低劳动生产力和低收入，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在国际市场扩张受阻的情况下，国民经济发展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经济高速增长难以持续的局面。特别是，农村人口劳动生产率和消费能力的提高滞缓，以及城乡经济差距伴随的城乡社会差距扩大，制约了农村人口整体素质的提高，进而更制约了二、三产业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并从总体上制约国民素质的提高，不利于我国从追随型经济发展模式向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问题。近几年全国农村外出劳动力人数虽逐步增加，但转移的速度却有所趋缓。首先，转移的劳动力素质较低。主要表现在低学历的偏多，高学历的极少；体力型的偏多，经过专业培训和有专业技术的较少。低素质的劳动力只能从事脏、累、苦、重等工作，很难找到理想的岗位，挣得满意的收入。其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多属自发性、盲目性，使得外出务工人员的利益和权力难以得到保证。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自发的多，有组织的少，政府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缺乏有效地引导和管理，基本处于无序流动状态。由于缺乏宏观调节手段，劳动力输出后的情况无法了解，利益无法保护，容易发生各种社会乱象。

　　三是农村教育令人堪忧。由于教育资源的严重不平衡，我国出现了教育移民潮，导致产生中心城区和县城“大班额”，村学校“空心化”两个极端。这个问题，我曾经做过一些考察研究。我感觉到，农村教育移民潮产生主要有三种原因。第一是父母外出打工，孩子跟父母进入到城市。这些孩子大多数在城市的城乡接合部学校就读，虽然不是城市里最好的学校，但与农村的学校相比已经是天壤之别了，即使比县城里的学校也还要好。第二是由于农村学校教学质量不尽如人意。许多家长不希望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所以想方设法进行教育移民。经济条件好一点的，到城市里租房子，或者买房子，然后把孩子接到城市里；条件差一点的，就去城市打工，然后把孩子接来读书。第三是进城打工的家长带着孩子教育移民。

　　根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在2000年到2010年期间，我国农村小学减少了22.94万所，占原本总数的52.1%。除了农村小学，农村教学点在过去10年间亦减少11.1万个，占原本总数的六成；初中减少了1.06万所，减幅也超过1/4。在2000年2010年间，平均每天中国要消失 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和3所初中。有专家预测，从现在到2020年，我国将有3亿农民住进城市，农村学校数量还将继续锐减。

　　四是农村公共服务严重缺失。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是低标准的，在许多方面仍然存在着严重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生产性公共服务，如灌溉等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等严重不足。二是农村公共交通严重不足，政策性农村交通投入在一段时期加大投入后逐步减少，而主要依靠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方式来推动。三是环境保护、环境卫生设施严重不足。四是农村文化体育发展还远远不够。农村公共服务还远低于城镇的发展，远低于农村的需要，远低于农民的期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主要是各级政府提供，而提供的内容、方式、要求则完全是上级确定。在实际操作中，容易造成供需脱节甚至损害农民利益现象的出现。

　　激发内生发展动力

　　记者：您认为乡村振兴之路应该怎么走？请您谈谈如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才能既符合政策又切合实际需求？

　　潘云良：我国由于现阶段社会保障政策的缺失，导致农民在失去土地以后，也将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但是，如果单纯为了农民的生存，杜绝土地资源市场化，农民就无法富裕，农业也无法发展。所以要在相关政策保障下，通过市场的手段，把土地集中到经济组织或能人手里，才能真正盘活起来。我老家辽宁黑山县，成功地实施土地竞价承包法，大大提高了土地的收益，通过这种市场化的方式，使土地每亩收入从几百元增加到上千元。

　　从现实出发，我认为，激发乡村振兴建设活力，就需要制定完善实现土地、产业市场化新政策，实现农村要素良性流动。

　　土地是稀缺资源，引入市场化机制后，土地竞价承包溢价的部分以入股的形式分农民。土地是要长期种下去的，所以国家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在土地流转之后，承包人享有承包权、使用权、支配权，农民享有占有权。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新政策，给农民和农业投资者都吃了一颗“定心丸”。

　　当前阻碍“三农”工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薄弱环节主要集中在基层党组织时有涣散、基本经营制度不够完善、产业链交易成本过高、缺乏有效盈利模式、没有完善的信息平台、基本公共服务缺失、农村实用型人才匮乏等薄弱环节。

　　如何彻底改善这些薄弱环节，激发内生动力，实现乡村振兴？我的建议如是：

　　坚强组织体系。在农村人们都说，“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强不强，在于‘领头羊’。”针对个别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涣散等问题，一要健全责任机制，强化主业意识，全面落实县镇村三级党组织书记抓党建工作责任，把基层党建工作与经济发展同部署、同考核，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二要开展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实行示范带动，使基层党建工作学有先进、赶有目标。三要延伸服务触角，坚持“更直接、全覆盖、常态性、制度化”原则，积极搭建服务平台，实现联系群众常态化，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展精准扶贫为契机，坚持把发展农村经济和推动群众致富作为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措施，锻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完善基本制度。坚持党的农村政策，首要的就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是一句空口号，而是有实实在在的政策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又明确了农村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要看到，只有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才能实行“三权分置”。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行确权、登记、颁证后，农户流转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才能踏实、放心。同时，农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是否流转、怎样流转、流转给谁，只要依法合规，都要让农民自己做主，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无权干涉。

　　发挥人才作用。农村实用型人才，即是有一定知识或技能、为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服务并起示范作用的劳动者，包括农技推广人员、生产能手、经营能人、能工巧匠等，是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培养造就这样一支规模宏大、素质较高、结构合理的农村实用型人才队伍，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

　　培养农村实用型人才，要结合本地产业发展和生产结构调整实际，制订农村实用型人才培养规划；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全面提高农村青年的科技文化素质；着力培养一批长于经营、精于管理、善于创业、乐于奉献的复合型人才；要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实用型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激励机制；要建立政府表彰和社会激励相结合的人才评价体系，重奖在科技开发、科技承包、生产经营和社会服务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才，营造尊重、关心和爱护人才的氛围。

　　降低农业成本。无论是延长产业链还是做深产业链，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是产业链上下游的交易成本高。针对户均规模小、交易信息传递不完全、农业产业化职能部门混乱监管等原因导致交易成本高问题，要联合农户促进规模经营，协助农户进行集体交易谈判，保护农户交易所得和资产收益，同时还要加大信息平台建设力度，进一步整合服务农业产业的各项职能，加强与涉农职能部门的合作，实现降低交易成本。乡村振兴不应以经济组织整合农业产业时长期亏损为代价，否则任何经济组织的业务都比较难开展、也难以赢得政府支持。

　　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是由政府主导、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基本需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共服务，是公共服务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是最基本的民生需求，也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底线”。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加大力度解决“三农”问题，成绩有目共睹。特别是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以下。

　　截止2017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3046万人，数量仍然不少，而且剩下的都是“硬骨头”。所以，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这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

　　展望未来，我们坚信，矢志不移，积极作为，坚持实践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美丽乡村的梦想一定成为实现。

　　文字整理/徐彦泓

　　编辑点评：情寄山水乡愁

　　潘云良老师常走基层，治学理论讲课都比较严谨，接受采访也非常求真务实，他站在理论和思想的高度上，为我们解读了新时代“三农”问题的基本形势，以及党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重大决策的历史必然性。

　　理性思考

　　借鉴别国经验，遵循历史规律。潘云良老师说，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乡村振兴战略并列在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七大战略”之中，可见对乡村振兴的高度重视。作为国家战略，乡村振兴是关系全局性、长远性、前瞻性的国家总布局，也是国家发展的核心和关键问题。

　　从现实角度来说，乡村振兴正是关系到我国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差别、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关系到中国整体发展是否均衡，是否能实现城乡统筹、农业一体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明确的发展思路、目标任务和具体措施。

　　从历史角度来讲，多年来，党中央一以贯之地坚持“三农”优先，连续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以“三农”问题为主题，这是面向农村问题基本现状的制度选择。坚持“三农”优先，在许多政策倾斜、支持力度方面自十八大以来就更加突出了。

　　从国际经验角度来看，乡村衰落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是城市化和工业化驱动的必然结果。乡村衰落主要有“英国羊吃人式”和“拉美超前城市化式”两种形式。英国的快速工业发展之路，拉丁美洲式的过度城市化和超前城市化发展方式，都导致了乡村的衰落。同时还出现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回过头来解决这些问题时，需要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沉重的，伤害性也很巨大。

　　潘云良老师说，解决好了农村的问题，才能最终解决好国家的根本问题。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这正是我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差别、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是我国经济社会整体发展实现均衡协调，实现城乡统筹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实践探索

　　积极探索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潘云良老师用他家乡——辽宁省黑山县的实践，告诉我们乡村振兴的路径和难点问题。黑山县就是依靠农村产业的综合性提升和发展，摆脱贫困，让农民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在经济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社会建设乡村治理和城乡协调工作问题上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的收入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要想增加收入，更多还是来自多渠道多种方式的就业。

　　农民在土地上就业。一种情况是农民承包和流转的土地, 土地既是生产资料又是劳动对象, 农民运用体力和脑力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从而获得农业收入。但是 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收入增长空间极为有限, 新的生产方式是，农民通过技能培训，参与到发展生态旅游休闲观光农业及现代产业模式下的高端智慧农业中去，用新的经营理念发展绿色有机食品，满足消费者新的需求, 用高质量获得高附加值, 从而增加劳动收入。

　　农民就地进入到二三产业中来，通过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增加农民就业和增收。这种方式目前在各地广为推行，效果也很明显。公司加农户，农村合作经营，龙头企业带动等都是这种经营方式的现实表现。其关键点在于，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农村的新产业、新业态, 如农产品网购、电商、乡村旅游、乡村新型康养等等, 让农民在耕地之外能获得更多就业机会, 从而增加经营收入或工资收入。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改善供给，丰富消费，延长产业链, 既为农民就业打开了空间, 又为农民分享二三产业增值收益找到了现实渠道。

　　当然，乡村振兴的目标并不仅仅在于农民的增收和农村产业的兴旺，更多的还有，农村面貌的改善，农民教育水平的提升，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均衡程度，等等。

　　城乡融合

　　振兴乡村，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人才是关键。潘云良老师非常认真地说，他有一点特别担忧，就是目前农村发展中出现的普遍问题是，有效劳动力和生产经营能人严重流失。原因就在于城镇化是一个竞争性过程, 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竞争性选择, 根本原因是农业收入远低于二三产业, 乡村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与城市有很大差别，造成了农村各类人才流失非常严重。

　　人才缺乏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根本性障碍。破解这一障碍的根本途径是构建新型城乡关系, 通过改革打破乡村要素单向流入城市的格局, 疏通进城与下乡的双向渠道, 引导吸引更多的资金、管理、人才等要素向乡村流动，形成产业企业下乡农产品进城的新格局。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历史的新高度上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关键因素——人的问题进行了重要政策部署:一是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二是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三是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四是吸引支持企业家、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医生教师、技能人才等服务乡村振兴事业。五是创新乡村人才培育引进使用机制。

　　潘云良老师说，乡村振兴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和宏伟的目标，所以，它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需要我们进行百倍的努力，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持之以恒，一步一步向目标迈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最根本的核心是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目前我国农业不发达、农村不兴旺、农民不富裕的“三农”问题。通过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达到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协调，促进农业、加工业、现代服务业的“三业”融合发展，真正实现农业发展、农村变样、农民受惠，最终建成“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留得住人心和诗与远方的美丽乡村、美丽中国。

　　通俗的说，只有有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每个人有尊严地生活在生态优美宜人经济繁荣昌盛的祖国大家庭里，这才是实施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和归宿。 （中国县域经济报总编辑孟宪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