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文化名人访，我是陈亮，最近国内的演艺经济市场发展得有声有色，随着首个国内的演艺票房排行榜--2012中国演艺票房排行榜在深圳的发布，紧接着在北京，首都2013文化贸易发展报告也随之发布。作为建设中的世界城市和国际文化中心，北京正在实现着从东方演艺之都到亚洲演艺之都的目标跨越。同时，我们的演艺市场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竞争加剧，演艺行业如何生存、发展和转型成为成我们非常关注的话题，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民营演出联盟副秘书长、中亚文化投资公司董事长傅楠先生作客我们的演播室，欢迎傅先生。
傅楠：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陈亮：这几年，我们知道“中亚”的发展可以说是如火如荼，2010年，“中亚”完成了票房4000万元，2011年，完成5000万元。连续三年策划和承办的演艺活动可以说是场场盈利。去年的票房数据出来了，对于这个数据您还满意吗？
傅楠：去年我们在全国各地大概就做了三十天的演出，不仅有票房还有大的演艺，做了将近一个亿，但是去年下半年有一些项目投资亏损，评估下来可能赚取100万的盈利。
陈亮：中国的演出市场会有它自己的特点，比如有一部分是政府采购，最近，中央的八项规定我们都知道，尤其是节俭方面，它推出以后会对我们的演出市场有什么影响吗？
傅楠：中国的演出市场规律是，在建国的头三十年，演出是为政治服务，后三十年是为经济发展服务，最近才是为演出以及文化产业本体服务，自称为自己的服务。八项规定出台以后，对演出市场又有一些新的引导，我认为一些大的演出机构、环境也必须要有一些新的模式、新的理念来适应新的发展点，而不是局限在常态的、固有的模式中。
陈亮：是的，这个要适应市场，寻找新的发展点。我们了解到您曾经提出过演艺市场是五年一个周期，那么关于五年一个周期，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请您给我们讲讲这个五年一个周期是什么？
傅楠：这个五年的周期是按我参与这个演出事业的20年，来做的一个评估，流行演唱会进入到中国内地是80年的末期，通过沿海地区进入到大陆，九十年代初期，那个时候演出完全就是走秀，那是一个还不成熟的艺人经济市场。通过简单的拼盘，打两个电话，那个时候通讯、网络还不太发达，找到艺人以后，演员到地方上演出，就能卖票，是简单的一个营销方式。但是到九十年代的中后期，特别是香港回归以后，这个时候对咱们的演艺、流行音乐有一个大的冲击。
97年以后对于中国大陆的演出是一个大的发展期，但到了2002年、2003年非典的时候，因为演出不能聚集，又受到一些小的影响。然后又是一个发展期，到奥运。奥运以后，演出活动又要为体育事业作出一些让步，确保大的主流演出，商业演出又受到一些小的影响。包括2008年的地震，艺人也好，公司也好，做的更多的是公益性的演出，而非商业性的。
2009年以后，又有一个飞速发展，这个时间段我们引进的张学友的《二分之一世纪》，在全国巡演150场，票房达到10多个亿，利润是几个亿，这个申请了世界基尼斯记录，包括做陈弈迅的演出、滚石的演出，在2012年的时候达到了一个顶峰。但去年年底今年上半年，中央八项规定出来以后，我们规范了未来的演出市场，有一个调整期，我们希望通过有效的整理，把演出市场做得更规范、更有序、更有专业化程度，下一个五年就会有一个更好的平台上升期。
陈亮：是的，刚才您帮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回顾，那么在整个行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知道要讲究创新讲究品牌，从最初的简单拼盘发展到今天，我们会有一些自己的品牌，那么您怎么看待我们演艺市场的品牌建设？
傅楠：10年以前，孟欣就做了一个很好的品牌《同一首歌》，那么《同一首歌》所到的地方很受地方政府的关注、认同，也受到广大观众朋友的喜欢，因为就是把电视上的歌手跟现场的有效结合，包括后来中央电视台又推出的《中华情》、《欢乐中国行》。我们也联合这些品牌做了一些大的地方推广，得到了认同，但是之后因为有些政策变化，中央电视台一些大演艺类栏目到地方演出逐渐减少，这部分空间的让出，给地方电视台的演艺栏目空出了蓬勃发展的机遇期，例如《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等。
说到旅游演出，张艺谋10多年前就给中国的一些大好河山做过一些宣传演出，像《印象刘三姐》、《印象丽江》这些都是做得很好的。《印象刘三姐》一年基本上没有淡季，除了春节，还有涨水的时候不能演出，平时多的时候一天能演三场，少的时候也是两场一场，这些演出带动了当地的旅游发展。前几天在西安的华清池，我们看到一个大的诗经演出，叫做《长恨歌》，也是每天很火爆，经营效果也不错，演艺效果也不错。这是旅游演出品牌。在国内，像杨丽萍，她的《孔雀》，《藏谜》，《云南印象》在全国巡演过程中既得到受众的认同，也得到高的效益回报。
中国还是缺少一些类似于像《妈妈咪呀》，《红磨坊》，《迪斯尼》的品牌，那么作为民营企业也好，国有院线剧场也好，也在探索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能给产业形成一种不断增值的品牌力量。
陈亮：应该是适应咱们国内的这种演出环境的方式。伴随着我们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逐步完成，可以说演艺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经济活动，与以前演出效果好不好相比，现在可能更多看重的是经济效益。对此，您怎么看，您怎么理解演艺这个概念呢？
傅楠：像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再往深层次考虑一下，就是解决演出市场为的是谁的问题。以前我们演出是为政府，为大众形象，现在要把这部分为国家的慢慢变向演给更多的受众，让老百姓、让观众愿意走进剧场，走进体育馆，走进体育场，去买单、去消费。五月天在鸟巢的演出，很受欢迎，在鸟巢就做了两场，有10万年轻的观众去观看。在去年7月份萧敬腾在五棵松巡演时，7月21号下大雨，但还是有很多年轻的观众为了他的歌，不惧风雨到五棵松，那天晚上我们也在现场，挺感动。所以就是说解决咱们这个演出是为了谁，到底是企业定制服务吗，政府定制的组织晚会吗？
就受众细分，为40岁以上的讲经典，年轻的音乐朋友做的就是演出。包括在国外的一些很好的音乐节的模式，现在国内也在慢慢兴起。
陈亮：在北京也会有一些。
傅楠：《草莓音乐节》、《草原音乐节》、《热波音乐节》，我前两天从哈尔滨来，哈尔滨第一个音乐节即将落幕，叫做《嘎鲁音乐节》，因为哈尔滨以前形容天鹅的叫声就是嘎鲁，所以它这个《嘎鲁音乐节》就是给艺人提供一些创作的渠道。
陈亮：好的，我们现在会有一些文化企业，他们可能会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牺牲文化品位，一味地去迎合一些大众的口味，推广一些演出作品，那么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傅楠：作为一个长期持续为演出奋斗的民营企业家，我们更看中的是兼顾文化品牌，也要兼顾大众的观赏趋向，过于低俗的，没有正能量的节目，它的生存价值是不大的。一个剧也好，一个演出也好，如果要持续下去，就要有吸引力，例如汪峰的《存在》，就是给大家一种年轻的蓬勃向上的振奋感。许巍刚刚在北京的演出也很成功。都是给年轻人一种励志。这种演出我们觉得就应该更多的去支持、去参与。
如果是一些小众的，或者是在一些边远地区的脱衣舞，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有些《红磨坊》的表演，它表演的是人体艺术。但是变成色情就不行了。所以说如果是用艺术的方式去看一些表演形式，我们觉得还是可行的。如果是变成低俗倾向的，应该是予以制止的。
陈亮：我们刚才回顾了这个整个行业的发展过程。包括我们的趋向，那么在演艺这个经济链条上我们需要注意那些方面？我们和国外比，除了缺环境，还缺哪些？
傅楠：我在今年年初到韩国，准备引进去年全世界最红的那个艺人“鸟叔”，到鸟巢做个人演唱会。“鸟叔”在伯克利音乐学院跟王力宏是校友。但是他在欧美国家排的档期已经很满了。所以暂时没有把他邀请成行。但在韩国，我们通过渠道，和韩国三大唱片娱乐影音公司，SM公司、YG公司和JYP公司作了一些沟通。他们的商业模式，通过二三十年的积累，已经做得很成熟。
以SM为例，SM总裁李秀满先生在80年代就成立公司，他们在江南区有两栋的很好的大楼。他们对几百个10岁以下的孩子进行培养。培养到十多岁以后形成组合，进行包装、进行打榜。参加韩国的《好声音》，韩国的《我是歌手》。成熟之后到日本、到东南亚、到欧美国家进行演出。对于韩国的组织机构，演出收益只是一部分，更多的是唱片发行还有版税的收益。但是在咱们国家，现在对于音乐的版权的保护还有个过程。我们更多的收益就是在演出，一个演出的票房或赞助的收益如果大于成本，就可能获利。如果是低于了成本，就亏损。现在中国演出的商业市场大部分还是亏损，因为它不成熟，还有一个高的制作成本。
陈亮：目前国内的主要的一些演出商，他们的盈利模式是什么，是否有些创新的点，比如说一些新媒介、新技术的渠道的应用。
傅楠：传统的演出商，特别是民营演出商的生存模式，一种是引进优势的演艺项目，比如说张学友、陈弈迅、五月天这种优势项目，这部分渠道掌握在中国不太多的一些演出机构和经纪人手里面，还有一部分是通过给大企业、政府做服务，做定制晚会，你给我费用，我给你做主题晚会，做艺人策略，做艺人代理，得到自己的一个生存价值。
但是最近，我们也在思考，我们集团总部在成都，我给成都无线音乐基地的老总何丹做交流，以前北京的一些做音乐的大腕，比如说宋柯，他们最近老往成都去，他手上有2000首音乐，那么通过无线音乐增值，通过彩铃服务得到一个新的市场价值，在前年，凤凰传奇有一首歌，叫《最炫民族风》，当时他的彩铃的分账是两千多万，去年中国好声音推出一个学员叫李代沫，李代沫唱的曲婉婷的《我的歌声里》，当时大家也很喜欢，这首歌的彩铃分账是分给了曲婉婷的公司。因为它的版权不在李代沫，那么分了将近两千万。
我们现在在新的环境下，也必须思考新的方式，其中就是手机的无线合作，包括以后无线手机电视。在国外，手机电视越来越普及。在国内手机电视也在慢慢的发展壮大。未来我们把一些好的MV做好，包括我们最近在策划的“手机音乐会”，举个例子，我们邀请齐秦先生到珠峰上，只有一百个现场观众，我们对全国的观众进行手机直播。
陈亮：这个模式非常有意思。
傅楠：唱他的歌，最后通过视频下载的方式进行分账，得到一些收益。这就是未来必须思考的版权、彩铃、视频下载。
陈亮：看来在未来销售渠道的建设和模式的创新真的非常重要。那么怎么把这个产业的盘子做大，文化做足？一些行业性的联盟在这里又会起到什么作用呢？
傅楠：对，我们在去年6月9号成立了“中国民营演出联盟”。之前在中国的演出市场上已经有“北方院线联盟”、“西部演出联盟”、“东部演出联盟”、“长江三角演出联盟”，都是通过一个区域的模式形成一个联动。然后我们把资源、资本、经营模式更有效的整理盘活，为的就是降低风险的目的。
陈亮：关于票务这方面，我们知道在国外像《妈妈咪呀》，不需要特别多的宣传。但在国内的话就需要打一些广告，比如说报纸、地铁广告，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怎样推广呢？
傅楠：在大环境下，我们已经给文化部、中宣部做过适当的建议，能否出台相关的政策。像《妈妈咪呀》的演出，它全世界的观众已经达到2500万人次。到了英国，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会组织去看一场类似于《妈妈咪呀》、《狮子王》的演出。这是通过旅行的方式解决的。
那么同样一个《猫》剧，《猫》在美国，40到60美金就可以看。引进到国内，在人民大会堂门票就会卖到1800人民币。国内的演出，高制作成本、高的场地租赁、高的安保费用，包括营销，在海外的一些演出不需要作太多的宣传。宋祖英到英国的阿尔波特音乐厅做个人音乐会。阿尔波特这个音乐厅有28万的欧洲用户，他们在网上传递信息，时间、地点，宋祖英的“东方碰见西方”的这个文化形式，人家很快就把票卖完了。而在中国演出市场，要对40岁、50岁以上的受众和10岁以下的受众进行宣传。
在北京，如果做一个大型演唱会。首先要选择报纸媒体，《新京报》、《精品购物指南》这个要有。另外，户外首选地铁、公交车身、楼宇广告，这些必须要投放。电视投放一般投放不了，因为电视投放成本过高。
陈亮：或者是广播。
傅楠：广播还可以，还有网络。我们去年在五棵松做李宇春个唱，我们的整体成本600多万。投入的宣传成本80万。虽然宣传是后续的，因为我们提前40天开始卖票，但一个多小时票就卖完了。创造了中国去年演出的票房之王。但是后面80万的宣传投放，还是投放进去。一般一个演唱会我们会涉及到大概5%到15%之间的营销成本。所以我们希望有关部门、有关媒体能在关注演出、关注文化事业的时候，给演出一个低的、亲情的、扶持的成本。在海外包括欧美国家的很多场地，国家是有补贴的。按照正常的该3万美金的，有可能因为它作为引进项目，或者优势的文化项目，会做成8千的租金。
现在中国的演出市场，我们也希望有关部门也能给予一些支持，把场馆，把配套设施服务费用做一些补贴，这样就能够降低票价。比如说张学友在红磡首演的时候场地票680港币。但在北京工体的时候是2380人民币。因为成本比较高。所以通过一些方式方法，当然也要我们通过拉一些赞助企业来降低成本。现在还有一些现象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比较少，在一些中小城市，要票的、送票的情况还是很多。因为票一旦送出去以后，有效票就会变少。
陈亮：好的，刚才我们从整个行业的发展、过程、渠道，以及我们所需要的环境进行了畅谈。作为行业代表性的栏目《文化名人访》一定会支持我们文化行业的发展，也希望我们整个文化行业在方方面面，都会变得更好，有一个长足的发展。再次感谢傅先生，也感谢收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会。我是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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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鲲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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