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古建文化遗产就是保存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根脉

　　●包括故宫在内的古建文化遗产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承载者，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古建筑是认知历史、传承文明的有效载体，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深邃智慧

　　●故宫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古代建筑理念的核心表达

　　●传统与科学要保持平衡，需要我们在工作中保持审慎的态度，但最基本的理念还是要把传统坚持下来

　　人物简介

　　王时伟

　　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原总工程师、研究馆员。清华大学建筑系古建专业毕业，从事古建筑保护研究设计工作40余年，现任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理事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生导师。完成多项故宫及国内文物建筑保护设计工作，主持故宫倦勤斋及乾隆花园保护项目，在国内外获得很高评价；主持新加坡凤山寺保护修缮项目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0年度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卓越奖。主编《倦勤斋研究与保护》《乾隆遗珍：故宫博物院宁寿宫花园历史研究与文物保护规划》《木艺奢华》等专著。

　　白雪红墙，宫殿巍峨。进入冬季，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过后，故宫六百多年的风韵尽显。

　　作为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故宫今天依旧能够以盛世原貌展现在世人面前，离不开古建专家不间断的修缮和保护。

　　王时伟在故宫博物院工作40余年，一直从事古建筑的研究保护工作。他从对单体建筑的测绘、记录开始，到对建筑的保护修复、设计，进而成为这一领域专家，为中国古建筑的保护、修复工作作出了重要探索：倦勤斋保护工程是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首次大规模对室内装饰装修进行的保护工程，在故宫保护与维修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建福宫花园项目是故宫内首次开展的大规模复建工程；新加坡凤山寺项目对新加坡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改善及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时伟说，包括故宫在内的古建文化遗产是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承载者，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保护古建文化遗产就是保存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根脉。”在王时伟看来，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古建筑保护思想和理论体系的研究和探讨，不仅是发展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需要，更是传承发展以古建筑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就读“古建‘黄埔’一期”

　　王时伟自参加工作就与古建筑打交道。

　　1975年，王时伟高中毕业，正赶上故宫到学校招人，19岁的王时伟由此进入故宫工作。

　　当时正值国内文物工作开始恢复，故宫的古建筑群亟须修缮、保护。王时伟在老同志的指导下学习勘察、测量，做古建筑的修缮设计工作。王时伟回忆，当时故宫采取边学习边工作的方式培养技术人才，他先后参与了故宫东南角楼、西南角楼、寿皇门等勘察设计工作，完成皇极殿一区建筑制档等工作。

　　“从在书本中读到故宫建筑，到工作实践中亲手去触摸每一根梁柱、砖瓦、彩绘，再把它们转化为图纸，指导修缮保护工作，不仅让我大体掌握了清代官式建筑的基本特征，更培养了我对中国古建艺术的兴趣，锻炼了自己的研究设计能力。”王时伟说。

　　1982年国家文物局与清华大学建筑系合作开办古建专业班，基本功扎实的王时伟顺利通过考试进入古建班学习。回忆这段学习过程，王时伟十分感慨，这个班可谓“古建‘黄埔’一期”，也是唯一一期。老师中既有梁思成先生的同辈吴良镛、陈志华、汪坦等大师，也有梁思成的弟子徐伯安、郭黛姮、楼庆西等业界翘楚，还有罗哲文、祁英涛、杜仙洲、杨烈等古建、文博界的代表人物。

　　王时伟在古建班里学习了近3年时间。“我们系统学习了古建筑史、外国建筑史、古建测绘、古代文献查阅、古建筑鉴定等一系列专业课和宋代《营造法式》、清代工部《工程做法》两部重要的建筑学著作。”王时伟说，除了课堂学习，他们还沿着当年梁思成考察古建筑的线路，实地考察和调研各时代的建筑遗存，完成了由认知到感知的过程，为日后研究保护建筑文化遗产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

　　毕业后，王时伟和同学们分赴建筑遗产保护的第一线。在王时伟看来，古建班虽然只举办了一次，但对于中国古建领域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古建班是系统按照梁思成先生的古建研究方法展开学习的，后来有关古建教学的很多模式也是从这个班开始的。”王时伟说，“从梁思成先生算起，我们是中国古建研究保护第三代传承人，同时，我们又是新中国自主培养的第一代古建人。”随着老一辈专家学者逐渐退休，王时伟和同学们又接续成为中国古建研究保护的领军人物。

　　领衔故宫首次全面测绘

　　1986年，王时伟被借调到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工作。在这里他有机会参与全国各地的文物建筑保护、研究、管理工作。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各朝各代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存，在罗哲文、杨烈两位老先生的指导下，王时伟远赴新疆、青海、山西、辽宁等地调研古建筑的保护状况。

　　“辽宁奉国寺、新疆石窟寺、青海瞿昙寺……这些调研、勘察极大地开阔了我的专业视野，丰富了专业知识。”1988年，王时伟从国家文物局回到故宫，此时他领衔的第一个重要项目就是对故宫进行测绘。

　　故宫是占地面积约72万平方米的古建筑群，历史上几乎没有留下建筑图纸。梁思成领导的营造学社曾在20世纪30年代对中轴线上的个别建筑做过测绘，但对于故宫全貌的认识当时还是空白。随着对故宫修缮工作的逐步开展，摸清故宫建筑家底成为当务之急。

　　王时伟带领10余人组成工作专班，使用钢尺、皮尺等工具，用最原始的手工测绘方法，一间一间地测量故宫建筑。

　　“这是给故宫做的一个全方位的测绘，除了大家外观上能看见的这些柱子、横梁等结构外，还有很多大家看不见的地方，比如大屋檐下面的房架，我们要钻到里面，一点一点量，一点一点画，丝毫不能马虎。”王时伟说。

　　从炎炎夏日到冰雪寒冬，王时伟带着工作专班用了将近5年时间，完成了对故宫建筑的完整测绘，为故宫后来的修缮保护工作打下了重要的数据基础。“这可以算是故宫建筑最早的数字化尝试。”王时伟说。

　　现在这些图纸都存放在故宫博物院的档案馆里，它们本身也成为故宫文物的一部分。对这些图纸，王时伟很有感情，他说：“看这些图纸，虽然都是按照规范操作的，但不同的人风格不一样，有的人画得真是漂亮，这种差异其实就包含了大家对古建理解的差异。”

　　主持故宫重要修缮工程

　　中国很多古建筑能够屹立千年不倒，一方面是特殊的木架结构及榫卯连接方式起到重要作用，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的保护作用。

　　2020年，故宫迎来建成600年纪念。王时伟说，故宫历经600年风雨，如今依然熠熠生辉，靠的就是不间断的修缮和保护。

　　王时伟介绍，明清时期故宫进行过多次大修，新中国成立后又有三次集中性的大修，他参加了后两次。

　　新中国成立当年，故宫工程小组就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为原则，逐步改善了建筑的保存状况，当时单是故宫里的垃圾就清运了25万立方米。此后在1956年，故宫启动对西北角楼的落架大修。

　　第二次大修，从1974年开始，持续了7年时间。当时故宫古建施工队招收了457名技术工人，王时伟就是其中一员。工人们跟着老师傅，参加了午门正楼、东西雁翅楼、太和门东西朝房、钟粹宫、景仁宫、养心殿、慈宁花园、东南角楼等修缮工程。

　　2002年，故宫又到了不得不修的程度了。当年，以武英殿大修作为试点工程，故宫的新一次大修拉开了序幕。

　　在启动试点工程的同时，经过3年时间调研制定的《故宫保护总体规划大纲》在2005年得到国家文物局批复。大纲确定此次大修工程的目标是完整保护和整体维修故宫建筑群，其中远期目标持续至2020年。

　　这次修缮，是自1911年后故宫的首次整体大修。此时，王时伟已是故宫古建筑设计工作的主要负责人，重要修缮工程的设计工作均由其主导完成。“在保护的前提下，我们按照传统的工艺、材料，再辅以现代的科学技术，将故宫的主要建筑初步恢复到康乾盛世的面貌，再现了故宫的辉煌和雄伟壮丽。”王时伟说。

　　在这期间，王时伟还主持完成了建福宫花园项目，这是目前故宫内唯一一个复建项目。建福宫花园，为乾隆初年在紫禁城内开辟的一处皇家花园。1923年6月27日，整座花园连同无数珍宝被一场大火化为灰烬。1999年初，国务院正式批准立项建福宫花园复建项目。

　　王时伟说，为尽最大可能还原建福宫花园的原貌，他们专门组织了档案搜集小组，从历史档案、建筑遗迹中，找到可供参考的细节。同时，重建施工基本采用传统工艺技术，用料上也尽量与过去保持一致。2006年5月，历时5年的建福宫花园复建工程圆满竣工。

　　在传统的修复技艺中融合现代科技，故宫在一代一代古建人的保护中，不断获得新生。

　　对话

　　理解中华文化，古籍文献和古建筑是互补的

　　壹 故宫是中国古代建筑理念的核心表达

　　记者：与古籍文献相比，古建筑承载着什么样的文化意义？

　　王时伟：首先是形态不一样。古籍一般是通过文字、图画等介质来传承、传播，更偏重精神、思想层面的感知。古建筑是一个很综合的物质载体，通过实体来展示它身上所承载的文化、历史乃至科技。

　　其次，对于理解中华文化来说，古籍文献和古建筑两者又是互补的，一个是精神上的，一个是物质上的，一个有文字，一个是无字的。很多东西，单从文献是看不出来的，必须结合实体古建筑进行研究。

　　我们对古建筑的渊源、设计、结构特点及艺术成就的追溯，就是以古建筑为出发点，研究不同时代的审美情趣和历史文化，同时对当代古建保护的继承与创新进行探讨。

　　概括来看，古建筑是认知历史、传承文明的有效载体，古建筑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深邃智慧，推动古建筑的保护传承，不仅可以保存历史记忆、赓续中华文脉，更对坚定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具体到古建筑上是如何体现的？

　　王时伟：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在古建筑上都有很好的体现。

　　比如连续性，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中国古建筑的核心特征都是木结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榫卯结构，从汉唐到明清，虽然局部有差异，但对这种结构的使用和发展是连续的。

　　创新性在古建中体现得最为突出。古代建筑师们通过对木材本身的艺术加工，形成不同的构件、部件，进而巧妙地把建筑功能、结构和艺术统一起来形成一座座单体建筑，再将单体建筑组合，形成群落。留存到今天的古建筑，每一座都有独一无二的形象特征。再看统一性，中国古代对于很多建筑形制是有明确规定的，比如城垣建筑的布局要合乎规制，比如文庙要有哪些组成部分、什么形制，这都非常明确。这就是通过蕴藏在建筑中的意象来彰显中央王朝的统一性。

　　包容性最具代表性的是圆明园。圆明园地处北京却汇集了众多江南元素，还有大量建筑使用了当时的西方建筑风格。

　　和平性，主要体现在对外交往上。比如在唐代，日本和韩国派遣了大量遣唐使，学习中国文化，其中就有中国的建筑技术。日本唐招提寺的主体建筑金堂，与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十分相似。梁思成先生曾说过：“对于中国唐代建筑的研究来说，没有比唐招提寺金堂更好的借鉴了。”韩国首尔的崇礼门，被誉为韩国的“一号国宝”，也反映了晚唐时期的建筑特点。

　　记者：从故宫来看，古建筑展现了一种什么样的人文理念？

　　王时伟：古代宫城的营建，要遵循一些基本的规制。故宫是中国官式建筑的集大成者，首先它的布局一定是合乎礼制的。故宫采取与《周礼·考工记》相近的都城设计：前朝后寝，左祖右社。南半部为前朝，北半部则为后寝，太庙和社稷坛分居东西两侧。

　　其次，故宫展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比如依山傍水，故宫北面为景山，南面为金水河。这两处都是修建故宫时的人造景观，以山水相呼应，实现了古人与天地自然和谐一致的建筑理念。

　　从功能布局看，故宫主要包括前朝区和内廷区。前朝建筑位于紫禁城南部，主要包括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是举行重要仪式的场所。内廷建筑主要位于故宫的北部，是皇室的生活区。这样的布局，可以理解为阴阳相济之道。

　　从某种程度上说，故宫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缩影，故宫也是中国古代建筑理念的核心表达。

　　贰 传统与科学要保持平衡

　　记者：古建筑修复有哪些必须遵守的原则？在这过程中，传统与科学该如何平衡？

　　王时伟：针对文物建筑的修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应当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原则。在具体操作中，我们的基本原则就是坚持传统，即坚持传统工艺、传统材料。

　　比如在故宫的修复过程中，不仅有对建筑外部大木结构、瓦顶保护及油饰彩画的修复，还延伸到精致巧妙的室内装潢。很多修复工作面临着工艺失传、材料原物恢复难度高等挑战，为此故宫专家曾分赴全国各地，寻访民间高手，寻找工艺传承的脉络。

　　但从另一方面看，并不是说传统的就是最科学的。比如故宫古建筑上的油饰彩画，古代的工匠会先在木头上画出花纹，然后再上一层由桐油熬制的光油。我们用科学手段分析发现，以这种方式在木头上完成的彩绘，画上去后很快就会结斑，我们现在就对这种工艺进行了改良。

　　同时，随着科技的进步，一些新的技术手段或者材料也会介入到古建修复工作中来。传统与科学要保持平衡，需要我们在工作中保持审慎的态度，但最基本的理念还是要把传统坚持下来。

　　记者：用当下的话说，科技对古建修复是一种“赋能”？

　　王时伟：对的。特别是数字化技术在古建保护方面已经开始广泛应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比如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是一种可以自主发射激光、与目标无须接触就可以获取目标物体表面点云数据的测量方法，该测量方法精度极高，是当前测绘技术的重大创新。在古建筑的病害调查工作中，现在可以通过CT扫描等多种手段，进行病害评估和虚拟修复，可以避免因接触对文物可能造成的二次伤害，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

　　古建筑的保护修复和其他文物工作一样，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也是多学科交叉渗透形成的一门科学。基于此，2016年12月故宫文物医院正式挂牌成立，我们希望在采用传统工艺保养修复文物的同时，也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故宫博物院为这座文物医院配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文物“诊疗”设备，如文物专用CT机、显微观察设备、材料分析设备、无损探伤设备等，使现代科学技术能够更好地造福于文物修复工作。

　　叁 在古建保护领域贡献“中国经验”

　　记者：故宫乾隆花园（宁寿宫花园）等是中外合作修复项目，在这样的国际合作中，我们取得了什么样的经验？

　　王时伟：从大的方面讲，大家对古建筑的保护理念是一致的。西方的建筑主要是砖石结构，建筑里面会有一些壁画、油画类，中国的建筑主要是木结构，上面一般有一些油饰彩画。所以采取的保护方法、方式有区别，面对物质载体的不同，在具体工作上大家互通有无、互相借鉴。

　　以乾隆花园为例，整个修缮工程不仅充分借鉴了先进的建筑和文物修复理念，同时大家也遵循客观规律、不教条。倦勤斋内留有宫廷画师郎世宁及其徒弟王幼学的作品，这是世界仅存的巨幅通景画。在对通景画的具体修复和保护手法上，若按照欧洲传统保护理念，贴在墙面上的通景画属于不可移动文物，根据他们的“最少干预”原则，只能在原处进行必要的清洗和技术修复。而我们经过调查分析，这幅通景画虽然是按西方技法绘就，但用的仍是中国画的装裱技术，画是裱在木架上再整体贴在墙面上的。所以在对通景画的修复上，最后采用的是我们的方案：按照中国传统的“揭画”工艺，先把整幅画从墙面上剥离下来，派故宫博物院最好的古画装裱团队，在完成洗、揭、补、托等核心工作后，再重新把通景画裱糊回去、恢复原位。托裱通景画的纸张叫桑皮纸，完全依赖手工制成。修复后的通景画，得到合作方同行高度肯定。

　　乾隆花园项目，充分体现了中国对建筑遗产保护的全新理念，组建了跨学科团队利用前沿技术进行整体保护，也为今后更多古建筑的修缮提供了范式。

　　值得一提的是，全新的数字化技术也在乾隆花园的修缮中有所运用。通过全站仪、近景摄影测量、三维激光扫描技术等先进技术的运用，对花园中的建筑、假山、植物、摆件、铺地等进行了数字化处理，最后生成了一座数字化乾隆花园。

　　记者：在古建保护的交流中，我们“走出去”有哪些案例？

　　王时伟：新加坡凤山寺项目非常典型。凤山寺是福建南安人清末时期修建的，1978年被新加坡列为国家古迹。因为新加坡当时缺乏古建领域专业人才，导致凤山寺长时间没有得到有效保护。2005年前后，新加坡南安会馆就找到了我。

　　凤山寺具有明显的闽南建筑风格，在它建成后的100多年里也经过几次修缮，但走样了，因此我们建议恢复原有的建筑风貌。经过反复讨论，南安会馆同意我们按文物修复的理念推进，也同意使用我们推荐的福建工匠来修复，砖、瓦等很多建筑材料，也是在福建定制。

　　从2007年至2010年，经过3年努力，一座恢复历史原貌的凤山寺展现在世人面前。凤山寺的修缮工作，开了新加坡关于古建修复的先河。在这期间，新加坡文物部门也跟我们进行了多次深度交流，刷新了他们对文化遗产的认知。

　　记者：在古建保护领域，我们贡献了一份“中国经验”。

　　王时伟：是的，可以这样说。在以木结构为代表的东方古代建筑体系中，中国是最有发言权的。

　　以新加坡凤山寺项目为例，该项目曾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0年度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卓越奖。中国古代的木结构建筑体系是藏在木头里面的东方美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建文化遗产汇集了我国传统建筑精湛的技艺和优秀的文化，是古代建筑科学和美学的融合，更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一方面我们主动学习借鉴世界上的先进做法，另一方面我们也积极走出去，贡献中国方案、中国经验，以此保护古建文化遗产，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记 者 手 记

　　用人文精神追溯建筑蓝本

　　“故宫的每间房子我不仅走过，还爬过，给它们测量过。”总结在故宫这40多年的工作，王时伟说，“尽我所能去守护这些古代建筑。”

　　学术界曾有评议，古建保护领域有专家但缺少学者，是指古建保护修复的工程技术人员对建筑的文化形态研究不够深入。

　　但王时伟在他承担的建筑遗产保护项目中，不仅仅是追求状貌的恢复，更将视野投向了建筑的人文之上，通过人文的视角透视古代建筑遗迹，用人文精神追溯已逝去的建筑蓝本。

　　作为新中国自主培养的第一代古建人，王时伟继承了清华师门的优良学风，在坚持传统的同时，对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一直抱有开放的心态。

　　王时伟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可它不会自动变成第一生产力，必须做到深厚的文化内蕴和技术功力结合，突破文化素养的问题和急功近利的束缚。

　　如今王时伟虽然已从故宫退休，但日程依然忙碌：领导开展“2022—2023学年全国青少年文化遗产知识大赛”，让广大青少年通过深入学习文化遗产知识，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组织“2023世界文物古迹保护与利用博览会”，共推文保新合作，共谋文保新发展……

　　王时伟感叹，梁思成先生20世纪30年代开始文物建筑的研究，但限于当时各种条件，保护工作尚未展开。进入新时代，国家加大了对文物保护工作资金和技术上的投入，每一位文保工作者都应该以“尊重历史、崇尚科学”的保护理念，去除浮躁，以沉稳之心、真诚之心、为子孙后代负责之心面对每一件古建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