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一，延绵至今未曾中断，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彰显中华文明的成就和对人类文明作出的伟大贡献，对于坚定当代中国人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文明的起源和形成
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文明有三个组成部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物质文明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体现，包括文明赖以存在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即是指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物质世界的能力。精神文明是文明社会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是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包括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主要表现为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伦理道德以及文化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制度文明是文明社会的组织形式即国家政体、社会的权力结构、政治制度和官僚机构等。
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是各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文明起源是史前时期文化高度发展和社会分化的开始，具体表现是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取得较大的发展，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内容都较之于此前丰富，最根本的标志是社会出现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出现了脱离劳动、专门从事祭祀或管理职能的阶层，出现了贵贱、贫富的分化，开始向文明社会迈进的进程。文明形成是史前时期文化和社会发展新阶段，是文明因素从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具体表现是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继续取得发展，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内容都较之于此前丰富，出现大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邑，最根本的标志是阶级矛盾激化，出现王权和国家。所以从文明起源到文明形成，质变点就是王权和国家的出现。
二、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
国际学术界曾依据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概括出文字、冶金术和城市为文明社会的标准，称之为“文明三要素”。通过对世界其他原生文明的研究可知，世界几大原生文明并非都符合这“三要素”，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没有冶金术，南美洲的印加文明未使用文字，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印章上的图案也未被认可为文字。随着世界各地考古发现和研究取得的进展，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世界各地可以有符合自己古代社会发展特色的文明形成标准。我们可以根据中国的文明的实际材料，归纳出从考古材料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志的中国方案。
根据恩格斯关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观点，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出进入文明社会标准：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三是出现王权和国家。展开来说，进入文明社会的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史前农业发展。农业生产技术发展，播种面积扩大，农业生产工具有明显的改进，出现新的种类（如长江下游地区距今5500年前出现石犁），带来生产效率提高，可以养活较多的人口，并使少部分人可以脱离劳动从事社会管理和原始宗教祭祀等活动。其二，手工业取得显著进步，部分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专业化。工艺技术进步明显，出现制作精致的手工业制品（如冶铜、玉器、漆器和精制陶器等，因地而异）。其三，出现城市。人口增加，并出现显著集中的倾向，出现面积达上百万平方米，具有功能区划的大型聚落——最早的城市，出现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邑。其四，社会贫富、贵贱分化日益严重。形成了掌握社会财富和权力的贵族阶层。出现了埋葬贵族的大型墓葬、专门墓地和大型的制作考究的高等级建筑——宫殿。其五，出现礼器和礼制。形成了以某些特殊的珍稀或高技术含量的器具（玉器、精制陶器、漆器等）和使用木质棺椁埋葬的大型墓葬等来体现持有者尊贵身份的初期礼制。其六，社会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出现了集军事指挥权、社会管理权和宗教祭祀权于一身的王。出现了为彰显王的权威，而动员大量劳动力兴建的巨型都邑性遗址、大型高等级建筑（宫殿或祭祀设施神庙）和大量随葬品的大型墓葬。其七，在社会的基层，血缘关系仍然保留，人们聚族而居，聚族而葬，形成族邑。在首都和一些中心性城邑，形成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相结合的城市。其八，暴力与战争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规模逐渐扩大，军事指挥权成为王权形成的重要途径。
进入文明社会的关键标志是形成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和服从于王的具有强制性的官僚管理机构——国家。国家和王权的产生在考古遗存中留下痕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特征：其一，都城：规模宏大，需要调动大量人力建造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二，宫殿：规模巨大、建造考究的建筑；王或高级贵族居住或处理政务的场所。其三，大墓：规模大、随葬品十分丰富的墓葬，王和其他高级贵族的墓葬。其四，礼器和礼制：彰显权贵阶级尊贵身份的标志。其五，战争和暴力：武器大量出现，宽大壕沟或高大城墙防御设施，人殉、人祭；用人奠基的现象。
不同文明虽然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各有特色，但在出现王权和国家这一制度文明方面是共同的，只是各地彰显王权的方式和国家形态各不相同。在中国，彰显方式如精美的玉礼器、青铜礼器、规模巨大的土木宫殿、模仿地上建筑的墓葬等。在两河流域和古埃及，则用黄金、宝石、宏伟的石砌神庙、金字塔和大型墓室来表现。
三、中华文明探源
中华文明发端于何时、何地？经历过怎样的曲折、回合？不同于世界其他远古文明，独立起源的中华文明能延续发展至今的内在脉络是什么？中华文明起源，不仅是我国学者潜心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国际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研究课题。
中国古代史籍把黄帝和炎帝时期作为中华文明的肇始，但古史文献中关于炎黄时代的记述带有不少神话色彩，属于古代传说，不能作为信史。事实上，直到二十世纪末，国内和国际学术界都有一些学者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国内史学界很多学者认为，中华文明开始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而部分国外学者和个别国内学者怀疑甚至否定夏朝是一个真正存在过的王朝，认为古代中国进入文明社会时代只能从被甲骨文所证明的商朝后期开始算起。面对这些质疑，开展一项探析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综合性、多学科大型考古研究工程项目实为刻不容缓之举。
2001年春季，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之后，一些参加“断代工程”的学者积极向科技部建议，支持开展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多科学综合研究。2001年底，科技部决定实施“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经过两年的预备性研究后，2004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这是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多学科参与研究的人文科学重大问题国家级科研项目。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秉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方针，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过程及其背景、原因、机制、特点。自2002年启动以来，在全国近千项考古发掘中，“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发掘项目获得“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和中国社科院考古学论坛揭晓“2022年中国六项考古新发现”等十几项奖项。浙江良渚和陕西石茆、山西陶寺、湖北石家河等遗址的考古发现入选世界考古论坛评选的“世界十项重大考古发现”。此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还入选了世界九项重大研究成果。
（一）长江下游与淮河流域文明起源到文明形成的过程
万年奠基：农业和定居的出现。浙江上山遗址考古发现一万年前属性明确的栽培水稻、迄今最早的定居村落遗迹和大量彩陶遗存，充分证明这里就是世界稻作文明的起源地，是以南方稻作文明和北方粟作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重要起点。浙江桥头遗址为一处相对独立的环壕台地聚落单元，最早年代距今约9000年，遗迹包括房址、灰坑和墓葬等，出土陶器类型包括大口盆、平底盘、陶罐、陶壶、圈足盘等，陶衣鲜亮，以红衣为主，也有乳白衣，体现出陶器装饰的高超。
八千年起源：稻作农业初步发展，出现社会分化。河南贾湖遗址距今约9000年至7500年，主要是古墓葬、房址、陶窑、灰坑等。在8000年前的时候，贾湖遗址农业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不仅出现了栽培稻，还出现了粟和黍这种北方的农作物。除此之外，考古发现了炊器、食器、盛器及渔猎工具等陶制品；具有加工、生产、生活具、装饰等功能的石器，包括石铲、石镰、石磨盘、绿松石坠饰等；具有狩猎、捕捞、纺织、缝纫、生活及宗教功能的骨角牙制品，包括骨针、骨镖、骨锥等，以及能吹奏五声至七声音阶的管乐器实物——骨笛。遗址墓葬中发现了内装有黑色或白色小石子的龟甲，少量的龟甲上带有刻符。同时，8000年前，贾湖遗址已经开始出现了社会分化的迹象，某一两座墓，随葬品除了一般日常陶器之外，还随葬绿松石。
七千年前：精神生活更加丰富。蚌埠双墩遗址距今7300年至7000年，是目前所见淮河中游地区年代最早的人类定居聚落，是淮河中游史前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遗址出土了陶器、石器、蚌器、骨角器和刻划符号等文化遗物，陶器刻画符号是甲骨文出现之前，中国史前时期出土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最具汉字构形特征的符号资料，是探索中国文字起源的重要资料。同时，双墩遗址陶器渗碳技术和骨角蚌器制作技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可与同时期的黄河、长江流域史前文明媲美。双墩聚落内发现的陶塑人头像和刻画符号所呈现出的史前艺术凸显了淮河流域史前文明之光。
五千多年前：进入早期文明社会。含山凌家滩遗址距今5500年至5300年，出土玉器、石器、陶器等文物3000多件，其中玉器1100多件。遗址出现了140平方米、具有明确功能分区的超大型聚落——都邑；随葬数以百计的随葬品的大墓，反映出当时已出现严重的社会分化；随葬大量武器——玉石钺和玉龙、玉虎、玉鸟等与信仰与祭神有关的玉器，反映当时已出现初期礼制和集军事指挥权和祭祀权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王；大面积红烧土建筑基址——宫殿或神庙，可能是王居住或举行祭拜活动的场所；大量玉石钺随葬表明当时战争是常见的社会现象。凌家滩遗址出土的高规格玉器，种类繁多、造型独特、琢磨精致，玉版、玉人、玉鹰、玉龙等代表性玉器在思想与历史价值、工艺与艺术造诣上别开生面。
（二）良渚遗址：中华文明五千年实证
浙江良渚遗址距今5300年至4300年，由良渚古城核心区、水利系统、祭坛墓地和外围郊区等部分组成。良渚古城大致建于5100年前，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东西长1500米至1700米，南北长1800米至1900米，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相当于四个明清北京故宫城。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发现在良渚古城的外围，分布着扁担山—和尚地等长条形高地，均为人工堆筑而成，宽约30米至60米，人工堆筑高约1米至3米，它们断续相接，基本构成外郭城的形态，合围面积达630万平方米。外城郭的存在显示，当时良渚古城之外一定范围内的区域是经过规划的居住区。
良渚古城中间有一座高台叫“莫角山”，位于古城中部偏北，为人工堆筑的长方形覆斗状土台。台体底面东西长约630米、南北宽约长450米，顶面东西长约590米、南北宽约415米，面积近30万平方米。整个土台土方量达211万立方米，工程量十分庞大。在高台上，修建出多组高等级建筑群，供权贵阶层居住。莫角山遗址是中国目前所知最大的史前宫殿区。
以高台为中心，修建带有城墙的内城。为了能建起城墙，需要先从外边运来大量的石块铺垫，再运来黄土放在上面。这个城墙的宽度40米至60米，墙基长1800米，宽1500米，这个工程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整个世界范围，工程量是最大的，所以说良渚是进入文明的比较确凿的重要的根据之一。古城内城之中水路纵横，一共有9座城门，其中8座水城门和1座陆城门。由于良渚古城是在一片湿地上兴建的，为了防止这种山洪的侵蚀，当时的人在古城和莫角山之间修建了巨大的水利工程——拦水坝，又被称为“塘山土垣”。水坝系统由沿山长堤、谷口高坝及平原低坝三部分组成，坝体高约10米至20米。
经考古发现，良渚古城内的莫角山遗址发现约1.2万公斤炭化稻谷，池中寺遗址发现了约20万公斤的炭化稻谷。古城中的稻谷很可能是由城外居民种植收获后，不断地向古城内输送，为王室所服务。而且这么多的稻谷，估计应该是很广阔的区域的人集中贡献过来的，这样发达的稻作农业支撑着这样一个王权。虽然在良渚文化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石犁，但良渚文化的石犁更加先进。大面积水田和石犁的应用，极大促进了当时的农业发展，使其能够供给良渚地区为数众多的人口。
良渚文化的高等级墓地位于专门砌筑的大型祭坛之上，年代大约距今5000多年。一座墓葬往往随葬近百件器物，其中以数量巨大的玉器著称；最精美的玉器发现于最高等级的墓葬，表明玉器的生产和制作是由良渚王族所控制的。最高等级的贵族——王的墓葬随葬有制作精致的玉钺、玉璧和玉琮。以瑶山7号墓为例，随葬一件玉钺，玉的柄端和底端的装饰还存在，表明显然是一个权杖，作为军事指挥的象征随葬。军事指挥权力，是王权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另一个来源是宗教祭祀的权力。
值得注意的是，良渚玉器花纹复杂精美、主题单一，体现了良渚社会信仰的高度一致性。良渚文化考古发现的“神徽”的形象，应当是良渚社会普遍流行的一种宗教标志。在良渚文化各地的高等级墓葬中，虽然随葬的玉器多种多样，但玉器的主体形象皆有一个大大的眼睛——我们将这种形象称为“神徽”。“神徽”的形象应为具有鼻子、嘴和大眼睛的兽面形象，兽面下方有两个匍匐的前爪，上方骑有一个戴羽毛冠的人。目前，关于“神徽”的形象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可以据此推测，当时良渚文化区域应是形成另一种统一的原始宗教信仰体系，而且这种信仰也应该是支撑王权的一个重要象征，因为这样的雕刻都只见于大型的高等级墓葬。
综上所述，良渚社会稻作农业与手工业技术发达，社会生产分工精细，高端手工业（琢玉等）专业化，并出现对高端手工业制品和稀缺资源（玉料）的垄断；存在高度一致的原始宗教信仰与贫富贵贱分化悬殊的社会结构，内外城的超大型工程反映出王权对社会资源的控制调动能力；以王为核心，覆盖整个社会的控制网络，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具有强制性公共权力的区域性政体——国家。根据上述关于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的论述，可以判断，良渚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
（三）禹会村遗址：早期淮河流域史前城市化的集中反映
大禹，是中华历史记忆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中国王朝国家的缔造者。禹迹，是大禹治水和巡行经过的地理空间，是古人对中国的最初表达。禹会村遗址得名于史籍文献中所记载的“大禹涂山之会”，年代距今4400年至4100年，面积达200万平方米，核心区由内外两重城垣的城址构成，外城面积至少50万平方米，内城面积至少18万平方米（城址后期被淮河冲毁）。
考古发现，禹会村龙山文化内城规划之初在东城垣上设有大规模的礼仪性建筑和燎祭场所，城内分布有密集的房址、窑址和灰坑，是早期淮河流域史前城市化的集中反映。
遗址出土的器物组合中可以看到大量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时期的影响。淮河中游历来是淮夷族群生活繁衍之地、夷夏交融的前沿，是黄河、长江中下游文明互动不可绕开的节点。
禹会村龙山文化城址在淮河流域史前城址中具有时代早、规模大的特征。我们认为禹会村龙山文化城址所代表的涂山古国是历史记忆中禹会涂山、禹娶涂山和涂山氏族群的历史原型。
（四）夏王朝建立：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元化一体格局开始形成
距今4000年前后，夏王朝建立，中华文明进入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新阶段。经过了约200年的发展，到了夏代后期，夏王朝的实力不断增强，中原的引领地位逐步形成，影响范围空前广阔。这些可以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得到反映。
二里头遗址面积300多万平方米，年代为距今3800年至3500年，是包括宫城、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以及规整道路网络的重要都邑，也是中国同时期规模最大的都邑性遗址。最早的具有规制的宫城、最早的具有规制的中轴线和左右对称的宫殿、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容器（礼器）群、最早的玉礼器、最早的用车的痕迹——车辙、最精美的绿松石镶嵌物等都是二里头遗址的“中国之最”。
考古发现，二里头文化后期，兴建了基址面积达一万平方米一号宫殿，这时已经初步形成一个中轴线的理念。遗址的二号宫殿的建筑已经具有中轴线及左右对称、前后相连的布局理念，开中国古代宫室制度的先河。这一制度被此后的历代王朝所继承和发展，成为中国古代都城和宫室制度的突出特点。与宫城一路之隔发现青铜器和绿松石等高等级物品的作坊，表明这些高等级物品的生产已经被王权所控制。
二里头遗址出土了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种类最齐全的青铜容器，包括鼎、斝、盉、爵等，其中鼎为食器，其他三种均为酒器，另外还有属于乐器的铜铃、嵌绿松石铜牌饰等具有特殊功能的器物以及白陶器、漆器等贵重物品，中国青铜时代的核心礼器在二里头时期已经基本具备。
二里头遗址还出土了系列玉礼器，主要有牙璋、玉戚和大玉刀等，其中最重要的器类是牙璋，据考证很可能就是夏王朝的主礼器玄圭，是禹告成受命的标志性器物。牙璋也是这一时期分布范围最为广泛的玉礼器，这是夏文化向外强势传播的有力佐证。
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告别禅让制的部族联盟时代，进入到世袭制的王朝阶段。距今3800年至3550年，夏王朝强盛，中原地区核心地位显现，中原地区与夏王朝相关的二里头文化在同时期的各文化区中开始居于优势地位，向周围地区施以强大的辐射，在多元一体格局中逐渐成为核心，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元化一体格局开始形成。案例有：甘肃天水和四川广汉均出土了嵌绿松石铜牌饰，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嵌绿松石铜牌饰十分相似。
（五）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
“万年奠基”：栽培农业出现，定居村落的形成。
“八千年起源”：农业的初步发展，精神生活日益丰富，社会开始出现分化的端倪。
“六千年加速”：社会出现明显的分化，大型中心性聚落和规模较大的墓葬的开始出现。
“五千多年进入（文明社会）”：大型都邑性城址和权贵阶层的大墓出现、社会分化显著，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进入古国文明阶段。
“四千三百年中原崛起”：长江中下游的良渚文明和石家河文明由于环境的变化，农业遭受严重打击等原因，转向衰落。中原地区尧舜时期文明进程加速，汇聚各地先进因素，形成崛起之势。
“四千年王朝建立”：夏王朝在中原地区建立，文明进程进入以中原地区王朝为引领的文明一体化进程。由古国文明向王国文明（夏王朝）过渡。
“三千年王权巩固”：经过商王朝对周围广大地区方国的引领。西周王朝通过封邦建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对王畿地区之外广大区域的控制，礼制完善，王朝统治得以巩固。
“两千两百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标志，中华文明由王国文明转变为帝国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中华文明优秀基因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品质和价值观。我们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推动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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