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前，“永泰庄寨”作为庇佑族人们开山劈林、繁衍生息的家园和堡垒，承载着坚不可摧的宗亲文化和家族信念。如今，古老的土、木、石结构濒临瓦解，庄寨深陷存亡危机。这使得古老家族的后人们重燃敬畏之心，他们以“宗亲”和“血脉”再度集结，就是要将“保护—活化”庄寨的运动进行到底。请看——

　　在福建省永泰县霞拔乡锦安村的群山中，一片独特的建筑群已巍然矗立了170余年：它以石头为根基，以夯土筑墙体，身形庞大、结构坚固，从空中鸟瞰呈“回”字形状，在山峦绵延间尤其醒目。这便是“永泰庄寨”的杰出代表——“谷贻堂”。它与附近的积善堂、绍安庄并称“父子三庄寨”。今年3月，“父子三庄寨”入选“2022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古老的庄寨文化再度焕发新生，成为传统村落修复、重生的典型案例。

　　然而在2015年前后，这座始建于咸丰年间的古寨却发生大面积坍塌漏水状况，导致木质结构多有腐烂，呈一派破败景象，村子逐渐“人去楼空”而濒临消亡。

　　放眼全国，曾遭遇、或正在遭遇类似境地的古村落并不在少数；在时代的车轮下，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全国还有360万个古村落，2010年锐减至270万个，10年间共有90万个古村在历史的长河中消殒。

　　“把破败的房舍复原、把凋零的村庄活化、把闲置的资源盘活，我们真是想尽了办法。村子没了，根就没了，人心也就散了。”永泰县政协副主席、古村落古庄寨保护与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村保办”）主任张培奋说。

　　从2015年开始，38个大大小小的“理事会”在永泰县的庄寨中涌现出来，村里的族人们试图通过血缘、宗亲间的密切联系，将“拯救老屋”“复兴古村”的“活化”运动进行下去。近日，记者来到福建省永泰县，探访过去几年这里发生的故事，张培奋也兴奋地述说永泰庄寨的一系列变迁，他始终觉得即使放眼全国，永泰县也应该成为古村落保护实践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样本。

　　传统村落的消逝与保护

　　“庄寨的建造是为了一个大家族的成员共同生活并抵御外敌，选址通常位于河边，建在易于防御的斜坡上。在建有铳楼的夯土墙内，数百个房间围绕着纪念家族祖先的空间——厅堂来进行布局。整个庄寨反映了集体防御的需要以及家庭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这是世界建筑文物保护基金会对永泰庄寨的表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嵩龄认为，永泰庄寨建筑群重在防匪，围墙尤其厚实，体现的是一种民防体系。它与一般的土楼相比不仅“形制不同”，而且规模更大、功能更丰富。因此，永泰庄寨并非富庶之地大兴土木而创造的一派民居，而是为了应对战乱、匪患、抗争，以防御姿态耸立在戴云山脉间，并由此展现出居住、美学等多重价值。

　　而在张培奋眼里，森严的建筑布局之上，庄寨更体现出一条宗族血脉与传统文化传承延续的线索。

　　“内为庄、外为寨，文为庄、武为寨，父建庄、子建寨，自己叫庄、别人叫寨，这就是永泰庄寨的特点。”张培奋说。就像刚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父子三庄寨”，其中就隐匿着一个家族起伏延绵的故事：清咸丰年间，黄氏先祖因经营茶油生意发家，历数十寒暑建起三座庄寨，其间坎坷变故，堪作一部史诗小说的题材。

　　历史上永泰庄寨的总量超过2000座，遍布永泰县每一个村镇，目前留存下来的仍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以上、且历史超过100年以上的有98座。

　　然而，即使这些庄寨宛如岁月流转中的明珠，虽光芒璀璨，但也时常逃不过被损毁、遗忘的命运。

　　在位于永泰县同安镇洋尾村的爱荆庄，记者见到了庄寨缔造者——鲍氏族人的第七代后人、爱荆庄保护与发展理事会执行会长鲍道文，他从出生起就一直生活在庄内。

　　“改革开放后，村里不少人都出去做生意，赚到钱就到别处买房子了，2010年前后，整个村子杂草丛生，家禽的圈舍乱建、污水横流，老房子破旧了也没人修，当时觉得，老祖宗留下的遗产就要在我们这代人手里没了吗？”

　　鲍道文的困惑并非孤例。国务院参事、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冯骥才曾感叹：“我国很多传统村落就像一本厚厚的古书，还来不及翻阅就已经消亡了。”2010年，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也印证了这些忧虑。在这份涉及17个省、113个县的报告中，可以看到类似永泰庄寨这样的传统村落正以每年7.3％的速度递减，每天就有1.6个传统村落消亡。到2014年，该研究中心再次对“江（长江）河（黄河）流域”已纳入调研视野的5709个传统村落中的1033个进行“回访”，结果令人揪心：4年间又有461个村庄因各种原因消亡，比例达44.6％，平均每年递减11.1％。这也意味着调研涉及的村落约每3天就有1个不复存在。

　　像北京依山就势的爨底下村、黄土高原上的陕西省甘泉县甄家湾村、浙江兰溪市的八卦村，如同铺陈于中华大地上的农耕文明图典，既是祖先的栖居之所，又是中华民族发展变迁的重要见证，是不可再生的文化瑰宝。

　　2022年是“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制度”建立十周年，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这是我国从国家层面推进对传统村落进行全面保护的开始。2012年12月，住建部、原文化部、财政部等部门联合发文，明确提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传统村落衰落、消失的现象日益加剧，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刻不容缓”，从那时起，“古村落保护”已上升至“国家文化保护战略”；住建部等部委也于当年联合启动了“中国传统村落调查”，并于12月17日公布了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646个村落首批入选。

　　从那时起，传统村落快速消亡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基于“江河流域”以及西南地区22个省（自治区）207个县的调研，我国传统村落的消亡速度由2010年以前的每年递减7.3％，下降到了2017年的1.4％，降速明显放缓，对传统村落保护从国家到省、市、县四级联动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目前，我国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和价值最丰富、保护最完整的活态传承的农耕文明遗产保护群，6819个传统村落被列入国家保护名录，7060个村落列入省级保护名录。2014年至2019年间，中央财政对列入保护名录的4350个中国传统村落给予每个村300万元补助；这些资金又进一步撬动社会力量，越来越多的主体参与到保护传统村落的浩瀚工程中。

　　庄寨里建起38个“理事会”

　　2015年9月，永泰县政府专门成立了村保办，县里也出台了《永泰庄寨抢修资金的奖补办法》《永泰县农村民房使用权流转指导意见》等文件，并成立国内首个“古村落古庄寨复兴司法保护基地”，就是为了通过政府的正向推动，加强古庄寨的保护与开发，由县财政列支经费有重点地加以修缮保护，以此在全县营造“共同保护庄寨”的氛围。

　　张培奋说，这些奖补资金都有严格门槛，包括必须先修缮后拨款、政府补助不超过总耗资的50％等，“就是为了‘以少引多，撬动更多社会资源’。”

　　然而，尽管庄寨保护早已成为永泰人的共识，但在张培奋印象中，这项工作却始终与不经意冒出的困难相伴。

　　2019年1月，在永泰县东北部的丹云乡赤岸村下寨，他和团队带着规划好的方案与村民促膝长谈，最终在乡党委、村“两委”和律师的共同见证下，24户村民全部与团队签约。“就要开工了，村里规划的两间厕所却怎么都‘塞不下’，没有一家愿意厕所修建在自家附近。”张培奋承认自己对困难预期远远不足，“还有原本规划的咖啡屋，需要拆掉村里一户人家的土灶，也被村民反复拒绝了多次。”最后，精心规划的重建方案只能搁浅。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同安镇三捷村辅弼自然村。在筹划该村保护工作时，全村33户村民成立的合作社，已与投资方谈好了流转土地和房屋租赁的各项费用，保护工程得以“顺利开工”。但随着村内古寨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合作社的一户村民却突然“变了卦”，要求大幅提高房屋租赁费用。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承接项目的公司难以接受，最后只能半途而废。

　　最终得到的经验就是“如果只靠政府和市场的力量，村民很有可能从‘旁观者’逐渐成为‘对立者’，不仅把农民养成了懒汉、还树成了‘敌人’。”张培奋说。

　　2015年，爱荆庄依托庄寨中的“宗亲”关系，在鲍道文等人的奔走呼吁下，成立“庄寨保护与发展理事会”；血缘、亲情，以及文化与价值的共同体，让理事会有可能把全村的资源和人心都整合起来；有威望的“理事长”能够更好地在村民们中形成统一意见。

　　“‘敦亲睦族、慈孝伦常、公忠体国、道义兴邦’的族训早就融入血脉了，所以以这个为纽带大家很有凝聚力。”理事会首任理事长鲍道文说。

　　作为700多名鲍姓宗亲的祖屋，爱荆庄的外围以“瓮城”和斜对角的两个角楼扼守，内环跑马道，墙上布满了瞭望窗和射击孔用于全方位防御，至今置身其中，仍能隐约感受到清末匪患频仍、战事来袭时的肃杀之气。但在2010年前后，爱荆庄的传奇色彩却被坍塌的瓦片、漏水的房顶、杂草丛生的门厅消磨殆尽，那条保护族人近两百年免于水患困扰的水道，也变得脏乱不堪。

　　理事会先是召集有威望的族人发动大家捐资捐物，“2016年政府开始给我们拨款30万元，族人们自己筹集到35万元，后来县、镇两级政府陆续奖补183万元，这些钱都由理事会‘公开’支配。”鲍道文说。

　　鲍道文觉得政府的钱并不在多少，而是对庄寨保护的态度；村民们能自发筹款，说明在政府的带动下已经逐渐认识到这件事的意义。

　　在“政府引导＋理事会牵头”的模式下，遇到问题，理事会出面与政府协商；意见分歧，理事会负责统一村民意见。政府有了助力政策落地的合作主体，村民们也找到了“表达诉求、维护利益”的组织，爱荆庄的保护工作逐渐有了群众基础。

　　目前，鲍道波、鲍道文等爱荆庄的后人不仅捐款400多万元修缮祖宅，还纷纷贡献家中老古董家具、族谱、票据和古籍，在厅堂上办起了陈列展，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2018年11月，修缮一新的爱荆庄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优秀奖。鲍道文悬着的心终于松弛下来了，“祖厝是根，是祖先留下的宝贝，现在终于能持续发展了。”

　　截至今年2月，永泰县共有38个理事会在县民政局登记成立。

　　在这一机制的有效支撑下，几年的抢救性保护工作让永泰县境内30多座庄寨做到了“不塌不漏不倒”，当地政府以不到2000万元的投入，撬动民间上亿元自筹资金，永泰庄寨保护掀开新的一页。而今，积善堂、绍安庄等5座庄寨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座成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永泰庄寨“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旅游目的地”的美名享誉中外。

　　“以用促保”实现活态传承

　　“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还须‘以用促保’，以此实现物质和非物质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住建部村镇建设司一级巡视员董红梅表示。显然，村落是村民的生产生活空间，村民又是村落的建造者和村落文化的生产者、传承者与享用者，所以，保护、修缮只是为传统村落“赋能”的开始。

　　日前，在位于霞拔乡锦安村的积善堂内，一场名为《积善余庆永泰父子三庄寨民间历史文献展》的展览正在进行：桌子上铺着闽南特色的安溪蓝印花布，大批记载当地历史、历经百年风霜的书卷、文书、古器具被呈现出来。古朴的厅堂里有年轻的族人在组织展览，还有拿着放大镜仔细研读的年长游客，他们眼中满是对庄寨文化和历史的诸般敬畏。

　　类似的展览在当地并不少见，除了代表古寨建筑成就的“燕尾脊”和历时数年才能完工的精巧木雕，从晦涩的古代文书挖掘文脉，探寻庄寨文化中的精神内涵成为这里找寻“活化”路径的关键。

　　“在山沟里，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多钱去做这些大型建筑？”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提出的问题，在不少人心头盘桓，“看到这些文书我们就清楚了，他们找到了很好经营这些山的办法，从中形成一整套生活哲学，这才是宗族延续、庄寨文化生生不息的原因。”

　　张培奋告诉记者，“三庄寨”分别由黄氏祖孙三代的黄孟钢、黄学书、黄学猷三人建造，从1860年开始，前后共历时近50年，其中黄孟钢从一个“放牛娃”勤勉肯干，到积累万贯家财、成为远近闻名的乡绅的经历，对整个家族的传承产生了重要影响。

　　“古书中的记载展现出百年前黄氏家族延绵不断的精神财富，这才是‘父子三庄寨’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关键。”张培奋认为。

　　而永泰县的嵩口古镇则沿着“自然衣、传统魂、现代骨”的思路在摸索，尤其强调修复过程中的“新”“旧”结合，为古建筑披上“自然衣”；通过挖掘文化、恢复习俗，接续“传统魂”；通过内部改造、创新经营，融入“现代骨”。

　　这里距福州市仅有1个小时的车程，曾因古渡口优势而商贸发达，繁荣一时。古镇里160多座古民居和它们承载的乡村文明，却慢慢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衰败下去。

　　2015年，嵩口镇在改造保护的最初阶段就明确了一件事：“原住民”决不能离场，本地人的生活方式和习俗是这场文化和物质复兴的关键。县里与专注乡村建设的团队展开合作，将嵩口作为传统村落“活化”的试验田。

　　“我们始终不想让乡村成为城市经济文化的附庸，不想太多打扰本地人的生活，而希望从既有村落和日常生活中挖掘传统的生活方式、审美理念和社会伦理，与现代生活重新对话、无缝对接，实现新时期古镇复兴的别样途径。”时任嵩口镇党委书记鲍瑞坊说。

　　“在外来新文化和本地文化中找到中和点，打造一个自然而缓慢的温暖古镇。”这一思路至今仍在嵩口镇延续下来。

　　比如“松口气”客栈便是“古镇复兴”的一个典型。记者看到，它由本地常见的“土房子”改建而成，就在古镇的“主干道”鹤形路旁侧。丢在路边的门板、长了青苔的瓦片、积满灰尘的陶罐，全部成为组成客栈的有机元素，原本脏乱、破旧的老房子焕发出与众不同的生机。

　　现在，嵩口古镇的160座传统民居都按照“修旧如旧”的方式保留原貌，又加装了现代的设施。咖啡馆、书店、电影院等现代功能也在“古居”中扎下根来。嵩口的原住民们依旧生活在“古处”，为几百年的古建筑带来烟火气的氤氲。

　　“利用是最好的保护”，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柳肃这样认为，“对于大多数民间的古建筑而言，资金有限，保护和利用相结合，是延续古建筑生命最好的方式。”

　　让更多现代要素涌入古村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保护—活化”的思路是很多传统村落所面临的任务，但模式却有千差万别。比如和嵩口古镇“留下原住民”的思路相比，“徽乡”婺源境内的篁岭古村就通过“整村搬迁、返聘村民”的形式，实现了对自然灾害、空心化严重的古村整体修复，也保留了“晒秋”等日常农事劳动。

　　因此，如何将更多现代要素嫁接到古村落保护、活化中去，各地的探索多样。

　　离永泰200公里的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四坪古村就在今年五月初迎来了新鲜事，国家首个“云村民”计划在这里落地，不少城里人来到现场，或是在线上认购“数字”藏品，并由此成为四坪古村的“云村民”。

　　“‘云村民’也可理解为荣誉村民，是我们基于区块链技术构建起的数字身份，具有唯一性、不可复制性、不可篡改等特点。”作为“云村民”计划推动者之一、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潘家恩教授告诉记者，“‘云村民’并非虚头巴脑的东西，而有一系列实惠的权益，譬如村里若有闲置资产对外出租，或有创业项目或运营项目对外招商时，‘云村民’均享有优先权。”

　　2018年，潘家恩在屏南县见证了当地的“新村民”居住证制度落地，主要是由公安部门颁发居住证后，就可以享受包括教育、选举权等和“老村民”一样的权利。然而，不少人想来古村发展，却又无法在短期内完全脱离城市。如何为他们创造走进乡村的机会？于是“云村民”计划应运而生。来四坪租赁古厝、设计艺术空间的人多了，构思精致的书屋、咖啡馆、酒吧、画室、民宿等新业态出现了，这个慢慢“活过来”的村落也慢慢有了人气。

　　目前，四坪村已发行数字藏品1000份，暂时将不再增发，每份售价799元，上线1分钟即售罄。实际认购人数约550人，不少人认购了不止一份。

　　与此同时，另外一种“半城半乡”的规划构想在距离“大城市”更近的永泰县悄然成形。

　　随着城际轨道交通的延展、互联网信息的应用，像永泰这样在城市附近的传统村落，又有了一个吸引人才流入的新方式，张培奋将其称为“半城半乡半尘半仙”的生活。

　　“我们通过建设城乡一体的‘工作—生活’圈，让城市居民在传统村落中寻到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也让传统村落因为新的主人而保持生机。”张培奋说。

　　尽管这种打破城乡壁垒的生活方式还在谋划中，但古村落的逐渐“活化”已经吸引不少在外打拼的村民返乡，1992年出生的林露露就是其中的一员。

　　在重建和运营当地供销社的过程中，林露露不仅请来了永泰最有经验的木工团队，还结合了地方特色，开发食养餐饮，打造酿酒实验室，为镇上的妇女提供工作岗位与技能培训的机会。她们学起了酿酒、咖啡，还懂得自己研发李梅饮品，每月收入可达3000元至5000元。

　　“供销新社的‘新’在于如何围绕‘人’，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为了嵩口愿意留下来。”林露露认为。

　　目前，永泰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要素聚集的方式，即“资本＋规划＋闲置资产改造＋运营＋人才”，从资本引入到规划设计再到项目运营，全链条整合资源。

　　在永泰县梧桐镇镇政府旁，有一座废弃小院子格外引人注目，推开锈迹斑斑的大铁门，杂草丛生的院落展现在眼前，几栋低矮的红砖房破旧不堪，木质窗口时而咿呀作响，墙上斑驳的“粮站”字样还依稀可以看出院落原来的用途。

　　“这里以后要建一座中式大门，跨过影壁由旧粮仓改造的新民宿就到了。”在张培奋眼里，破旧小院里的一座集培训、住宿、餐饮、休闲为一体的“乡村版星级酒店”已然成型。

　　原来，在资本和经营主体到位之前，“梧桐大院”从设计到建造再到运营的每一步规划都已经敲定。“这样一方面方便政府进行精准的资源整合，与梧桐镇整体的建筑和文化氛围相匹配，另一方面也可以将成本、经营模式放在明处，让资本放心介入。”张培奋介绍。据了解，“梧桐大院”目前因运营提前介入，专债申请已经成功，招投标工作即将开始。以此为标志，永泰县的古村寨保护、活化实践，又迈入了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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