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上海是中国近现代出版业的发祥地。然而，不少人未必晓得，上海也是中国现代红色出版的源头：建党初期，黄浦江畔的人民出版社与上海书店是重要的红色出版机构，它们推出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第一个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的出版机构，多称“书局”“书社”“书店”“印书馆”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为了系统地编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在沪建立了第一个人民出版社，由曾参与编辑《新青年》、主编《共产党》的李达负责。从此，“出版社”的名称正式亮相，并逐渐流行。

　　李达于1920年夏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员，在中共一大会议中被选为中央局成员、宣传主任。李达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即中共二大会址)的寓所，成为人民出版社社址。此系坐北朝南、砖木结构、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屋，门框两边为清水红砖壁柱，壁柱顶端点缀西式砖雕。门额有取自唐代诗人王勃《滕王阁序》的“腾蛟起凤”四字，两边镌刻吉祥图案。李达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回忆：“从一九二一年七月到一九二二年六月，中央工作部都只有三个人，次（此）后只有二个人”“宣传工作方面雇了一个工人作包装书籍和递书籍的工作”。

　　1921年9月，《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登载《人民出版社通告》，阐明其宗旨和任务：“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仁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本社出版品底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仁相信必能满足读者底要求。”

　　1921年11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则明确要求：“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7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经李达的具体筹划，人民出版社拟定了内容丰富的出版计划，准备推出“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英文“Communist”的音译，即共产主义）丛书”11种，其他读物9种。由于受经费、人手等方面的限制，最终这批书籍未能全部出齐。

　　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及：仅数月时间，人民出版社已出版书籍12种，各印3000册。据考，人民出版社实际出版书籍近20种，其中不仅有《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袁让译）、《劳农会之建设》（即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李达译）、《讨论进行计划书》（包括列宁的《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和《论策略书》，沈泽民译）、《共产党礼拜六》（即列宁的《伟大的创举》，王静译）、《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即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成就与困难》，李墨耕译）最早中译单行本等，还有重印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汉俊译）等，以及《劳动运动史》《俄国革命纪念》《两个工人谈话》《李卜克内西纪念》四种小册子。另外，为了纪念马克思诞辰105周年和声援各地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先后印制了大量宣传品。

　　李达在主持人民出版社期间，常废寝忘食地工作，所编印的书籍都通过可靠关系秘密运送到各地。李达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提及：“‘人民出版社’由我主持，并兼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社址实际在上海，因为是秘密出版的，所以把社址填写为‘广州昌兴马路’。”那时，广州是孙中山领导的根据地，人民出版社为了确保安全，编辑的书籍标明由“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社址写作“广州昌兴马路二十六号”，使敌人无法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进行查禁。

　　1922年11月，李达应毛泽东函邀前往长沙，到湖南自修大学工作。翌年夏秋间，人民出版社并入由上海迁往广州的新青年社。

　　拓展到海外的上海书店

　　1925年冬，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毛泽民(毛泽东胞弟)奉命来沪，担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并主持所属的公开业务机构上海书店，他对身边的同志说：“上海书店是极要紧的阵地，我们必须把事情做好。”在毛泽民领导下，上海书店在搞好书刊出版的同时，不仅广开国内发行渠道，也放眼于海外销售业务。

　　上海书店于1923年11月1日开张，店址设于小北门民国路振业里口11号(后门牌为人民路1025号，遗址位于今人民路、同庆街交会处绿地），此系沿马路的老式房屋，单开间门面，有一楼一底加弄堂过街楼。店堂两侧放置木框玻璃书橱，为转移鹰犬们的视线，在醒目处特意摆放上海商务印书馆、民智书局、亚东图书馆、新文化书社的出版物。开张第二天，该店在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登载广告，阐明宗旨：“我们要想在中国文化运动上尽一部分的责任，所以开设这个小小的书铺子。我们不愿吹牛，我们也不敢自薄，我们只有竭我们的力，设法搜求全国出版界关于这个运动的各种出版物，以最廉价格献于读者之前，这是我们所愿负而能负的责任。”该店印刷、发行的具体事宜，由徐白民（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执行委员）主持。编辑方面的事宜，则由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等分别承担。徐白民后曾回忆：“党在上海本来有一个公开的发行机构，那就是新青年社，社址在法租界大自鸣钟对面。该社自被法捕房封闭后，迁到广州……因此，党决定另起炉灶，在华界找一个适当的地方开一家书店，这就是上海书店。”

　　上海书店承担了发行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和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等的任务，还重印了人民出版社的不少读物；而且，陆续出版了不少新书，其中有瞿秋白等编写的《社会科学讲义》《社会科学概论》《国外游记汇刊》《新社会观》，恽代英等编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平民千字课》，施存统的《世界劳工运动史》，李求实编的《革命歌声》，沈泽民译的《恋爱与道德》，杨明斋的《评中西文化观》，蒋光赤的诗集《新梦》等；还陆续推出《将来之妇女》《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浅说》《关税问题与特别会议》《青年工人问题》《显微镜下的醒狮派》等6种“中国青年丛书”，《不平等条约》《中国关税问题》《反戴季陶的国民观》《论北伐》等4种“向导丛书”，各类书籍合计逾30种。该店很多出版物都由党内同志编写，装帧讲究，销量比较大，如《马克思主义浅说》屡次重印。为了方便读者，毛泽民四处奔波，不仅在沪西、沪东、沪北开辟分销处，在长沙、湘潭、广州、潮州、太原、南昌、安庆、青岛、重庆、宁波等城市建起支店或代办处，还在香港、海参崴（即符拉迪沃斯托克）、巴黎设立代售处。这样一来，出版物尚未印刷即能收到一笔预付款，他得以用这些钱缓解周转资金的紧缺。

　　毛泽民根据地下斗争的需要，化名杨杰，时而穿长衫马褂，时而着西装革履，以上海书店“老板”身份出入申城的一些报馆、书店、发行所和印刷所联系业务，显示出干练的气质。上海杨浦怡和纱厂工会骨干钱希均经组织安排，到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做毛泽民的助手，两人假扮夫妻掩护机关。毛泽民一见到这位年轻党员，就语重心长地叮嘱：“关于你的工作，除了搞好报纸和书刊的发行外，还要担任地下交通（员），要经常去中央机关及一些领导同志的家中联络。这个工作更重要，机密性更强。做好这一工作，一方面要灵活，同时还要严格保密，尽量减少社会关系，少与别人来往……”他们志同道合，在工作中互相关心体贴，翌年两人结婚。钱希均曾回忆，昔日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机关、印刷厂曾分别设于上海大通路（今大田路）大通里、斯文里，山海关路的一个作坊则是分发秘密文件的基地。1925年12月至1927年4月，这对革命伉俪一直寓居大通里。1926年11月，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来沪主持制定《目前农运计划》时，也住在这里。

　　随着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和各种革命书刊的发行逐渐扩大，上海书店原有印刷能力无法满足需要。毛泽民又在新闸路培德里建起一个印刷所，直接由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领导。在这里，钱希均负责取稿、送稿和传递文件等工作，她有时扮成阔小姐，有时扮成有急事的小生意人。遇到密探时，她故意东拉西扯转移其视线，把伪装起来的文件、宣传品顺利运出。一个深夜，钱希均接受紧急运送任务，却在中途遭盘查，她假装是东家让她去取急需物品，并镇定地出示事先准备好的东西，巧妙应付了过去。

　　上海书店影响日益扩大，使军阀当局很惊慌，1926年2月淞沪警察厅找借口对其予以查封。毛泽民很快在上海宝山路、宝昌路口找到新店址（原建筑已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日军炮火），以宝山书店名义继续发行革命书刊。同年秋，他将上海书店存书全部运往武汉，于11月设立长江书店（由苏新甫负责具体业务），该店所登广告中明确表示“继承上海书店营业”。

　　1927年2月，毛泽民又设立上海长江书店（位于原宝山书店），并于3月31日在上海《民国日报》登载《上海长江书店启事》：“本店现受《向导》社、《新青年》社、《中国青年》社委托为上海总发行所，经售一切关于革命书报。现设总店于本阜（埠）闸北宝山路宝昌路口，分店则设于本阜（埠）南市西门中华路（即共和新影戏院隔壁）。”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长江书店遭查封。

　　原上海南市区委书记李伦新多次对笔者谈起昔日上海书店的情况，并告知在1989年5月曾于该店旧址开设文化生活书店，并陈列革命史料。在他的帮助下，笔者找到了当时的文化生活书店照片。

　　党的两个出版机构各有特色

　　当年，党的这两个出版机构虽人员不多、条件艰苦，但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业务上各有鲜明的特色。

　　建党初期的人民出版社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善于进行编辑策划，在短时间内便拟就“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康民尼斯特丛书”这三套丛书的大型出版计划，尽管最终因受条件限制未能全部完成，但已印行不少重要书籍；第二，高度重视编译质量，在推出马列著作时既讲究词语浅显又要求译文准确，译书工作主要依靠有较高外语水平的党内同志(如李达、沈泽民、李汉俊等)；第三，及时打通发行渠道，既利用书店又依托各地党组织，使出版物能迅速送至党内同志和进步青年手中，并达到不小的印数。正因如此，蔡和森在1926年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这样评价：“人民出版社……为我党言论机关，出版了很多书籍，对思想上有很大的影响。”

　　那时，上海书店则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堪称初具“集团”规模，已实现编、印、发“一条龙”，既编辑琳琅满目的书籍，也出版多种有影响的期刊，还设立专门的发行机构和印刷所，并有实力代销其他知名书店的一些质量比较好的出版物；第二，出版物品种丰富，除了革命书刊、学术专著，还有文艺作品、通俗读物，党内同志和普通群众皆能从中挑选到所需要的阅读内容；第三，经营管理方面有独到之处，不仅在全国20多个城市筹建分销处，还在海外设分支机构，既出色地完成了党赋予的政治任务，也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如在毛泽民到任一年时，经中共中央机关派会计人员核查，经济上已有不少盈余)。正因如此，论及早期在沪党的出版机构，上海书店的机构规模、出版成果、发行业绩均首屈一指。

　　建党初期沪上这两个红色出版机构，或敢于创新，或精于策划，或善于开拓，在险恶环境中形成各自独特的编辑风格、成功的管理方式，为向人民群众开展革命宣传、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作出了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