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立了到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的远景目标，提出“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等新表述新战略。文化产业是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有利于转方式、扩消费、增就业、促转型，必将为助推国民经济体系效能提升作出更大贡献。

　　文化产业进入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新发展阶段

　　文化产业实力不断发展壮大。“十三五”期间，一系列文化产业政策出台，有效推进了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同时，数字内容产业生态初步形成，辐射到电信、出版、通信、广播电视、工业设计等众多行业，大幅拓展了传统文化产业的边界。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长期隐匿于故宫、敦煌莫高窟、孤本古籍等珍稀文化中的遗存“活起来”。

　　科技创新赋予文化产业发展新动能。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演进，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广泛渗透到文化产业各方面，既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延伸了文化产业链，又集聚了大量创新人才，文化产业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5236亿元，增长15.5%。数字文化产业得到了飞速发展，已成为扩大内需、增加就业、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文化消费需求更加旺盛。202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推动文化消费需求快速增长，文化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疫情期间，全国停止了各种线下文化活动，各运营商纷纷探索线上运营新模式，以爱奇艺、优酷、抖音为代表的视频产业，以腾讯游戏、盛大游戏等为代表的游戏产业，以微信读书、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等为代表的线上知识(音乐)产业，在短期内吸引了数千万习惯于知识付费的消费者，形成了“扎堆消费”数字文化产品的聚集效应。数字文化消费正在进入一个提质增量的扩张期，文化消费市场蕴藏着巨大潜力。

　　推动文化领域供给侧改革，提升数字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

　　“十四五”时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主线。数字文化产业作为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高、能耗低的“两高一低”知识密集型产业，有助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生力军，数字文化产业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显著优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文化和科技融合，既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延伸了文化产业链，又集聚了大量创新人才，是朝阳产业，大有前途。”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加强数字文化内容和原创能力建设。文化产品是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特殊商品，数字文化内容建设要始终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文化产品生产方式由标准化向个性化转变，增加了优质供给，成为文化产品生产提质升级的重要驱动力，由此形成的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正在以全新的方式改变着中国文化的发展形态和产业结构。加强原创能力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培育和塑造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的原创IP，加强IP开发和转化能力，通过打造更具影响力的数字文化品牌，创造更多既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数字文化产品。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文化和科技的跨行业、跨部门深度融合。数字技术所具备的通用性和共享性，可以在促进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同时，变革文化产业组织体系，催生出更多的新兴业态、商业模式，从而重构文化产业的创新生态。要注重对文化重点领域重大科技需求的分析研判，建设数据中心、云平台等数字基础设施，完善文化产业“云、网、端”基础设施，打通“数字化采集—网络化传输—智能化计算”数字链条。同时，完善文化领域数字经济生产要素，加强APP、小程序等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产业互联互通。鼓励数字文化企业参与企业级数字基础设施开放合作，完善文化产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所需基础数据、计算能力和模型算法，推动传统文化基础设施转型升级。

　　推动技术创新和应用，以促进精准供给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数字文化内容创造能力和服务能力的关键在于精准供给。这就需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延展性，延长数字文化资源供给的“服务链”，不断提升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匹配精准度。支持建立产学研用协同合作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推动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域成果转化。支持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在文化产业领域的集成应用和创新，建设文化产业数字化应用场景。

　　注重文化领域需求侧管理，激发数字文化消费潜力

　　需求侧管理有利于释放消费潜力，数字文化消费具备传播迅捷、互动性强、绿色环保等特点，正在成为社会主流风尚，有望成为未来引领新消费的主引擎。但扩大新型消费中仍有不少的堵点和难点，迫切需要着眼于持续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通过文化领域需求侧管理，推动国内总需求的中长期扩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途径。

　　加强文化市场体系建设，推动新型消费提质扩容。人工智能、大数据、VR、AR等数字技术的应用，文化数字内容服务、多媒体游戏动漫、可穿戴智能文化设备等新业态、新体验不断丰富居民文化消费选择，也为文化市场发展注入新活力。沉浸式、互动式、个性定制化的文化产品走进大众视野，5G的普遍商用将进一步释放数字文化产品的消费潜力和市场价值，也迫切需要变革文化市场管理的传统思维。应鼓励引导在线教育、直播带货、互联网诊疗、智慧超市等新兴消费业态发展，借助数字技术延伸旅游文化产业链，利用数字技术改造提升旅游景区，打造智慧景区、智慧酒店、智慧旅游小镇，数字公园、虚拟现实主题公园，打造区域数字旅游公共服务平台，通过线上线下结合、跨界业务融合，整合旅游体验、旅游管理、旅游服务和旅游营销等功能，为消费者提供快速、精准、多样化、本地化的旅游服务，提升旅游体验智能化服务水平。

　　建构文化消费的新场景，引导国货品牌转型升级。数字科技的不断发展加速文化产品的迭代更新，催生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也牵引文化供给的新业态、新模式升级。数字网络平台成为线上文化内容与线下多种业态融合的有效手段。要不断创造满足年轻用户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的新场景，加速传统文化与数字文化融合发展，推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生产、业态创新和传播推广模式创新，盘活文物、场馆、演艺等文化资源，扶持“老字号”和国货品牌跨界发展，提升国货品牌认可度、美誉度和市场价值，实现传统IP变现开发和“非遗”产业化，引领青年文化消费潮流，让国货品牌“潮起来”。

　　健全数字治理规则，优化文化消费环境。目前，我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商业环境还不够完善，由于缺乏明确规则和要求，互联网企业之间的限制竞争、平台垄断问题相当严重，导致中小微企业的创新活力受到抑制。要塑造和维护鼓励创新的数字文化市场体系，健全数字治理规则，加强数字文化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的知识产权保护，为数字经济、新业态以及企业知识产权布局提供法治基础，促进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运用和价值实现，让每个市场主体都能依法分享数据价值的红利。

　　（作者为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马一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