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在这里，元好问“留过踪”，乾隆帝“用过心”，直隶总督“用过功”，末代状元读过书……

　　莲池书院：问世间，书为何物

　　莲池书院是一处风景，灵动秀丽，让人流连；莲池书院是一部历史，厚重沧桑，令人唏嘘。

　　莲池书院位于河北省保定市中心区域，向为名园，有“城市蓬莱”之称，这一带作为风景已有近800年历史了。

　　漫漫岁月，楼台建了又废，废而复建，池生莲花，多少次绽放凋零；院存书籍，好几回收聚散逸。那些曾在池边赏莲、读书的人，来来去去，身影渐次消逝，他们的学识和感兴却留了下来，写在书里、刻在石上，化入风景，融入后来者的认知。书院文脉，如池中莲花，荣枯有时，生生不息。

　　引子：问世间书是何物

　　时下莲池总是游人不断，清代著名的莲池十二景已经恢复，最古老的景致却在十二景之外，绿野梯桥，建于元代。

　　元代是莲池以至保定城始建的时间，十二景中万卷楼也始建于元，现存为第二次重建，这“3.0版”万卷楼里目前没有书，元代“1.0版”确有数万卷。那时生灵涂炭、神器流离，变现力不足的书籍原难有存身之地，机缘巧合却从大河上下、大江南北集聚到新建起的保定（时称顺天）城中。

　　莲池与书及读书人的故事由此展开。

　　1250年，61岁的元好问抱病到保定，来看一套书，想依据这套书写本书，写成后死而无憾。

　　元好问有个关于生死的名句，“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写这句时他16岁，从16到61岁，他没有经历多少花前月下，饱尝的是丧乱流离。

　　作为金人，元好问亲历了蒙古灭金的整个过程，见证不断的沦丧、劫掠。1233年，蒙古军队进占金都汴京，金尚书省左司员外郎元好问成为俘虏，被押北渡。《癸巳五月三日北渡》记述其所见，“道旁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随营木佛贱如柴，大乐编钟满市排。虏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

　　劫后余生的元好问主要精力放在写书上，他说：“夫文章天地之元气，无终绝之理。”他要写史，要记录下被摧毁的文明。《金史》说他“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

　　元好问到保定想看的书是《金实录》。

　　1246年他在《与枢判白兄书》中说，上一年得足痿症，经医治仅免偏瘫，手指一直发麻，但仍要去保定阅读《金实录》，想依据其写史书。“惟有实录一件，只消亲去顺天府上一遭，破三数月功，披节每朝始终，及大政事、大善恶，系废兴存亡者为一书……此书成，虽溘死路边无恨矣。”

　　《金实录》是金朝官方编年体史书，本来在汴京，元将张柔抢到保定。《元史》载，入城后“柔于金帛一无所取，独入史馆，取《金实录》并秘府图书。”

　　保定城也是张柔建设的，1227年他进驻保州后，在废墟上重建。1239年元改保州为顺天（后又改为保定）路，张柔的规划奠定了保定数百年城市格局。他引水入城，建种香、芳润、雪香、寿春四个园林，雪香园就是今天的莲池。

　　具体主持建设的是副将贾辅。他和张柔一样喜欢书，从河朔、中原到淮南，每取一地，总是搜罗当地藏书，也运回保定，建起自己的藏书楼——万卷楼。

　　作为乱世豪杰，别人都抢金帛红粉，张柔、贾辅却对书籍情有独钟，虽属抢掠，也还算好过焚烧毁弃吧。

　　为整理藏书，贾辅请来文人郝经，将书分为九等（类），还让郝经为他讲解，听后对郝经说：“我的书有归宿了，我不再是开书店的，以前书都是放在楼里，现在到你腹中。你要传播出去，帮助百姓，否则万卷楼只是蠹鱼巢穴。”

　　元好问到保定访书却不顺利。秀才人情纸半张，到后他作《顺天府营造记》，颂扬张柔建城功绩，还为其写了勋德碑，但依据《金实录》写史书的愿望，未能实现。

　　史载被乐夔所阻挠，但元好问没有放弃写史，他说：“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他在家乡山西忻州建野史亭，以老病之身拼力著述，为后来者写《金史》打下了基础。

　　陈寅恪《吾国学术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中说，元好问、钱谦益等人“其品格之隆汙，学术之歧异，不可以一概论；然其心意中有一共同观念，即国可亡而史不可灭。”

　　皇帝的“书气”

　　漫步莲池书院，引人注目的除水里荷花，还有园中碑刻。莲池书院博物馆馆长柴汝新说：“现有碑刻约260方，包括康熙、乾隆等清帝御书碑刻30多方。乾隆曾7次到莲池，写下歌咏莲池的诗歌目前可查证的有50多首。”

　　“郝经贾辅迹犹著，九等五车事匪奇。咨尔于中枕莋者，尊闻要在勉行知。”这是乾隆写万卷楼的诗。

　　那是“2.0版”的万卷楼，元好问到访39年后，保定地震，雪香园、万卷楼等建筑均毁，经元末战乱，到明代楼阁尽失，只有池中莲花仍年年开放，遂得名“古莲花池”。明代地方官吏进行了些整修，但易代烽火又使旧园荒芜。

　　清代保定成为直隶省会。1733年，雍正下旨令各总督、巡抚建立省会书院，称“朕临御以来，时时以教育人材为念……封疆大臣等并有化导士子之职，各宜惮心奉行，黜浮崇实，以广国家菁莪棫朴之化。则书院之设，于士习文风有稗益而无流弊，乃朕之所厚望也。”直隶总督李卫以莲池“林泉幽邃，云物苍然，于士子读书为宜”，乃设莲池书院于此地，同时在书院旁增置使馆（宾馆）。

　　1745年，为满足乾隆西巡驻跸需要，使馆改建为行宫。1749年起，直隶总督方观承对莲池进行大规模改建，建成春午坡、万卷楼、篇留洞等十二景，并逐一绘图呈送，乾隆在其上各题七绝一首。除了这12首，乾隆另有27首也写十二景，还有以莲池书院为题十多首。皇帝青睐再加上区位优势，清代中后期，莲池书院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中说，书院产生于唐代，是拥有较多书籍的文化教育组织。南宋时期形成研究学问、教学传道、藏书、刻书、祭祀学派祖师、经营田产六大事业。明代全国有书院1962所，出现文人依托书院议论朝政的现象。

　　莲池等省会书院的建立，是清代书院大发展的开始。起初清廷担心书院聚集反清力量，采取抑制政策。社会趋于稳定后，为使书院能被朝廷所用，防范书院介入政治，康熙通过赐书赐匾等手段，加强对书院影响，岳麓、白鹿洞等书院都在其中。雍正开始建立省会书院为代表的官办书院，直接给予财政支持，并明确地方官员有管理责任。

　　乾隆着力构建上下一统、制度完善、定性明确的官办书院体系，寓控制于支持，乾隆在位期间新建修复书院1298所，以多出第二名513所的优势，位居历朝之首。

　　视察书院并题诗，是乾隆引领掌控书院的一个办法，不限于莲池。他本就喜欢写诗，“若三日不吟，辄恍恍如有所失。”唐文基、罗庆泗《乾隆传》称，其在位60年作诗41800多首，即位前和退位后作的尚不在其数。“但其中佳作甚少，绝大部分诗缺乏诗味，读来味同嚼蜡，有的还颇晦涩费解。”

　　从存诗量上说，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的总和不及乾隆一半，但很少有人能背下乾隆的一首诗。网上多说乾隆诗“垃圾”“烂”。乾隆当时应知别人的看法，他为莲池篇留洞题诗云“笑予诗句非坡也，一例镌崖七字留。”说有人笑他诗比不上苏东坡，也像苏轼一样刻诗崖上。说他诗不如苏轼，好比说你身高不如姚明，是实话，但听了也会不舒服。皇上身边的人，会说话。

　　乾隆曾说：“予向爱吟咏，不屑为风云月露之辞。每有关政典之大者，必有诗记事。”他追求的不是艺术，诗是他记录历史、表明态度的方式。为莲池创作的诗中就反映书院情况和相关政务，表达对教育和行政的看法。称不上好诗，但有史料价值。比如《莲池书院·五古》对书院办学宗旨和培养方式、目标提出要求，勉励学生作“君子儒”。

　　乾隆时，有些督抚用“书气未除”“书生不能胜任”等贬抑下属，乾隆却不认可，申斥道：“朕惟恐人不足当书生之称，而安得以书生相戒乎！若以书生相戒，朕自幼读书宫中，讲诵二十年，未尝少缀，实一书生也……至于‘书气’二字尤其贵，沈浸酝酿而有书气，更集又以充之，便是浩然之气。人无书气，即为粗俗气、市井气，而不可列于士大夫之林矣。”

　　200多年之后，读之仍感舒适，颇为天下读书人解气。肯定“书气”，倡导“君子儒”，重视书院建设，都体现乾隆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但他对书及书院的重视，主要是政治教化需要。他有“书气”，也有戾气。江苏华亭人蔡显作《闻渔闲闲录》抄了句前人写紫牡丹的“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乾隆震怒，蔡显斩立决，其子斩监候，门人及刻印、贩卖此书者均被判刑。乾隆一朝制造文字狱上百起，许多读书人因文获罪、因书获罪，轻则杖责流放，重则砍头凌迟。

　　“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书气”和戾气，推崇与峻责，其实都出于皇帝对书和读书人重要性的充分认识，要确保其为统治所用而不是相反。

　　总督的“功课”

　　从莲池书院到直隶总督署200多米，可步行连续游览，总督署内宅是按曾国藩在任时的样子陈设。时下曾国藩是热点人物，写他的书籍不知凡几，翻阅认可度较高的几部作品，在表述曾国藩督直上用的笔墨都不多，鲜有提及莲池书院。

　　《莲池书院研究》一书中收录了两篇介绍曾国藩与莲池书院的文章，内容充实，不过有一篇中称“上任伊始，他并没有像以往总督那样直接入住总督署内宅，而是破天荒地直接寓居莲池书院中办公，这在中国历代官员中都是极为罕见的……充分表明了其振兴保定府乃至直隶文教的明确态度和追求。”依据的是事实，解读稍显勉强，曾国藩到任时先在莲池住了16天，当时前任官文尚未离开，莲池有公馆（宾馆），过渡一下应属正常，不过他在“振兴保定府乃至直隶文教”上，确有“明确态度和追求”。

　　曾国藩督直两年两个月，值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他殚精竭虑整肃吏治、兴办练军、防杜水患，还是因处置天津教案谤议丛集、怅然去职。在这样背景下，曾国藩仍然在莲池书院花费了许多心血，重铸莲池学风，复兴直隶文教，给莲池书院发展和北方学术流变带来深远影响。

　　莲池书院存续170年，历59位直隶总督（含署理、护理）。曾国藩之前，李卫、方观承等在书院上做了不少功课。

　　李卫就是电视剧《李卫当官》中徐峥演的那个李卫，剧情多属杜撰，李卫实有其人。《清史稿》载：“李卫，字又玠，江南铜山人。入赀为员外郎……十年，召署刑部尚书，授直隶总督。”入赀指花钱捐官，李卫并非电视剧所演的那样出身低微，靠偶然结识皇子当上官，他是富家子弟，能“拼爹”。

　　李卫入仕靠银子，升职靠的是才干。他文化水平不高，但对文化建设很用心。建省会书院上谕下达时，他正在海边救灾，回任立即选址，次月开工，4个月建成。雍正指令拨付一千两银子建书院，不够，李卫捐献自己的养廉银补足。

　　方观承属桐城方氏，任内不仅打造十二景给莲池带来外部变化，还延揽名师加强书院内部建设。他请来曾入上书房教皇子读书的汪师韩任莲池书院山长（院长），当时已建起“2.0版”万卷楼，但当年贾辅豪情劫掠的数万卷书早不知所终，汪师韩向方观承提出申请，得到特别拨款购置书籍。

　　曾国藩督直期间日理万机，但他一直倾心关注书、读书人和莲池书院，且笔耕不辍。

　　据《曾国藩日记》载，1869年正月二十七中午入住莲池，即“周览公馆中名胜”，下午4点出门，到莲池书院山长李嘉端处“久坐，傍夕归”，在轿中、在灯下都重读《左传》。

　　李嘉端与曾国藩像同打一种“通关游戏”：中举、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任乡试主考官、授侍郎、与太平军作战。一开始李每次都比曾“过关”早，曾中举时，李已任乡试主考官，但1852年李嘉端任安徽巡抚，与太平军作战不力被革职，1853年起曾国藩率湘军和太平军作战，1864年功成。

　　上任后曾国藩又多次找李嘉端谈，不只是叙旧，李嘉端工作上又出事了。这年五月十三，莲池书院一次考试中，许多学生不交卷还一哄而散。次日中午，曾国藩找李嘉端谈此事。几天后，曾国藩亲自到书院，重新组织考试。

　　当官时李嘉端就有“铁大人”之称，认真，执教后不改本性，称“讲席之位，同气所关，若草草了事，必贻误众生。”奈何众生往往不领情，“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李嘉端大概递了辞呈，六月初十曾国藩给黄倬的信中说，李嘉端“近因与士子不甚相洽，欲离此席。”托黄倬寻访继任者，要求“本领既须超越时流，教人又须殷勤耐烦”。

　　之后半年多，曾国藩又托朱学勤、吴廷栋等人寻访，最后选定直隶新城（今保定高碑店）人王振纲继任。王振纲和曾国藩同年，会试时王振纲第一，曾国藩第38名，殿试时王振纲将“衹”字读错音（本平声读成上声），按纪律只能归班（待岗）。他就此在家治学侍奉双亲，在保定很有威望。曾国藩认为“虽非满意之选，而乡望素孚，当免讥议。”

　　除了选山长，还要出考试题。莲池书院考试分师课和官课，官课是由地方官员负责出题主考，包括直隶总督。曾国藩到任后第15天的深夜，“因明日考书院，将出题目，沉吟良久。”之后几天又在组织考试和阅卷上花了不少时间。对成绩优秀的学生，曾国藩予以接见慰勉。

　　了解莲池书院后，曾国藩对当时直隶学风不以为然，同年七月初二他写给李鸿裔信中说“此间士风稍陋”，之后在烦冗中抽时间写了三天，作《劝学篇示直隶士子》，对直隶地方风气和学术氛围进行分析批评，秉承儒学传统结合时代趋势，提出要改化学风经世致用，要求学子们引领风气之变。

　　曾国藩这些努力，是行皇帝要求的“化导士子之职”，更是尽儒者本分。今人多对曾国藩修身、事功以至识人等感兴趣，这些是“术”，他的“道”想是在巨变中传续光大儒学。“对于一百年（1840-1949）的中国近代史来说，处于开端初期的曾国藩的一生活动，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用一个词概括：近代儒宗。”（引自林乾、迟云飞《曾国藩大传》）

　　山长的“教案”

　　在直隶总督署可以看到所有总督的记录，在莲池书院找不到历任山长的名单。柴汝新说，在1900年的变乱中，书院资料毁损，经努力目前只梳理出14位山长，不全。

　　不过从曾国藩到任开始，每位山长任职时间清楚，遴选过程能追溯，教学理念和业绩可查阅。大概是相隔时间相对短，且曾国藩等勤于著述，作品流传广，即使莲池里无记录，他们与书院的情况也可查询。继曾国藩督直的是他的学生李鸿章，对莲池书院，李继承了曾的办学理念并加以创新。

　　1877年，王振纲在莲池去世，李鸿章请黄彭年接任。1882年，黄彭年出任地方官，请来张裕钊。1888年9月，张裕钊离开，1889年2月，吴汝纶到任，一直任职到1902年。张裕钊和吴汝纶都属“曾门四弟子”，他们将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教学治学理念具体化。莲池书院的“教案”，既强调古文，也引入西学，成为晚清全国书院翘楚、学术文化重镇。

　　黄彭年到任后发现方观承拨款购置的书籍多已散失，请示李鸿章，得银1500两，购书3万多卷。在书院开设学古堂，组织学习科举功课之外的经史学问。来求学者增多，教舍不够，又得李鸿章支持扩建校舍。新校舍建成后，黄彭年对全院学生讲话称，科举应试不是书院学习根本目的，目的是学成之后“穷则以孝悌忠义化其乡，达则以经济文章酬乎世”，体现着从曾国藩到李鸿章都宣扬的经世致用的思想。

　　黄彭年还开设考据训诂之学，兼学声光化电历算之科，今莲池内红枣坡上有六幢亭，保存着辽、金、元经幢，是当时学生从涿州、定兴等地收集来，备作考证的文物。

　　莲池里有块还称不上文物的碑，昆阆院内“张裕钊、宫岛大八师生纪念碑”。是1986年中日民间人士共同建立，纪念张裕钊在莲池书院招收日本留学生宫岛大八。1887年，宫岛大八在莲池拜张裕钊为师，留起辫子，随张学习8年，直到张去世才回日本，在日本建立善邻书院，讲授中华文化。

　　张裕钊给宫岛布置的必读书中，有《曾文正公全集》。曾国藩承续桐城派文风，但他也是洋务运动倡导者。张裕钊执掌书院后，在继续讲授经史学问同时，引导学生接触西方科学。弟子齐令辰出身高阳齐氏，家传儒学，读西方天文、数学著作后成为兼知中西的学者，是现代名人齐如山之父。

　　宫岛大八在莲池书院只学了一年就随张裕钊离开。张裕钊是无奈去职，李鸿章有意请张佩纶入主莲池，让张裕钊回湖北老家。莲池书院当时地位高，山长年薪白银1600两。张佩纶是直隶人，李鸿章红人，1888年六月初九他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各归乡里，莲翁（指张裕钊）谅亦乐从。”但张裕钊不“乐从”，学生们也不乐意。宫岛大八记述称：“莲池书生数千人，愤李之所为，联名谋退院，李不得已，举师之友人吴氏代之，骚乱始得已。”张佩纶没当成山长，却成了李鸿章的女婿，后有个孙女叫张爱玲。

　　吴汝纶当时任冀州知州，在那主要政绩是文教斐然（后来那一带有个中学叫衡水中学）。辞知州去当山长，别人觉得奇怪，吴汝纶说：“因思他日告罢，未必得此佳馆，不如仍理旧业。”

　　这一年他49岁，这份工作一气做了14年，柴汝新说，是已知莲池书院山长中任期最长的。

　　吴汝纶虽是李鸿章的无奈选择，但二人关系甚好，教育理念相通。到任后，在李鸿章大力支持下，吴汝纶对莲池书院教育模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认为“科举不改，士皆专心八股，无暇他学，最足败坏人才。”他否定的是科举八股，并非古文儒学，主张坚持中国文化传统，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称：“文者，天地之至精至粹，吾国所独优；语其实用，则欧美新学尚焉。博物、格致、机械之用，必取资彼；得其长，乃能共竞。”

　　吴汝纶实践曾国藩的学问主张，培养了一批文学辞章之士，形成以莲池书院为中心的北方古文重镇，被有的学者称为“北学复兴”。与此同时，吴汝纶主持购置西学书籍和时政报刊供学生阅读，并加以介绍引导，说：“洋务，国之大事，诸生不可不讲。今新出之书，有《泰西新史揽要》……其书皆百年以来各国转弱为强事迹，最为有益中国。”

　　1896年，吴汝纶在莲池书院设立西文学堂，之后又创办东文学堂。两个学堂的创办以及购置西学书籍等都是靠李鸿章提供的经费。学堂教学内容除了英文和日文，还设立了外国历史、地理、政治、格致（指物理、化学等）之学，并请来外教，如英国传教士贝格耨、日本学者野口多内等。吴汝纶颇自得，说：“书院中兼习西文，亦恐只莲池一处也。”

　　遗憾的是，西文、东文两学堂在保定存活的时间不长。书院学生邢赞堂回忆说：“时保定风俗蔽塞，见创此外语学校，群情早已骇怪，起而非议。比及庚子变起，无知者更欲借以报复，生徒星散……”时距西文学堂创立不过4年。

　　当时全国大部分书院都还是以应试科举为目标，沉浸在理学或经史考据之中，在传统氛围较深厚的北方出现莲池书院这样的教育模式，如出水芙蓉，惊艳出场，像秋后残荷，颓然落幕。

　　尾声：状元的黄昏

　　在莲池西侧设有莲池书院专题展，进门迎面一尊塑像，不是前边提到的任何一个人，是刘春霖，莲池书院学生，状元。像选得没错，能体现书院成绩的是学生，也只能是学生。学生成为状元，当然值得彰显，不过他是中国最后一位状元。

　　刘春霖中状元是在1904年，那是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当时莲池书院停办已两年。之前，1900年联军侵占保定，莲池书院被洗劫一空。那一年，有一位状元在莲池自尽。

　　崇绮，不是莲池书院学生，是清代唯一的旗人状元。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慈禧、光绪西行，崇绮等人坐皇帝车仗南下到莲池。崇绮妻儿在京集体自杀，崇绮闻讯当晚亦自戕。

　　从皇帝、总督到山长均用心经营制度，培养出的最优秀学生和制度本身，在莲池书院都走到黄昏尽头。

　　李鸿章曾自称是“裱糊匠”，东补西贴将破屋装饰成净室，但经不起风雨。他和曾国藩的诸多努力，终究没能挽救一个落后于世界潮流的政府。官办书院是要为皇帝所用，“从近代历史的经验教训来看，一个封闭的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府是不可持续的，是没有出路的，而一个开放的能够代表社会各阶层的政府才是可持续的，才是有前途的。”（引自马平安《晚清政治地图》）

　　元好问写“问世间，情为何物”时，是在参加科举考试的路上，那次考试的情况早无人关心，科举制度也结束100多年了，但“直教生死相许”的句子仍在代代传诵。

　　万卷楼里，贾辅抢来的书，方观承、李鸿章拨款买来的书都不知去向，万卷楼本身也两次重建，但郝经、黄彭年、吴汝纶的文章还在流传。

　　郝经为元好问作祭文称：“先生虽死，文或不死，是谓亡而不死。”书院停办了，然而书院承续的文脉绵延不息。

　　1906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在莲池书院旧址建立直隶文学馆，以保存国粹。

　　1912年，莲池书院旧址为新建省立第二师范学堂附属小学使用。

　　1917年，齐令辰的学生李石曾在莲池附近育德中学建立留法预备班。湖南籍学生李富春、李维汉、刘少奇等先后进入学习。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18年10月7日下午，毛泽东在保定莲花池公园同李富春等聚会。

　　1927年，莲池书院学生傅增湘出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辛亥革命后他就开始大规模收藏古书，曾赴日本收集流失的中国古籍，藏书的质和量同时代罕有人可比。

　　1936年，河北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发起建立河北莲池讲学院，“以研究国故、沟通新旧学术、造就通材为宗旨。”

　　1951年，莲池文化馆成立，保定市人民政府在困难的条件下，筹措25万斤小米的折款，修缮莲池。

　　1965年，孙凤章撰成《保定古莲池史略》一书。

　　1986年，国家文物局拨款百万元用于恢复莲池书院工程。

　　2001年，国务院公布古莲花池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2年到2005年、2008年到2009年，莲池进行了两期大规模复原修缮，莲池十二景全部恢复。

　　柴汝新2003年到莲池工作后，很快被莲池书院丰厚历史所吸引，潜心研究整理史料，埋头写作，陆续编著《莲池书院研究》《古莲花池》《莲池书院志略》《古莲花池碑文精选》等一系列书籍。他说，家人抱怨他执着这事没啥“收益”，可他乐此不疲。他亲历了莲池书院之“形”——十二景等建筑的恢复过程，还在期待通过与大学合作等方式使书院之“魂”——研究、教学、藏书等功能也能真正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