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近日在沪封顶，填补了国内新闻出版专业博物馆空白。上海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和出版业的发源地，百余年以来，张元济、史量才、邹韬奋等上海新闻出版群星闪耀，也发生了许多新闻出版的社会大事件。新闻出版史上的这些“第一”，你知道吗？

　　首份中文报纸开阔视野

　　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份中文报纸《上海新报》，于1861年诞生在上海。论资历，它比更为人所熟知的《申报》还早了11年。《上海新报》由《北华捷报》馆于1861年11月19日创刊，字林洋行发行。《北华捷报》是英文周刊，于1850年8月在上海创刊，虽然当时上海只有200余名外国人，但是它的诞生让上海有了第一份可称为新闻传播媒介的定期出版物。

　　《上海新报》是一份专供华人绅商阅读的商报。内容主要为中外新闻、物价、船期消息、告白，也刊登一些科学知识，它是当时华人获取新闻信息的主要渠道。据上海档案信息网的资料显示，当时，《上海新报》已自觉使用“信息”这一字眼，如“外国新到信息”“外国信息”等；而“外国信息”后来还被辟为专栏，集中刊登海外动态，引导华商们把注意力从本埠扩展到外埠，由国内扩展到海外。

　　华美德、傅兰雅、林乐知等先后主持编辑《上海新报》，他们都是外国传教士，也是精通汉语的中国通。《上海新报》在《申报》问世后不久，便于1873年1月18日终刊。在新闻出版史研究专家看来，《上海新报》持续十余载的创办，为后继者《申报》的传播，培养了一定数量的报纸读者，也为日后上海各类报刊的涌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百余年发展，上海确立了中国出版重镇的历史地位。据统计，1912年－1949年间，300余家出版机构集中在上海，占当时全国80%以上；列入中国近现代学术名著的千余种图书，近95%为上海出版。

　　发出救亡图存的时代强音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也是红色出版物的重要基地。新闻出版凝聚了一批批有志之士，追求真理、传播真理，发出救亡图存的时代强音。

　　1920年8月，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就是在上海印刷出版的。1921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便在上海组建了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全书》（三种）、《列宁全书》（四种）等理论著作。此后，上海书店、崇文堂印务局、上海长江书店相继成立，出版和发行《向导》《新青年》《前锋》《中国青年》等革命刊物。

　　其中，《向导》创办于1922年9月13日，作为中共中央第一份公开发行的机关报，它共出版了201期，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最有影响的报纸。据资料显示，《向导》开辟了“时事评论”“寸铁”“什么话”“读者之声”等栏目，主要撰稿人有蔡和森、陈独秀、瞿秋白、高君宇、彭述之等，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马林等也写过一些重要文章。

　　众多读者信任和赞美《向导》周报，认为它是“‘在黑沉沉底下的中国’的一线曙光”，“唤醒了不少在迷梦中的青年”。1923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25周年纪念日的民意测验，有“现在中国的‘日刊’‘周刊’，你最爱看哪种？”的问题，答者以学界读者和市民为主，在被调查的1007人中，《向导》获224票，名列周刊类榜首。

　　“昌明教育”是出版人的心愿

　　近百年来，许多人都在寻找富强中国的道路，出版家、教育家张元济选择的是以出版来推动教育，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赓续而努力。

　　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掌舵人”，张元济将其从一个印书作坊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出版企业。1902年，当张元济刚来到商务印书馆时，这里只是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场。许多人不解：张元济为何放弃在南洋公学的显赫地位，却跑到一个小弄堂工厂来？

　　张元济认为，在那个年代，“开启民智”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开启民智，就要出版好书、好刊物。在他看来，南洋公学的规模还很小，那些人才远远不够用，国民的普及教育在当下尤为重要。半个世纪后，他又用一首诗重温了他的理想：“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

　　张元济对出版要求颇高。影印古籍，他选最好的版本；推介西学，需要最好的翻译者。对书的排版样式一再叮咛：书的版框四周空白要宽展一些，“否则紧眉头,令人一见烦恼”。还有许许多多的事务，包括书稿他亲自看，有些书他亲自编，外面的联系他亲自出马，甚至买纸张、买印刷机、收古书，都事必躬亲。

　　在上海档案馆现存的一本影像资料中，记录了1932年商务印书馆总厂及附属的东方图书馆被日本侵略军轰炸后的景象。五层大楼成了空壳，商务印书馆80%的资产被毁。最令人痛惜的是东方图书馆的46万册藏书悉数被毁。这也成了张元济这位爱书人心中永远的痛。张元济的孙女张珑在《水流云在：张元济孙女的自述》一书中回忆：“被焚后的纸片乘着北风漫天飘洒在市区上空，甚至还落到我家的花园。数千年祖国文化的载体，毁于敌寇的炮火，祖父潸然泪下，悲愤之心，无以言表。”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是张元济晚年所写的一副对联。一个文明古国绵延至今，正是因为有了张元济们接力传承。

　　珍贵签名本背后的故事

　　在鲁迅纪念馆里，藏有一本近代出版家邹韬奋赠给鲁迅的珍贵签名本——《革命文豪高尔基》，出版后再版6次。上海韬奋纪念馆副馆长王晨向记者讲述了其背后的一段感人故事。

　　1932年11月1日起，邹韬奋利用上班前、下班后的业余时间，不到5个月，完成了美国康恩教授的《高尔基和他的俄国》一书的编译工作，取名《革命文豪高尔基》，约20万字，并在《生活》周刊登出了即将出版的广告。1933年5月9日，鲁迅看到了广告，给邹韬奋写了一封信，说这“实在是给中国青年的很好的赠品”，并说：“我以为如果能有插图，就更加有趣味。我有一本《高尔基画像集》，从他壮年至老年的像都有，也有漫画，倘要用，我可以奉借制版。制定后，用的是哪几张，我可以将作者的姓名译出来。”

　　最终，邹韬奋从鲁迅提供的书中选了7张照片和1幅漫画，加上自己找的3张照片，一同付印。鲁迅又专门翻译了照片的说明。邹韬奋说，这些照片和说明“为本书增光不少”。书出版后，他特地送了鲁迅一本签名本，表示感谢。

　　《革命文豪高尔基》出版后，受到大多数读者的欢迎和肯定，但也有不同意见。针对读者中一些非议，1933年11月，当时在鲁迅家中避难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瞿秋白接连写了两篇书评——《关于高尔基的书》和《“非政治化的”高尔基》，力排众议，极力推荐此书。瞿秋白写过《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翻译过《高尔基论文选集》《高尔基创作选集》，对苏联和高尔基都有深刻了解，所以，他的书评富有说服力。

　　邹韬奋的这本书连接了鲁迅和高尔基两位文豪，成为传颂不衰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