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书画扇漫谈

　　折扇，是一种可以开合折叠的扇子。作为一种舶来品，其得名主要是针对此前中国所故有的团扇而言。它的最早出现在文献中记载不一，大至是在宋代由日本、朝鲜传入中国，但其形制又因在三国间相互交流影响而产生大同小异的样式和名称，先后被称为“倭扇”“高丽扇”“撒扇”“折叠扇”“聚头扇”等。

　　折扇在中国一经出现，很快在文人士大夫中受到广泛的青睐。宋高宗时，中书舍人朱翌词《生查子·咏折叠扇》云：“宫纱蜂趁梅，宝扇鸾开翅。数折聚清风，一捻生秋意。”明代詹景凤《东图玄览》云：“马远竹鹤，马麟桂花二册，本是一折叠扇的两面，与今折叠式无异，扇式折痕尚在，皆绢素为之。”可见南宋时不仅有绢面制作的折扇，且有不少著名画家参与在折扇上创作书画。折扇的鼎盛期还是要到明、清两朝。刘元卿《贤奕编》记载：“永乐中朝鲜进撒扇，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为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永乐皇帝朱棣的垂青令折扇很快在全国范围风行开来。明中晚期苏州经济繁荣，“吴门画派”崛起，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诸家无不染指书画折扇。吴荣光题记说，“到明代四家，唐、沈、文、仇始为书画，蔚为吴下人书画扇面之风气”。由于书画名家、文人士大夫的参与，进而又对制扇工艺和扇骨雕刻等提出更高的要求。明清以来的文人雅士们几乎人人都喜欢书扇、画扇甚至参与制扇。折扇正是以其特有的社会功能进入到文人的日常生活中。

　　一把折扇打开后有正反两面，通常一书配一画，相得益彰。相较于画扇，文人中能书扇者人数更多，尤其是一些文化名人或上层官员，往往求扇者极多。晚清大臣郑孝胥颇有书名，其《郑孝胥日记》有如下记载：“日来索书扇者麋集，日需作扇数柄，皆却之不得者。”“濒行，为人书扇无算。”另外，翁叔平日记中也有类似记载：“热甚，挥汗写扇，尽案头所积。”“写扇十柄，臂为之酸。”“阴，早晨欲雨而炎蒸不可当……归寓，写扇看画，不胜其忙，甚无谓也。”可见一些上层人士已有为名所累、欲罢不能之态。

　　当然，多数时候文人书扇画扇的心情还是非常愉快的，比如有一页民国海派名家合作扇面，记录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文人雅集，陈运彰题字、张大壮画虾、张中原画鱼、鲁少飞画贝、陆绍九画猪排、陈莲涛画猪头，左侧有大观雅集印章一枚，可以想见，当日众人笔会完之后定有一番大块朵颐。其中张中原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年轻有为的实业家，致力于推动海派艺术发展，在上海南京西路和黄陂北路口创立了“上海书法研究社”“大观艺圃”和“大观雅集”，成为当时上海规模最大的书画团体。尤其是“大观雅集”，参与者有赵叔孺、吴湖帆、张大千、黄葆钺、江寒汀、唐云、姚虞琴、高野侯、丁辅之、钱瘦铁、张大壮、商笙伯、陈莲涛等数百人，几乎囊括了当时大多数的海派知名书画家。其主要活动是利用周末假日轮流在会员家中雅集，进行书画创作，切磋画艺，为艺术家提供互助交流的平台。张中原更是为开展各类艺术交流活动和解决艺术家生存发展需求慷慨解囊，深得信赖和拥戴。此举被业内赞誉为“发扬国粹文化，颇著功绩”。新中国成立后，张中原被发配至江西劳动改造20多年，无意间为江西画坛带来了一股海派遗风。这是后话。

　　中国传统文人多有嗜古之癖，明代屠隆的《考槃余事》、高濂的《遵生八笺》、文震亨的《长物志》等，对人们的收藏都起着重要影响。历来人们对雅好收藏、耽于鉴赏之人称为“好事者”。要论古今第一附庸风雅的“好事者”则非乾隆莫属。清宫中各类法书名画、青铜鼎彝、玉石陶瓷、牙章犀角等不胜枚举。折扇作为文玩雅物一经出现，毫无意外地成为乾隆搜罗的对象。据记载，乾隆元年，太监毛团一次就上交了以明代画扇为主的2224柄扇子，乾隆立即命唐岱（王原祁的学生、画馆唯一具有官职的画师）对这批扇子—一进行分类。唐岱的效率极高，6天之后就将这2000余把画扇“分等次”呈进，以供乾隆品赏。乾隆八年，内府出所藏书画扇精品300柄收纳于两只精致扇匣之中，名曰“烟云宝笈”。乾隆不仅示意臣子们进献名扇，还凭一时兴起命造办处按他的意图制作各种颇有特色的扇子，如百宝嵌、紫漆描金、黑漆嵌螺钿、剔红、乌木嵌银丝等名目，体现了其用工繁复、极尽华丽的“乾隆工”。

　　一般文人中也不乏对藏扇情有独钟者，如民国时上海陶希泉集扇一万柄，自号“万扇楼主”；天津陈彰寿大律师藏扇千柄，每日外出辄换一扇；著名报人“补白大王”郑逸梅自称爱扇成癖，集扇累累，数量达近千。因其名中有一“梅”字，好友纷纷赠以书梅扇、画梅扇，一时传为艺林佳话。

　　今天，折扇早已失去了它原有的使用功能，也不再是文人们标榜身份的道具，但作为极具传统文化内涵的艺术品，书画扇以其特有的艺术形式越来越得到收藏家们的青睐。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扇子的交易渠道已经不限于传统的商人和画廊的私下销售，更是成为各大艺术品拍卖场上的常见拍品。近年来，书画折扇及扇面的成交价一路攀升，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成交价格屡见不鲜。价格的不断走高，也是书画扇艺术魅力的体现。